互联网是中国的第五个边缘革命

“互联网位移”与“失控的未来”

题目有一个词“位移”，大家可能会感觉到费解，位移实际上是一个地质力学的概念，在大的地震之后会产生很大的位移，而位移如果发生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一个新大陆。我以此来比喻，互联网现在可能产生了一个新大陆，这个新大陆的形成和影响，对现有、现存社会，无论是结构、功能，无论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有一本书叫《变革中国》，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科斯。《变革中国》讨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到底是什么地方成功了。科斯的理论非常简单，他把中国改革称之为边缘革命。为什么是边缘革命呢？就是中国改革主要由四大边缘革命构成，分别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

科斯在书中的分析，这四个领域的革命主角全部来自社会主义中的边缘角色，当饥饿的农民背着政府悲催而勇敢地按下自己的指模，开启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城里待业青年和回城知青不得不自谋生计时，个体户就开启了中国的城市改革。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广东，成千上万的人为了改变生活，冒着生命危险逃港，才有了经济特区，这是经济的丰碑。无数洗脚上田的农民创办了乡镇企业，他们造就了今天民营经济的景象。

张曙光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发生了两种改革，一种是政府自上而下发动和引导的改革，另外一种是草根阶层自下而上发起的改革，其实这就是边缘革命。为什么会发生边缘革命呢？这是危机形势下不得已的选择，不这么走就没有办法了，而且很多阶层都受到了损害，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他们硬生生闯出一条路。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这是当时体制能够允许和容纳的事情。如果我们当时的体制完全不容忍这些草根的创新，今天的中国也不会走到现在这么好。所以，体制的包容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互联网是中国的第五个边缘革命。互联网在中国是彻头彻尾自下而上造成的，但同时它的确也是在体制的包容下才能够成长的。早期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由产业部门主管的，由于它是产业部门主管，确保了在开拓阶段的思路是先发展后管理。先发展后管理的规制理念对互联网的探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7年2月国务院信息办组织举办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开启了中国互联网启蒙第一课，尼葛罗庞帝第一次正式访华，伴随着中国与国际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中国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尼葛罗庞帝认为社会基本的构成要素，现在正在从原子变成比特，过去是在原子世界，现在变成了比特世界。尼葛罗庞帝根据这个转换提出一整套的预测：比特替代原子、个人化的双向沟通替代了由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接收者现在主动将信息从各种地方拽出来，而不再是等着信息被推到自己身边，等等。

比特改变我们使用原子的方式

在一个没有疆界的世界里，人们不用背井离乡就可以生活在别处。我第一次看到尼葛罗庞帝的《数字化生存》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激动，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将之翻译为中文。他讲到的核心东西，所谓“数字化生存”，就是你要想办法移动比特，而不是移动原子。

我们在进入一个失去重量的经济中，我们交换的越来越多不是有形的东西，而是无形的信息、服务、知识产权等。如果不数字化，你的确难以生存。我们倒回来看，看到原子和比特的关系之后，当你戴上不同的眼镜看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这就是比特和原子之间存在永恒的矛盾，这个矛盾我称之为变化缓慢的原子与飞速变化的比特之间的矛盾。

硅谷著名投资人彼得・泰尔说，我们想要会飞的车，但我们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140个字符指的就是推特的发明。为什么彼得・泰尔这么说呢？他说到原子世界的变化这么缓慢，以汽车来说，今天的汽车肯定是更省油了，也更安全了，可是今天的汽车与100年前的汽车其实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可是大家看自己的手机，三十年前的手机像砖头一样大，真能砸死人。今天看看手里的手机，不再是电话了，它是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信用卡，它也是健康管理设备。手机和汽车相比，手机的发展速度快太多了。如果原子世界的变化如此缓慢，如何才能用比特来代替原子，或者用比特改变我们使用原子的方式？这是创新的丰厚土壤。我们承认比特永远不会取代汽车或者飞机，但它会决定性地改变我们使用汽车或者使用飞机的方式。

在硅谷炙手可热的特斯拉汽车，它不仅是电动汽车，不仅是因为它造成能源方面可能性的变化，另外它是平台，它将苹果和谷歌加在一起。未来的汽车不是仅仅可以到处移动的工具，它也是一个平台，在平台上拥有一系列跟无线网络连接的软件程序的接口，这些软件程序可能包括你的工作、学习、娱乐等，会有很多的程序员和应用的开发者为你的汽车创造一系列的应用，包括从助手到导航、到地理搜索、到按需点播的电影和音乐，包括即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