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对中美关系所起的作用，通常认为他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执行人之一，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与中国共产党结怨，从而为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恶化埋下了伏笔。实际上，抗战后期，美国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共是中国未来政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中共也积累起比较正面的印象；而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目标是要把中国培养成一个可靠而又强大的、与美国拥有共同政治价值取向的亚洲盟友，在这一认知和政策目标的指引下，对美国而言，扶蒋与反共不是必然联系的命题。也正因为如此，抗战胜利后，美国多次试图将美中关系从美蒋关系中剥离出来，然而这一努力屡屡被消弭在中国国内政治的残酷现实中。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以及他在任大使期间的外交行动，实质上正反映着这一努力。对司徒雷登的外交努力进行认真分析，可以认为司徒雷登的外交目标在于增进美中关系而非扶蒋反共。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出任大使，美国试图修补自身立场
1946年7月，正在中国负责调停国共冲突的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推荐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考虑到此前赫尔利担任大使期间扶蒋一边倒的立场，以及两个大使候选人对共产党的立场与看法，任命司徒雷登这项举措本身说明，美国希望通过建立正直而又中立的威信增强其调停建议对国共双方的影响力。
（一）人选的更换
首先，前任大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将美中关系界定为美蒋关系，他的外交行动让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意图和目标产生深深的不信任和猜疑。在上任之初，赫尔利积极奔走于重庆与延安之间，试图通过政治和解的方式建立联合政府，他按照美式民主政治的模式为中国规划政治蓝图：认为只要国共两党都抑制住本党内的极端势力，国民党能够对共产党做出一些让步，共产党就可以进入政府成为合法政党，建立联合政府。他抱着这一乐观的想法飞往延安，与共产党主要官员一起规划了五点协议，在他看来，五点协议是解决国共问题的公正基础。然而宋子文告诉他，国民政府不能接受，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三条反建议。赫尔利马上从先前的立场上退却，转而全力支持蒋介石，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任务是要防止国民政府崩溃。这让共产党形成一种认识：美国的预设立场是站在国民党一边，在国共之间拉偏架，从而损害了美国作为协调者的中立印象。美国政府意识到赫尔利的立场将会损害美国的在华调停努力。1945年4月28日，国务院远东司在备忘录中阐述了不同意赫尔利大使政策的理由，“我们认为，赫尔利的政策正在增强蒋介石委员长在处理内部统一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正在不明智地把我们对中国的军事支持限制为只给予委员长的军队，从而使我们不能利用可能被有效地用来打击日本的其他中国军队。我们认为，他的政策正在使我们所拥有的能促使委员长进行军事、经济和政府改革的影响和手段失去作用，而这些改革是实现中国内部的统一和稳定所必需的。总之，赫尔利大使在本政府对华关系问题上正在沿着一条我们并不同意的路线进行，我们担心按照他的做法会使中国走向内战和严重的外部纠纷”。因此，赫尔利的辞职是美国政府检视其对华政策的一大努力。
其次，为了避免受到国共双方认为美国持有偏见的指责，美国放弃最初属意的人选，另择教育家、传教士司徒雷登。这项举措本身证明美国希冀修复赫尔利大使在中共方面造成的扶蒋一边倒的印象。司徒雷登出任大使是以美国收回此前对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的提名为代价的。国民党要人董显光认为这是“中共的胜利”，理由是美国考虑到共产党对魏德迈的强烈反对，中途换人，证明共产党对人选的看法对美国产生了有实际效力的影响。在董看来，尽管司徒雷登“本身并无共党色彩，但他对于共党政治却鲜了解。中共此次排斥意志坚强如魏德迈者于美国大使馆门外，确是他们的真正胜利”。这将会对共产党具有强烈的鼓舞作用。
在提名之前，马歇尔将军希望寻觅一位洞悉中国事务的帮手协助调停。魏德迈深得蒋介石信任，他与国共高层都打过交道。马歇尔建议杜鲁门总统（Harry S. Truman）任命魏德迈出任大使，获得杜鲁门的同意。马歇尔在一次非正式的新闻会上透露了这一计划。共产党方面知道后，向马歇尔表示共产党不接受魏德迈。7月初，马歇尔电告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因为人选消息引起共产党抗议，对调停造成困扰，因此要求取消魏德迈使华任命。
共产党之所以抗议对魏德迈的任命，是因为魏在抗战胜利后采取迅速行动将国民党军队运送到华北的关键地区，避免抗战胜利果实被共产党抢了先。这让共产党认为他在国共双方之间难以进行公正调停。魏德迈对这一突来变数非常反感，当艾奇逊与他约谈此事时，他说：“我一开始并不想担任大使，只是由于马歇尔迫切要求，我才同意接受提名。我只是不喜欢这种观念，即共产党人有权决定由谁来出任美国政府的责任职位的任命。”（二）两位大使人选对中共看法的差异
从司徒雷登与魏德迈对中共看法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理解更换人选为什么会激起国民党要人的强烈不满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意义。与当时绝大部分来华的美国人一样，司徒雷登对中共的看法经历了从疑虑、担忧转向同情和有保留称许的变化。作为传教士，他的思想体系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是不相容的。20世纪20年代，他曾担心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将使基督教面临很大的威胁，抗战爆发后，他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只不过是农民不满的体现，因此不必把中国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看得太严重。在白色恐怖年代，国民政府压制偏左政治学说，他主张学术自由，在他执掌下的燕京大学，师生可以公开讲授、学习马克思主义课程和书籍。而魏德迈在重庆谈判期间对中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曾在魏德迈寓所谈论过共产主义的本质和手段。魏德迈后来在报告中写道，“我常听说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对中国福祉关心的农民改革者，但是这次非正式的历史性会面拆穿了这些在美国被广泛传播的报告根本就是谎言”。如果任命魏德迈出任大使，可能会加深中共对美国立场和意图的疑虑，损害美国作为调停者的影响力。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