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雍正皇帝，浮现在国人脑海里的多半是唐国强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印象，一脸严肃，横眉冷对，还是皇子时就被称为“冷面王”。雍正之所以能在几十位皇子中脱颖而出继承皇位，说法很多，但其严苛的性格应该是原因之一，也只有严苛的人才能收拾好康熙晚年理政过宽的烂摊子，守住江山。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严苛的人，一位为了催缴亏空让众兄弟上街练摊的人，主动为各级官员发生活补贴，并且数额巨大，是工资的数十倍上百倍。高薪养廉，这就是养廉银。雍正为何要推出养廉银，真养出了廉洁了吗？
雍正王朝也存在着灰色收入。图为雍正帝
工资低，灰色补
在传统儒家思想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文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境界，出仕做官是实现这个包袱的唯一途径。相对于理想，工资什么的能算什么？为人民服务才是最正理，因而中国古代大多数王朝官员的工资都很低。比如明朝正七品官一年是36两白银，实际到手的是白银27两5钱，宝钞360贯，1,105余公斤的米，这些收入如果一家花，一年也能过，前提是别遇上人情门户。
更何况，清代官员的薪俸可不是一家人花的，尤其是地方官。在古代官制里，有品级入流的才叫官，国家才给发工资，其余的师爷、三班衙役等衙门内的工作人员，都属于编制外的，这也是古代官员人数远比现代少的原因。师爷、衙役等给老爷打工，老爷就得给他们发工资，国家发的那点工资，杯水车薪。
在大清国，最初没有工资一说，八旗贵族子弟各有产业。遇上作战，兵士、贵族自备干粮为老爱新觉罗家打工，缴获的物资、财富各家都能分一些，皆大欢喜。靠这一套打天下可以，要守天下、治国可不成，要用汉族士大夫，那就得有工资。清朝根据明朝的惯例，建立了自己的薪俸制度。一品官每年白银180两，米180斛；二品155两，米155斛；三品130两，米130斛；四品105两，米105斛；五品80两，米80斛；六品60两，米60斛；七品45两，米45斛；八品40两，米40斛；正九品33两，米33斛；从九品兼未人流31两5钱，禄米31斛半。这样的工资水平，说白了就是大米管够，要钱没有。有明一朝就以官员薪俸低闻名于世，后期还有苏木折俸，就是说工资的一部分换算成海外进口的香料发放，到手的工资又少了一部分。不过，明朝的有个很人性化的制度，要是有兼职，工资就能多拿一份，官员的夫人、母亲如果有了诰命夫人的身份也是有工资可领的。大清官海瑞曾身兼吏部侍郎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一个二品、一个三品的俸禄，海瑞日子还不错。大清国可没这好事，一份俸禄包干，高级官员多是名士、大家，出本书、写幅字就能收入颇丰。比如康熙时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户部侍郎的张伯行，是著名理学家，一部书稿就能有上千两白银的收入。但这毕竟是少数，这种制度可苦了那些刚入仕途的官员，尤其是京官。
一分钱难道英雄汉，工资不够花只能想辙，还好官场前辈们给他们留下了许多门路去增加收入。一是借，向国库借钱，据统计到康熙末年，仅江苏一地欠国库即达881万两白银，山东、浙江也有300万两和100万两。这才有了《雍正王朝》中仍是的皇子的雍正皇帝强力收账一幕，康熙还从自己兜里掏钱帮实在还不上的亲近臣子补窟窿的段子。地上上从一是灰色收入，捞偏门，这就是“火耗”与“冰敬”、“碳敬”。
所谓“火耗”，就是国家赋税额度以外加收到部分，收取的理由也很站得住。收的零碎银子重铸成库平银会有损耗，钱粮从各地送往京城中途也会有消耗，还有路费什么的，这都得加在赋税里。至于实际消耗多少，又征收多少，就是一笔糊涂账，各地标准不一。而这些收入是不反应在政府收支账簿里，另有一本小帐，完全由地方一把手支配，衙门的师爷、衙役的工资、孝敬上级的银钱、官员个人的开支全部来自其中。
而“冰敬”、“碳敬”，则是京官们的灰色收入的渠道。逢年过节、地方官进京述职，为了结交权贵都会略表心意，权贵之家、各大实权衙门从门房到一把手一路打点。地方官进京打点时，除了权贵对于本地在京为官的无论官职大小，都会有所表示，许多低级官员就指着这个过活，望地方官进京如望甘霖。曾国藩在翰林院熬资历时，曾在家书中写道：“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就是说，钱不够花，日子难过，现在刚发了工资还能维持，冬天地方官进京再收点，今年也就能维持过去，明年的日子还没谱。道光年间，山西都粮道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后入京觐见，军机大臣没人400两白银，军机章京16两，有交情的百八十两；六部尚书、督察院督御史100两，侍郎、寺卿等依次递减；此外，同年，同乡。另有交情的一个也不能少，前后花费总计超过1万5千两白银。“冰敬”、“碳敬”实际也来自于“火耗”，说白了整个王朝的官僚体系都靠着这灰色收入过活，成为潜规则，皇帝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康熙皇帝曾对大臣说，大学士张鹏翮在兖州任职时曾收过下面的孝敬银子，两淮盐运衙门的官员迎来送往，也多有馈送，这些我都知道，只是不想追究而已。
“火耗”收取的随意，没有标准可言，既使贪腐大行其道，有隐蔽走向公开化、潜规则，也使百姓深受其哭，有的地方其数额甚至超过正规赋税。在康熙年间，工部尚书王鸿绪在一份密折中谈到，山西平遥知县一年的“火耗”在3万5千两白银左右，而全县一年的税赋也不过这个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以平遥知县的捞钱水平，绰绰有余。
阳光工资，阳光下的灰色收入
一边是工资低，要维持生计，维持地方政府运作，很难；一边是灰色收入潜规则，想收多少收多少，买官卖官，中饱私囊；皇帝也很冤，明明我收的税赋不多，最后百姓却骂我横征暴敛，而且贪腐还腐蚀着自己的江山，不知那天就有人揭竿而起。天下唯一尊的皇帝成了冤大头。
前面也提到雍正皇帝是一位严苛的主，眼里容不得沙子，当然也不想为灰色收入潜规则背黑锅，当冤大头了。更何况贪腐亡国，祖宗的江山不能丢在自己手里。我给你们涨工资、发生活补贴，钱从哪儿来？当然不能是国库，更不能是内务府了 ，剩下的只有“火耗”了。这灰色收入从此转正了，不过不是由你们收，而是由政府来收，收完后再按品级、公事繁忙程度、地方的紧要程度分级发放，这就是养廉银，取高薪养廉之意。
据《清全典事例》，总督养廉银为130,000至20,000两白银，巡抚为10,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5,000至9,000两，按察使为3,000至8,444两，道员1,500至6,000两，知府800至4,000两，知州500至2,000两，知县400至2,000两，与微薄的工资比起来，养廉银几乎是工资低几十甚至上百倍。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作为正二品大员，一年俸禄155两白银，养廉银却高达1万两。
雍正只是规定了地方各级官员养廉银的发放范围，实际数额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在区间内浮动，但并不一定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一致，比如偏远的陕甘总督拿到手的是顶格的2万两，发达地区地方大员中仅次于直隶总督的两江总督到手的是1万8千两。对于靠“冰敬”、“碳敬”过活的京官，雍正大笔一挥，涨薪一倍，每年领双倍的工资。官员的工资大幅增加了，生活有了起色，原本灰色的收入、潜规则转正了，再也不用晚上不着觉担心被查处了。清廉的官员没有后顾之忧，只能勤于政事，为人民服务了。腐败官员也能名正言顺地征收“火耗”了，将一部分“火耗”装入自己兜里也光明正大了。皆大欢喜。
在雍正最初的设计里，养廉银从“火耗”中出，只是权宜之计，等政府财政好转，就取消“火耗”，由政府财政支付。因而，除了“火耗”收入归政府，雍正并没有对“火耗”做更多的规范，也没专门的监察措施，仍是地方官员的自留地。收入高了，却并没养出廉洁。
“火耗”作为一种政府法定税收之外的收入，其合法性不来自于律法而来自于行政权力，并且是来自各地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放在现代来看其本身就是非法的，以此收入作为养廉银，其本身就是行政权力的自肥，就是一种腐败。以腐败的制度去防止腐败，所谓高薪养廉，就是一个笑话，天大的笑话。而雍正皇帝将这个一点都不好笑的笑话，一本正经的讲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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