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军区成立于1955年，下辖湖北、河南两省，位于中国大陆腹地，可以说是全军的战略预备队，中国唯一的空降兵部队空15军即由其统辖。1985年解放军整编中，武汉军区被撤销，河南划归济南军区，湖北划归广州军区。
武汉军区
战略位置如此重要，自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重灾区，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各方插手，内部乱斗，一派热火朝天。文史作者文贝，在其个人博客撰文指出，武汉军区虽在文革中斗的热火朝天，一切却与文革无关，甚至与政治都无关，只是军内山头之间的掐架。武汉军区各级干部多出身红四方面军，四方面军起家的大别山又正好在湖北、河南交界处，四方面军的各级军官也大多出自湖北、河南两省，武汉军区成为四方面军这个山头当仁不让的地盘。军区内四方面军一家独大之下，剩下的山头自然难有作为，文革却给了他们一个打倒大山头的机会，于是乎内斗开始了。锄强扶弱，保持均衡，历来是政争的天条，军区高层陈再道等人被批判，四方面军职位最高、时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元帅拉偏架暗助陈再道，也未幸免。
文革时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级
1966年5月武汉军区部队序列
司令员：陈再道
第一政委：王任重(湖北省委书记兼)、第二政委：钟汉华
副司令员：李迎希、孔庆德、姚喆、杨秀山、韩东山、唐金龙
副政治委员：张广才、叶明（兼政治部主任）司令部参谋长：闵学胜
所属单位
1、陆军第1军（原西北野战军一纵，1975年5月划归南京军区建制）军长徐文礼，政委聂济峰。
2、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吴世安。第一政委：张体学第二政委：周志刚。
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
3、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第一政委：刘建勋、第二政委：何运洪。
4、武汉军区炮兵司令员：吴忠泰政委：李世。
5.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政委肖前，副司令刘丰。
空15军（原中原野战军九纵），军长赵兰田，政委王新。
武汉军区领导班子基本以红四方面军组成
陈再道上将。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副军长、129师独立旅长、二野二纵司令、河南军区司令。
钟汉华中将。出身于江西红二十一军，129师纵队政委，二野三兵团政治部副主任。
李迎希少将。红四方面军红四军营长，八路军120师团参谋长，三野七兵团参谋长。
孔庆德中将。红四方面军红四军连长，八路军129师分区司令员，二野58军军长。
姚喆中将。红五军师参谋长，八路军120师旅参谋长，一野纵队司令。
杨秀山中将。红三军四师团政委，八路军120师团政委，一野团政委。
韩东山少将，红四方面军红四军营长，八路军129师纵队副司令，二野纵队政委。
唐金龙少将。红三军连长，八路军120师副旅长，一野第三军副军长。
张广才少将。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委，八路军前方兵工厂政委、东北军区军工部第七办事处政委。
叶明少将，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教导团团长，八路军留守兵团直属政治部主任，东北军政大学二团政委。
闵学胜少将。红四方面军红四军连长，八路军129师旅长，二野17军师长。吴世安少将，红四方面军营长，时任省军区司令。
张体学，红四方面军红25军战士，时任省军区政委
蔡炳臣少将，红四方面军红25军排长。
巴方庭少将，出身于红四方面军，曾任王明秘书。时任武汉市人武部政委。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1931年1月成立，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余笃山，参谋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曹大骏。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刘志坚。1936年10月22日，整编后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参谋长耿飚。1937年，红四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385旅。王宏坤任旅长，王维舟、陈再道任副旅长，耿飚任参谋长。1938年由陈锡联任旅长，谢富治任政委。
1931年徐向前任红四军参谋长时，张广才是该军三十二团政委，陈再道是张广才所部排长，王新亭是三十团政治处主任，李迎希是该军二十九团营长，许世友是二十八团营长。孔庆德当时尚在国民党军队当兵，于31年2月的“六安兵变”后投向红军。
川陕根据地时期，张广才任四军政委时，陈再道在该军任师长。长征后期的36年7月，陈再道任四军军长，李迎希和张才千时任该军作战科长和侦察科长，孔庆德任该军36团团长。
李迎希虽然资格较老，却因为是商南许继慎、周维炯起义军一支，在肃反中主要领导被张国焘杀害，李迎希虽然时任副师长，也差点被枪毙，此后不受重用。而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陈再道等属黄麻起义的一支，没有受到冲击。
孔庆德因为是后来加入的，一直在陈再道的手下工作。陈再道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时，孔庆德就是副司令。
这里面资格最老的当属张广才少将。红四方面军起家的主力部队只有红4、9、25、30、31、33六个军，他在其中的四个军担任过政委。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辖红4、9、30、31、33军，他当时是红33军政委。这些军政委们，包括陈锡联、陈再道、徐深吉、李成芳、杜义德、陶勇、张才千、胡奇才都曾是张广才的部下。建国后55年授军称衔时最低也是中将军衔，只有他被授少将。他参加了长征，官却越当越小。抗战时只是八路军总政治部锄奸部第三科科长，八路军总部兵工厂政治委员，1937年8月曾被派往山西阳泉任工人游击队战术总教官。直到解放前夕才当上了湖北省军区的副政委。
正是因为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干部由红四方面军组成，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旗帜性人物受武汉军区问题牵联在情理之中。
武汉军区最先受到冲击的是贺龙系将领
从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干部组成看，主要由贺龙、萧克的八路军120师及后来的晋绥军和第一野战军系统，另一部分是刘邓的129师及第二野战军系统。包括空15军和第1军也是每个系统一个。
军区副司令员唐金龙少将出身于贺龙的红三军，抗战时任晋绥军独立旅旅长，后来又担任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副军长。解放初期任第一军（前身为贺龙的红二军团）军长，有消息称“文革”初期，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贺龙准备把唐金龙调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1967年1月21日，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唐金龙在军区大院开枪自杀身亡。几乎与此同时，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则在军区招待所服过量安眠药自杀。
吕炳安1937年才参军，抗战时担任团政委。解放战争时任13兵团宣传部长，属于第四野战军体系。解放后由总政兵工部副部长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1年才晋升少将。他的死有点莫名其妙，主流说法是“1967年，武汉军区根据林彪批军队文革负责人刘志坚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精神，要求吕炳安承认武汉军区也执行了这一反动路线。他找军区常委（吕不是常委），常委们均不表态。吕炳安很悲愤，说：“你们这是舍卒保车”。当晚（1月17日，武汉）在军区招待所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此说法有点不通。其一是吕炳安历史上与刘志坚没有交集，刘志坚属于第二野战军，吕炳安属于第四野战军。其二是吕炳安在武汉军区只是个政治部副主任，对路线问题根本不用担责。
唐金龙涉及到贺龙事件完全有可能。一方面他属于贺龙系，又受贺龙器重。另一方面贺龙系的许光达大将（装甲兵司令）、黄新庭上将（兰州军区司令）、廖汉生中将（贺龙侄女婿、北京军区政委）、刘震中将（海军副司令）、王尚荣中将（总参作战部长）这些原红二方面军的老部下都在此期间被打倒。此人曾在1959年军委扩大会上揭发过彭德怀“伪装朴素”的“20根黄瓜”，登载在会议简报上。他自杀的直接诱因是1967年1月20日陈再道和钟汉华从北京找电话回武汉说：军委在查贺龙的问题，我们军区也要查有没有贺龙分子，开常委会查这个问题。当晚由副政委叶明召开常委会，由于军区大院有不少揭批唐金龙与贺龙关系密切的大字报，会议形成的疑问集中到了唐的身上。唐在会上不满地说：“要从这里(指与会者)揪贺龙分子，那只能是我了”！会后数小时，唐金龙就在家开枪自尽。后来有人把责任推到了黄勇胜的军委办事组，纯是瞎扯。军委办事组是1967年8月才设立的，黄勇胜担任总参谋长是1968年3月22日。
武汉军区领导层关系十分复杂
武汉军区领导层矛盾由来已久。文革前副司令员李迎希曾在军区党委常委交心会中对陈再道和钟汉华有很多批评。兼任军区第一政委的王任重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武汉军区领导班子不团结。
武汉军区领导层以红军时期划分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包括司令陈再道，副司令李迎希、孔庆德、韩东山、副政委张广才、叶明，参谋长闵学胜。
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划分主要是贺龙系和刘邓系。刘邓系包括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韩东山、闵学胜。贺龙系主要包括李迎希、姚喆、杨秀山、唐金龙。
据相关文章透露，武汉军区在1967年1月曾在军区常委会上提出：有关文革的问题，首先由军区文革办公室解决，解决不了由副司令、副政委解决，再解决不了才找陈再道和钟汉华。此种安排当时受到李迎希的反对，理由是陈再道应当负责任。
由于陈再道和钟汉华长期住在北京，军区工作由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叶明主持。此期间副司令之间发生了矛盾，一方面是李迎希没有被造反派贴大字报批判，另一方面在孔庆德和唐金龙一起接见群众时，唐金龙批评了造反派，而孔庆德则主动检讨。此举使唐金龙受到攻击，被后来认为是孔庆德把矛盾转到了唐金龙身上。
李迎希作为第一副司令在陈再道和钟汉华不在武汉期间曾经以个人名义发电报要求陈再道和钟汉华回武汉主持工作，此举被陈、钟怀疑李要求他们回去是想让群众揪斗他们，产生了很深的矛盾。据李迎希自己说，之所以发这封电报是得知军委当时并没有开会（从后来的资料来看，陈、钟在北京的两个月时间中，两至三次会加起来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因为自唐金龙和吕炳安自杀后，军区机关、党委基本陷于瘫痪状态。老资格67岁的军区副政委张广才在唐金龙、吕炳安自杀后，从养病的咸宁赶回军区执意要参加工作。没过多久，在北京的陈再道就打电话给在家的副司令员姚哲、孔庆德、杨秀山、韩东山，指出：“你们身边有敌人，姚、孔、杨、韩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陈再道所谓的“敌人”明显指的是李迎希和张广才，此事被大字报捅了出来，使军区领导层的矛盾走上了社会。此后，李迎希在回答群众提问时说：“我在党委是受排斥的”、“如果军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也有责任”等。这些话被认为是煽动群众反军区党委。
1967年2月6日，由叶明副政委主持军区在武汉的常委会，吸收造反派参加。据说此次会上造反派要求军区副司令姚喆把作战工作交给李迎希，要求军区常委们签字保证李迎希的安全问题。此事后来被孔庆德指责为李迎希夺权，由此引来了文革后李迎希子女与孔庆德子女对搏公堂，因证据不足2005年法庭判决李迎希子女败诉。
后来批斗李迎希时播放过一个录音，其中谈话内容有群众提：“你来接管作战工作，好不好”，李答：“好”；群众提：“你拿不拿得下来”，李答：“我指挥过七个军”等。1973年1月6日武汉军委党委给总政治部的《关于李迎希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中将李迎希的问题定为“反党夺权”，所依据的正是这个录音。
据《一代将星孔庆德》（解放军出版社，作者屈德骞郑珠滨）称，2月6日大会当晚，叶明到了位于孝感的十五军军部，在那里打电话向在北京的陈再道、钟汉华汇报二月六日大会的情况。陈、钟向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做了报告，徐帅表态说李是“抢班夺权”。
2月10日，中央军委给武汉军区电报：“请李迎希副司令员、张广才副政委立即来京，商谈问题”。据钟汉华事后交待，这封电报是钟汉华的主意，是“调虎离山”之计。
2月11日，军委文革小组长徐向前和副组长王新亭在京西宾馆召集陈再道、钟汉华、李迎希、张广才开会。会上徐向前批评武汉打倒陈再道，李迎希把责任推给了群众。徐向前拍了桌子，指责李、张：“你们的问题是抢班夺权，你们要检查！”李迎希则打开毛主席语录念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徐向前说：“你少来这一套”，说完拂袖而去。此后根据徐向前指示，李迎希和张广才二人不得外出，不得打电话及对外联系，处于软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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