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一年，在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民众和企业期待新一届政府出台各种举措力挽狂澜，同时希望政府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建设力度，将新常态中“以民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为随后的经济腾飞打下坚实基础，日本当年的经验值得目前中国借鉴。毕竟，只有民富才能实现真正国强。一国经济发展的本质核心在于促进民众整体幸福，而非GDP增长空洞数字下的虚幻。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日本一度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日本走出“锅底萧条”动力何在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模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
新常态重点强调以人为本，经济发展重点放在确保民生层面上，这表明中共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促进民众幸福，而不是一味追求规模和数量的增长。
分析人士认为，过去中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暴露出太多弊端，尤其2008年全国上下的基建工程，不仅透支了未来经济发展空间，也使各地方政府和企业背负上沉重的债务，更重要的是，剧烈的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严重抑制了内需，因此，只有全面深化改革，盘活民营经济的同时改变中国财富收入分配格局，让大多数民众真正富裕起来，让能推动中国经济井然有序的发展，这一点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尤其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当前中国更具有指导意义。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进入“锅底萧条”阶段，暴露出日本经济存在双重结构、过渡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为了转变日本经济所处的困局。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采纳了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到1973年时国民收入增加2倍，日本国内由此产生一个规模庞大收入稳定的中产阶层，对日本经济随后的腾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就是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在全民收入增长上。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把提升国民收入和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放在第一位，通过内需推动经济井然有序发展。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相关资料显示，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后，日本国民工资的增长速度每年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工资水平就已经和美国持平。高收入提高了日本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敬业精神，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持久的动力。
“中国要想实现国强，必须首先实现民富，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首先应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国民倾斜。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冲突内需不振的困扰，实现最优效率的增长。”经济发展趋势研究专家时寒冰指出，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阶段，美国和日本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大致为1:4:5，其中居民收入分配占据最大的比重。另外根据他提供的资料显示，1965—1973年，日本企业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较小，平均为7.5%。政府部门所占份额约为16%左右，居民与非盈利机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有主体地位，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75%以上，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大致为1.5:1.7:5.22，经过7年的发展时间，日本人均GDP收入从1966年的1,071美元增长到1973年的3,348美元。日本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不仅有效促进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也为日本海外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多年来社会财富收入过多地朝政府和国有企业领域倾斜，即使在经济增长回落的2014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也达到12.9万亿，同比增长8.3%，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铁路等基建投资，很多民营企业普遍处于经营低迷状态。分析人士指出，民营企业才是推动经济稳健发展的载体，是促进科技创新、增强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基石，中共政府的新常态战略想要顺利进行，就必须不遗余力推行大幅度减税政策，降低民营企业负担，扩展它们的利润空间，同时财政支出从基建投资转向完善社会民生福利保障上来，加大针对医疗、教育、卫生、住房等领域的投入力度，只有消除人们后顾之忧才能真正提振社会整体消费，更好地促进民营经济和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小企业复兴成为日本腾飞的关键
诚然，日本政府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最终目的是提高国民收入水平，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关键前提，任何一个国家民众收入的改善都必须以生产效率提升为基础，否则就成为无源之水，缺乏长久可持续性，因此，日本政府连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体内容包括，充实社会资本、促进中小企业生产现代化、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大规模科技研发投入、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实行最低工资制等。其中，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环节。
当年日本中小企业呈现小而散的局面，生产设备普遍陈旧落后，毫无市场竞争力可言，为此，日本政府联合国内银行和大企业，帮助中小企业实行一系列的兼并重组，通过资源整合、合理布局的方式将其纳入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条当中，提升了中小企业整体的经营效率。其中，引导中小企业投资新型机器设备是核心环节，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实行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减税、加速折旧等手段确保企业更新设备的资金和资本积累。
这一举措有效缩减了国内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确保国内民众实现共同富裕。相关资料显示，在中小企业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下，1970年日本企业设备投资年平均增长达15%，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近5个百分点，企业社会投资占GDP比例，也从1955年的9%提升到1970年的24%。企业社会投资是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凭借积极的设备投资，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迅速转化为以高附加值生产领域为核心的结构方式。
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民收入水平提升的共振作用下，日本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包括索尼、松下、日立等一批企业纷纷进军海外，获取巨大的市场份额、赚得丰厚利润。
观察人士认为，日本过去的发展经验值得中国借鉴，民营经济的稳健运转才能实现国富民强，为民营企业建立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和法治规则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新常态战略，其目的就是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促进国内经济向平稳和谐的方向上发展，因此，缩减政府的无效投资，实行针对私营经济的减税政策，完善民众的福利保障，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是这一届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习近平目前正在加大政治内部的反腐力度，希望在继续保持反腐的同时全面深化市场改革，进一步消除市场垄断因素，为民营经济生存发展构建良好的运营框架，让大多数民营企业迎来真正温暖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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