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后，掀起的“打老虎也打苍蝇”的反腐运动可谓“风生水起”。有日媒就分析了习近平开展规模如此之大、范围如此之广的反腐运动的权力来自四个因素。
习近平上台后掀起的反腐运动被解读为集权
日本《外交家》1月6日发表“习近平权力来自何处”（Where Does President Xi''s Power Come From?）的文章称，习近平不断推进反腐和改革进程，一些观察家、权威人士，甚至是公众都开始对两个关键性议题越发担忧：第一，如此之多的“老虎”被打倒，可能会损害公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心；第二，有人怀疑习近平可能打算修改邓小平对于“集体领导”的设想，让权力更为集中。
这些担忧都是很有意义的，它们表明了中国政治的复杂与精妙，特别是就这一轮的反腐运动而言。但是，更为直接和有意义的问题是：习近平的权力从何而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关系到对中共领导的政治合法性的讨论。
第一，习近平的执政理念根源于自己的个人梦想。自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他一直在强调“梦”这个词。而且，习近平也了解中国百姓的理想、追求与梦想，他将自己的执政理念与这些结合起来。这就给了我们很好的理由去相信习近平拥有强烈的改革理想主义（idealism）。说是“理想主义”，但此处并无贬低之意，相反，相信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特质（或者简单地称为强烈的个人梦想）让真正的政治家从芸芸政客中脱颖而出。
在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前，习近平花了40年的时间从基层办公室（类似于西方的社区委员会）一步步达到今天的位置。这40年的职业生涯不仅给予了他必要的知识、技能与政治理解力，还让他对中国百姓真实的生活与困难有了真正的了解。这种了解会反过来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愿景，即将“个人的梦想”整合成一个整的“中国梦”，并以此来治理这个庞大的国家。第二，习近平正在重新校正中国的“集体领导”。由毛泽东所创造的“集体领导”是中国精英政治最为重要的特质之一，虽然后来遭到了破坏，但经邓小平修复之后，成为了接下来几代中国领导人所奉行的制度。“集体”制度是为了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某一个最高领导人手中。正如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副教授杨毅（Yi Edward Yang）所指出的那样，集体领导为中共党内的制度化政治进程铺设了一条道路，但同时因为需要凝聚共识，所在会拖慢党面对危机时的反应速度。
这种模式也带来了一些复杂的问题。西方分析人士经常把中国的集体领导和派系政治相提并论，似乎暗指实际上“集体领导”就是不同政治派系之间达成政治妥协。对于“集体领导”是否真的是“派系政治”的产物，中西方的学者各执一词。对于习近平而言，他已经展现出了强烈的政治意愿去拒绝并打击党内的诸多派系，尤其是在反腐运动的背景下。特别地，习近平曾公开反对搞地方“小山头”、“小圈子”与“小团伙”。因为习近平要打击派系势力，所以对他而言，为了能够让政策得以顺利地贯彻落实，在“集体领导”内扮演一个相对更强大的角色可谓至关重要。当然，习近平也必须成功地将中共长期以来的政治传统和他的雄心勃勃的新愿景协调一致。
是否在“集体领导”内部控制集权能够有助于克服这套系统的不足现在仍不得而知。但尽管如此，不同派系之间的政治妥协应该不是现在及未来中国领导人的主要权力来源之一，在这方面习近平正在尝试做出一些改变。
第三，公众的期望和支持授予了习近平权力。例如，谈到反腐运动，习近平解释中国的领导人们很清楚，这是既是党的任务，也是人民的期待。通过回应人民对实施真正的反腐措施的呼吁，习近平培养了公众的期待和支持。而习近平相对坚决与果断的反应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反腐风暴中的中心地位。到目前为止，对于“中共会失去政治合法性”的担忧也被全国普通百姓的普遍支持所遮盖，即便一些特定的团体还存在抱怨。
但除了支持习近平的政策之外，习近平的个人形象（包括如上所述的中国梦）也是他赢得公众支持的来源之一。较之他的前任们，习近平展现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公众形象。歌曲《习大大爱着彭麻麻》在中国的网民中广为流传，这反映出了习近平在中国公众中享有极高的人气。公众确实欢迎一个更加“真实”的政治人物，能够像普通百姓那样去生活、去爱与去笑。 综上所述，习近平正从与他的前任们不同的源头获得权力。现在，中国正处于内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国内，中国面临着经济和社会转型。在国际上，现在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全球力量将从美国转向中国，尽管在短期内看上去不可能。习近平的首要关切是、也应该是国内问题，因为这正（并非碰巧）是他的信心和权力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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