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崛起的当下，中国该走什么样的路？这或许是很多人在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有答案吗？有，答案就是胡适之。重读胡适，重思胡适，重识胡适，把胡适理解透了，中国的方向也就明晰了。
胡适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先生在共识网读书会上发表了关于胡适之先生的演讲，全文如下。
《重思胡适》得以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刘明清社长，同时感谢岑红编审，她是我们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把这本书做得朴素、大方、简洁、美观，编排非常具有创意。也要感谢共识网，共识网是国内思想学术的门户网站，也是跟中央编译出版社一拍即合，做这么一个推广活动。中央编译出版社一年出几百本书，但是为一本书展开专门学术活动不是太多。共识网确实也以门户网站的思想敏锐，抓住中央编译出版社刚刚面世的这本书，一起让我们作者和读者重新面对胡适。
胡适受到“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双重攻击
说到胡适，我们1962的学者团队，被同行朋友开玩笑，说是自认“转世灵童”。岑虹编审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其中一些不能言传的奥妙之处。书的封底上有一句话“1962，胡适去世，1962，我们出生”，似乎传达了一些特殊的意思。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袁训会，介绍说是我主导的1962论坛，其实错了。我们1962这一批学人人数不多，前后加入的也就不到20人，但是基本上是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学有所成的学者，我们谁也不主导谁，我们共同主导。因为按自己的专业领域来说，参与者都是大家相对公认站在学术前沿的。学术界朋友讽刺我们前述那句为主题定调的话，说我们想成为转世灵童，胡适去世了，我们出生了，大有我们继承了胡适的思想血脉、精神灵魂的意思。自问有没有这个意思呢?略有一点。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我们核心的意思。1962学人论坛、学人论丛，以及我们还将围绕这个话题所展开的一系列学术活动，跟2012年那个年份有密切的关系。大家知道，那一年正是中共十年大换届的年头，时逢领导集团的代际更替。今天回头来想，2012年中国的思想界是非常活跃的，至少比去年和今年要活跃得多。大家有无数的想法，我们1962年出生的这一批学者，经常有机会私人聚会、学术聚会，谈论国家大事，谈论个人想象。这一年中国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总不能把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年头，“知天命之年”，埋没在一个执政党换届的宏大政治叙事之中。我们想，在这之外，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事情，纪念我们在这一年曾经活过，不要说2012年只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后来一讨论，发现这一年还是有关乎现代中国发展、尤其关乎现代中国精神成长的一个重大事件，那就是胡适的逝世周年祭。胡适在大陆已经遭到彻底批判。在批判当时，已经在知识界变得臭不可闻，至少变成了政治负资产。在台湾，胡适也一直遭到保守主义者和激进思想主张者的痛斥。
有人说胡适是被台湾的保守主义者气死的。也许这个说法言过其实。但很显然，胡适的基本主张是十分理性的，最合理地切进了现代中国建构的核心命题，因而他从来不讨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好。这两批人在学术界是非常反感他的。在政治领域里，主张保守主义的，比如以仁义廉耻治国的蒋介石，虽然对胡适非常礼遇，但《蒋介石日记》披露之后，人们也发现，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对胡适非常礼遇，实际上内心痛恨胡适。因为胡适经常以导师状出现在蒋总统、蒋委员长面前。蒋委员长维持着当时一国领袖的基本风度，没有破口大骂，没有厉声呵斥，当然更没有严厉的惩罚。不过，蒋介石的内心对胡适并没有什么好感。在思想界，保守主义也很反感他。当时已经跻身台湾保守主义领袖阵营的徐复观先生,邀请他到东海大学做报告，现场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这么一个人在台湾不讨好，在大陆更不讨好。政治家们认为，他的主张不代表国家前途。在精神生活领域里，已经获得政治主流地位的激进主义者，掀起了浩大的批判运动，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已经讲了，有八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资料集，堪为证明。我们要借胡适来清理骨子里流淌着的文革血液
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也许大家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我们一些1962出生的学人，与1962年去世的胡适，在2012年遭遇，为了纪念我们活着的、1962年出生的人不白活，没有找一位各方都受欢迎的人士作为纪念对象，竟然找了一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不讨好的胡适作为对象。这样一个人，其主张在现代中国并未变成主流，大家可能仅仅是把他当做一个文化名人来对待。胡适只是一个象征性符号，我们有必要去激活这个符号吗?我们当时的考虑不是特别复杂，第一，我们确实觉得有必要激活忽视这个符号，激活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当然是由“大词”提供的。因为，从专业角度看，我们当时这一批1962年出生的十来个学者，除了欧阳哲生教授大半生以胡适为他学术研究的职业，出版了非常多的胡适研究作品，而且编辑了20几卷的胡适文集，其他人都没有专门研究过胡适。我们从思想遗产上来清理胡适对现代中国的阐释，有点忐忑不安，生怕在专业上找不着北。
为了激活这个思想符号，我们虽然没底，但是要努力。我们在专业研究上不以胡适为业，但我们把胡适认读为一种文化-政治状态。而且，我们愿意在思想的路上与一个伟大的心灵遭遇，诚恳地与胡适对话。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并不是仅仅想清理胡适的思想遗产，而是想在胡适的思想中，发现从晚明以来一直处在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中国，尤其是在1905-1911年帝国终结以后，处在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两个共和国的现代建国选择困难中的中国，胡适还有没有政治上的指引意义。
这样一个话题，实际上就不是一本书的话题，或者几篇学术文章的话题。我们几个1962年出生的学人，不谋而合，共同决定搞一个以胡适话题为起点的、连续性的学术活动，而且认定，这一活动应该是跨学科的对话活动。
第一场学术活动的话题，当然是胡适。学术活动结束后，大家各自撰文，编辑成书，这就成了《重思胡适》这本书。参会的10学者，在各自忙于职业事务之余，积极撰文，最后成文的有9位。我们想通过胡适这个思想起点，展开对现代中国的广泛思考。目前已经确定的有三大话题，除开第一次学术聚会讨论的胡适以外，许章润教授主持的第二次讨论会的主体是“重思国家”，这次会议从胡适看开去，讨论国家问题，也有10来篇论文，还是中央编译出版社斥资出版，岑红编审做责任编辑。第三次会议，昨天才在南京大学结束，由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凤阳召集，主题是“重思社会”。明年将举办第四次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单世联教授召集，初定主题是“重思文化”。这些话题，聚焦在中国现代转轨的国家状态上，延伸到它的社会土壤是硗薄的还是丰饶的，文化根基是浅薄的还是深厚的这类主题上面。我们想系统地重新思考一下，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是不是能够支持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1980年代以降，中国的文化热、传统文化热、现代文化热，持续不断，但到今天，我们对中国文化究竟会有个什么出路的问题，心里还是没有数的。尤其是我们在座的三位，在1970年代末进入大学，亲历了整个改革过程。但是我们骨子里流动的文化基因，严格说来是文革的东西。不同于现今的极左派，我们三位都是在与自己文革文化基因战斗的学者。为什么有些夸张地使用“战斗”一词呢?原因在于，我们骨子里流动着的，实际都是文革的血。我们不与之战斗，就会轻而易举地陷进极左的泥淖而难以自拔。我们成长在一个唱红打黑的时代。我们的小学、中学都在唱红打黑，唱红不用说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国际歌》，都是红得不能再红的歌了。打黑打谁呢?打地、富、反、坏、右，比现在打黑的范围广泛很多。我们骨子里流动着的都是红色血液，充满着斗争精神。但我们深知，中国是无法用这种斗争精神来解决建设现代国家、建设现代社会、建设现代文化等种种问题的。对之，必须用胡适精神加以超越，才能促使国家走上健康的现代发展轨道。
为此，我们1962学人论坛，尝试通过一些基本问题的清理，重新思考关乎国家现代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的态度很审慎，有着代际的自我规训。我们不认为自己能像50后学者自认的那样，能够为大家提供真理。大家大概都知道，今天在学术舞台上活跃的50后学术思想领袖，基本上都有一个明确的愿望，就是要提供给大家一个关乎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他们动辄的说辞是“我在追求真理”。我们这一批人，强调自己仅仅是在清理学理。这是不一样的取向。我们并不准备提供什么现成的答案，仅仅想“重思”相应主题来清理我们自己的想法，也愿意与读者一起来共同清理想法。中国国家这么大、历史这么悠久、文化这么辉煌、包袱这么沉重、发展这么迟缓、转轨这么艰难，“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国人必须一起思考才能凸显答案的重大问题。
当代大陆的新儒家并不比胡适更尊重传统
今天有这么多的读者朋友坐在这里，我非常感动，证明大家乐意一起思考、一起谋划、一起寻求答案。具体说到这本书的内容，我不准备多讲，一会儿章润教授和全喜教授还要介绍。仅就“重思胡适”这个论题来讲，想强调两个意思：一是我们在学术史上应当认真对待胡适，二是在当下谋求中国出路是应当借重胡适。大家都知道，今天流行的、中国大陆的新儒家理念，对胡适充满着与港台海外新儒家一样的愤怒，有人骂胡适先生掘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祖坟，是中国文化的叛逆。我想，这本书的作者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的。今天，无论是中国大陆的、还是港台海外的新儒家，对胡适的理解都有不到位的地方。港台海外新儒家，因为传统文化修养深厚，而且他们接受过传统文化没有受到根本破坏的条件下的文化教育，他们有资历与胡适讨论尊重不尊重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有资格与胡适商榷对传统文化的修养怎么样。但是，今天中国大陆的新儒家，其实很多也是我们的同道、朋友，是学术界长期合作的研究者，我想对他们说一句话，不要以为胡适的传统文化修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会在任何层次和角度上，弱于今天中国大陆的新儒家。事实上，中国大陆的新儒家，大多数人对传统文化的修养远远不及胡适，对传统文化所怀抱的敬意、理性程度，更远远低于胡适。我们对胡适的思想应该持一种重新礼敬的态度，要确信，胡适从来没有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轻薄的态度。这不仅是胡适先生受教育的背景所注定的，也是他的研究志向所决定的，他晚年花巨大的功夫来著《水经注》，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胡适先生仅仅当作一个激进的、向传统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甚或五四运动的推手。新文化运动，并不必然跟传统文化构成对立关系。不要以自己认定的对峙性理念，认为胡适也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关系中，才能够张扬现代。其实，这是当下对峙传统与现代的学者，以自己确立的对立观念去轻薄地对代胡适。更重要的是，需要提醒轻薄胡适的学者意识到，胡适对现代的召唤，其深沉、其执著、其理性，尤其是他博大的世界视野、人类眼光，以及对传统所怀抱的亲和态度，远非我们一般眼光狭隘地盯住所谓传统的人士所能赶得上的。
对今天中国来讲，正着紧处在一个大国崛起的十字路口，像胡适先生那样，能够对内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对外以世界主义的眼光超越民族国家，有一种稀缺的人类眼光，在国家与世界这样两个层面上，理性审视中国现代发展的学者，真是极其稀少。在这两个视角中，胡适确确实实是为当代中国立下精神规则和建国规则的一个伟大人物。我们面对胡适，不管是我们1962学人，还是今天到场的读者，勿需以对胡适的崇拜感，来面对胡适。因为胡适不需要这样的崇拜。它不过是一个动力。这一动力，旨在推动我们去探讨中国问题，去努力建设好一个常态的现代国家，去把中国的现代建国事业、社会建设事业、文化建设事业顽强的推向现代境地。这可能是我们从精神深层面上与胡适先生发生共鸣的最重要的理由。只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理由，促使我们受他的精神感染，理性展开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对世界问题的思考，由此才不至于落到以偏概全、无比激愤的状态。胡适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一方面拒绝了激进主义，另一方面拒绝了拘守现实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是一面足以激发人们合理的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旗帜。它表现在如何对现代中国持有一个真正符合国家需要的、理性主义的眼光，尤其有一种坚守理性主义的基本能力，而又能保守我们的文化传统，对中国的健全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上。而这正是我们对胡适表示敬意的、最切近的理由。
正是在这一基本理由指引下，我们展开了自己的思考过程，展开了我们的写作过程，展开了我们今天下午的对话过程。我就简单交代一下1962学人论坛的背景和我们这本书的总体上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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