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鹏将军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是军中的一员骁将，为中共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惟其壮年时不幸卷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受到林彪事件的牵连，身陷囹圄。2011年《李作鹏回忆录》出版，质疑九一三及其他重大历史事件，丁凯文撰文《铁骨铮铮一老兵----读<李作鹏回忆录>》认为，李作鹏回忆录是继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之后又一部极具价值的回忆，是当今史学界深入文革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全文如下。
李作鹏与林彪合影
今年四月李作鹏将军回忆录在香港悄然问世，笔者在第一时间就购得此书。这是香港北星出版社继《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之后又推出的一部林彪麾下大将的力作。首先应入眼帘的是该书封面上的围腰：“共和国开国中将、人称林彪爱将、官称林彪死党、自称普通一兵”，画龙点睛地将全书的内涵予以点出，使人眼光一亮。全书上下卷，共940页，有前言、正文、附录、照片，以及李作鹏儿子李冰天写的后记。上卷记录了李作鹏早年参加革命，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下卷则注重中共建国后李作鹏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文化革命的那段历史。作为文革史研究者，笔者更为关注《李作鹏回忆录》下卷内容。读罢此书，笔者愿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心得。
一、亲历建国初期的陈光案
陈光案是中共建国初期广东军区的一桩要案，但由于该事件发生的时间较为久远，且内情被封锁，较少为人们所知悉，更不用提被了解和研究了。近些年来有关陈光事件文章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之上，但是均将陈光案归结为林彪的迫害。例如，夏明星、罗少华的《陈光的军事生涯》一文（见《文史月刊》2004年第9期），文章说“1987年，中纪委、中组部、军纪委和总政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经过认真细致的审查，实事求是地指出：陈光同志解放初所犯错误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受到了林彪的诬陷和打击，以致长期非法监禁和错误处理。”另外一篇黄瑶的《陈光和林彪的恩恩怨怨》（见《纵横》2004年第3期），该文引陈光的话说“我对林（彪）恨透了。”陈光还说：“林彪把我害得这样苦。”类似的文章还有杨鑫洁的《陈光与林彪的历史恩怨》（见《中华传奇》2011年3期）等。总之，陈光当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均被归于林彪的迫害。以上这些文章都回避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到底是何人，以何名义在广东军区主持了针对陈光的整肃。李作鹏是该事件的亲历者，他的回忆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谜底。陈光在1950年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1950年7月，时任广东军区司令兼政委的叶剑英召集15兵团司令邓华、政委赖传珠和参谋长李作鹏开会。李作鹏回忆说：“会上，叶剑英宣布陈光有严重政治问题。中央已决定把他先控制起来，软禁在家，然后再调查处理。”（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页452－453，以下仅注页码）此时，叶剑英宣布代表中央处理陈光问题。那么陈光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叶剑英主要讲了四条“第一是通敌。与蒋介石在香港、澳门的特务混在一起，以情报资敌。第二是反对领导。对广东现在的军政领导人不满。第三是可能外逃。据说他已准备最近到香港去。到了香港，蒋介石特务就可能把他弄到台湾去。第四是家中私藏了大量武器。”（页453）
李作鹏对于突如其来的宣布感到“简直是晴天霹雳”，而叶剑英、邓华和赖传珠对陈光的处理似早有商量，且意见基本上一致。由于李作鹏与陈光私交不错，叶剑英布置李作鹏邀请陈光郊游，趁陈光不在家之际，由兵团政治部和省公安厅负责在陈家动手，收缴武器，监管人员，清理文件。（页453－454）李作鹏作为下级，不得不接受了这一十分不情愿的命令。事件的发生果如叶剑英安排好的剧本行事，陈光在郊游后即被软禁。陈光要求北京派人到广州调查，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介入解决问题。但是叶剑英不同意。叶剑英说“他的问题我们已经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意我们对他的处理。”（页457－458）从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来看，陈光一案完全由叶剑英一手操控，并经毛泽东批准，整个事件处理的办法、过程与林彪并无关系，李作鹏也仅仅是个配角。
陈光被指控的错误到底有多少是有根据的呢？李作鹏回忆说：“事后，曾听赖传珠在闲谈中谈到两件事：第一，原来说陈光住的楼下有一个秘密武器库，根本无此事。除了警卫班每人一支枪外，没有发现其他武器。第二，清理审查陈光的私人文件，也没有发现什么重大问题。这说明当初叶参座宣布陈光所犯的四条主要错误并依此作为处理陈光的依据，与事实是有很大出入的。”（页458）后来李作鹏见到原四野政委罗荣桓曾提及陈光案，罗荣桓说此事已由叶剑英处理。罗要求李作鹏不必再过问此事，也不要再多说话，防止别人说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页458－459）陈光案到底与林彪有无关系？李作鹏说“后来，有人说软禁陈光是林彪所为，我不相信。林、陈之间有误解，有成见是可能的。甚至据说在延安整风时他同林彪吵过架，但这毕竟是同志间的内部问题，陈光毕竟是战功远远大于过失。全国刚刚解放，林彪不可能，也没有道理致陈光于死地。”（页459）事实上，叶剑英宣布的陈光罪名，恐怕只有一点是陈光倒台的真正原因，即“反对领导。对广东现在的军政领导人不满”，其他几条都是无稽之谈，欲加之罪。据夏明星、罗少华的《陈光的军事生涯》一文，叶剑英针对陈光的错误找陈光谈话，陈光情绪激动，严重对立。据陈光夫人史瑞楚回忆：“陈光在组织上找他谈话时，表现得不够冷静。他一听那些错误有些不实和夸大，情绪立刻波动起来。本来，叶帅找他谈话时，两人还握手问候，气氛是融洽的。但到后来，两人争吵起来，甚至还拍了桌子，谈话只得不欢而散。后来，在广东军区党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大家就其错误继续开展批评。结果，陈光又因上述原因，再次发了脾气。叶帅当时说，‘陈光，你是党的高级干部，又是老同志，总要讲点组织原则吧。’陈光说，‘无原则的批评我就是不能接受。’这样，双方越闹越僵。”（夏明星、罗少华《陈光的军事生涯》，见《文史月刊》2004年第9期）看来以上的情节应该是陈光最终被严肃处理的主要原因，而叶剑英则是这一事件的主要负责人。1954年6月7日陈光在软禁期间病逝。毛泽东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把陈光和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相提并论。毛泽东说：“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由此，陈光又被戴上了“反党”帽子。由此而观之，毛泽东是陈光案的最终决定者，而叶剑英则是陈光案的主要责任人。
二、文革初期海军内部的矛盾
文革初期，由于军队中打倒了罗瑞卿，由总政主任萧华主持的军队各单位深揭狠批罗瑞卿，海军内部也发生了不小的风波。对于这场风波的起因和过程，原叶剑英的秘书范硕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如是说：“海军的‘祸水’来自李作鹏，‘祸根’在林彪。”“1965年11月，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了三届二次全会。……李作鹏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海军司令员兼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萧劲光等高层领导，给萧劲光罗织了十多条‘罪状’，……阴谋把萧劲光等排挤。”（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册，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页62－63）尹家民的《红墙见证录》如是说：“（1966年）5月27日，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李作鹏的鼓动下，会议以重炮对着萧劲光和苏振华，批判他们在海军执行‘罗瑞卿路线’，要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的小组已公开提出撤换领导的问题。”（尹家民《红墙见证录》（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页282）是耶？非耶？据李作鹏回忆，1966年5月中旬李作鹏已决定去庐山休养，5月下旬李作鹏与夫人到达武汉，并于6月初上了庐山。在此期间，海军党委三届三次会议于1966年5月27日至6月16日在北京举行。6月17日，全会转入扩大会议。整个会议期间，李作鹏都没有与会，而是通过会议简报了解情况。李作鹏说：“当时我认为，海军三届三次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贯彻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彻底肃清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工作的影响为中心议题。那么会议代表在党的会议上，在揭发批判罗瑞卿错误的同时，联系海军实际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指名道姓的对上级领导提出不同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是完全正常的。”（页545）
然而会议出现了新的情况。李作鹏说：“7月初，突然听说叶帅指示：会议休会。并传出叶帅认为会议‘出现异常情况’。没过几天，又看到贺龙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有关文件，其中叶剑英传达了中央常委会议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指示。在指示中，尤其看到中央常委会指出：‘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萧、苏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也应该洗洗澡’等。指示中批评海军扩大会议‘地下活动错误是第一位的（指王宏坤、张秀川），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指苏振华）’时，我非常惊讶。当时我就感到，这不仅对王、张是不恰当的（没有根据说王、张在会议期间搞地下活动），对苏也是不恰当的（会议并没有给苏定性为路线错误）。同时在叶帅讲话中说：‘中央和军委注意到海军会议的发展，认为继续发展下去很危险’，‘要把萧、苏搞成罗瑞卿分子了’。他还说‘会议要罢萧、苏的官，王宏坤上台，黄袍加身’。等等。会议突然休会，又突然传达中央和军委对会议的指示，远在庐山养病的我看完文件后，大为迷惑不解。”（页545－546）
此时的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从批判罗瑞卿转为批判李王张（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李作鹏回忆说：“我当时在庐山还注意到一个情节，从7月初到8月中旬，四十多天时间，会议由批罗变成狂风暴雨般的批斗李、王、张什么‘地下活动’、‘黄袍加身’时，在王宏坤、张秀川多次检查仍不能过关，病倒住院时，在有人甚至说李、王、张是‘阴谋夺权’、‘搞反革命活动’时，贺龙、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并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出现异常情况’的态度。原来李、王、张就是被这样地‘洗洗澡’。”（页547）
后来在林彪的干预下，会议停止了对李王张的批判。李作鹏说：“回到北京后我才知道，首先是徐帅，之后是林彪，都不同意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转向批斗李、王、张。林彪在7月初就曾指示：‘李、王、张是左派；李、王、张三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是好的。萧、苏要支持李、王、张的工作，如果撤了李、王、张，海军的实际工作就没有人做了。’这是林彪对海军扩大会议的第一次表态。8月13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前一天刚刚结束），林彪又一次指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罗瑞卿是有功的。’这是林彪对海军扩大会议的第二次表态。8月17日，林彪召见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并指示：‘海军会议必须立即收兵停战，再开下去就会错上加错。应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做好海军的工作。’林彪要求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批判王、张‘适可而止’，并说：‘斗了李、王、张四十多天，什么问题也没有搞出来’。林彪指示：第一、会议简报不准再出；第二、会议文件不准再印发；第三、工作组起了很坏的作用，立即撤回。这是林彪对海军扩大会议的第三次表态。”（页548－549）通观文革初期海军内部的斗争，基本上是海军党委高层长期以来内部矛盾的体现。由于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倒台，军队内部重新站队，也不乏有人利用这一机会打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海军的党委会议实在谈不上谁错误或谁更正确。毕竟在那个大的环境下批判所谓罗瑞卿和肃清其政治影响本身就是荒谬的。林彪在当年9月份视察海军时说：“希望你们原班人马都在海军工作，我们没有把你们哪一个人调出海军，你们要把谁排挤出去，我们也不赞成。”“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我们一定要做模范，做好样子，使我军彻底革命化，使我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页553）由此可见，林彪希望军队内部的稳定，而非卷入无休止的内斗之中。
三、关于1967年1月海军的夺权问题
大陆官史说“（1967年）1月16日，李作鹏一伙首先揪斗了苏振华，名曰‘摧毁海军苏记黑司令部’。……1月18日，海军党委被改组，李作鹏任党委第二书记，并被指定主持党委常委工作，以后又任海军第一政委。这样，虽然名义上萧劲光还是海军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成了‘空头司令’。……李作鹏等人终于夺了海军的权。”（尹家民《红墙见证录》（二），页284－285）然而，李作鹏有这么大的本领，可以在海军一举夺权吗？
1967年1月17日晚，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开，林彪、徐向前、叶剑英、陈毅出席。海军有萧劲光、王宏坤和李作鹏参加。李作鹏回忆说：“会议两个议程：1、听取和批准萧华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检讨。2、会议讨论把苏振华交群众揪斗的决定，其罪名是‘彭、黄漏网分子、三反分子’、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任务。”（页560）徐向前代表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发表讲话。徐向前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要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今天学生要开大会，要打倒苏振华，打倒杜义德。最后讲海军问题。主要讲苏振华的问题。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为什么落到刘、邓手里去了，并且经过修改。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海军文革要改组，萧劲光任组长，王宏坤任第一副组长，李作鹏任常务组长。以哪些人组成，他们三人提出。只准打毛主席的红旗，不准打白旗，不准打灰旗。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会议结束后，全军文革派人向造反派群众组织宣布了这一决定，当晚造反派就把苏振华揪走了。（页561）徐向前代表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作决定在前，苏振华被揪斗在后。1月18日海军党委召开174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和讨论了军委和全军文革关于苏振华问题的决定，并统一了“苏振华是海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代表”的认识。与此同时，萧劲光提议李作鹏主持海军常委工作。会议还决定萧劲光任海军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李作鹏任常务副组长，王宏坤任副组长，张秀川任办公室主任。（页561）对于所谓“夺权”的说法，李作鹏认为“在当时文革大动乱的背景下，谁主持工作，谁就可能成为被造反派批判、被揪斗的对象，成为造反派冲击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萧劲光提议由我主持常委工作，大家一致同意，我服从大家意见，这完全是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正常作法。如果这也算是夺权，那萧劲光的提议，其他常委一致同意，又算是什么呢？”“党内职务我仍是海军党委副书记，军内职务我仍是海军副司令，而海军的党政一把手、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还是萧劲光。‘夺权’从何而来？”（页561－562）对于苏振华本人，李作鹏则设法予以保护。当时苏振华被造反派残酷批斗，李作鹏派人以海军党委名义将苏振华从造反派手中要回，然后秘密隐藏起来，后又将其疏散到湘南海军一个机场内，生活上也予以适当照顾，由此而救了苏一命。（页562－563）
从文革初期军队内部的运作来看，夺权是毛泽东所号召，尤其是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的影响，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到处插手，不断地制造夺权动乱，军内也不平静。由徐向前代表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在海军发表的讲话，已将苏振华划入被打倒的行列。如果认真追究责任的话，应当首先追究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罪责。将海军的所谓夺权归结为李作鹏本人显然是不公道的。
四、文革中海军一些将领被迫害致死问题
文革中海军也有一些干部受迫害而死，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张学思（张学良之弟）。李作鹏的回忆对此均有描述。从中人们当可看到文革真实的一面。
关于陶勇之死。李作鹏在回答中央专案组的审讯时说：“专案组硬说陶勇（东海舰队司令员）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回答：‘这是胡说八道！’我反问专案组：‘你们有陶勇是我迫害致死的证据吗？我可以肯定的说，你们没有！’我接着说：‘事实是：1967年初，在谁也没有决定打倒他，谁也没有揪斗他的情况下，此人就跳井自杀了。当时我尚在被群众围攻揪斗的焦头烂额之中。’”“事后，许世友曾对我说：‘陶勇是被文化大革命吓死了’，不信，你们去问许世友。”（页749）
关于张学思之死，李作鹏说：“9月（1967年）中旬某天，周总理由北京给我打电话指示说：张学思（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原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之弟）出了问题，要我立即回北京处理海军司令部的问题（注：时李作鹏随毛泽东在上海）。我当天下午就飞回北京，向萧劲光等人了解情况。当时海军领导谁也说不清张学思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中央在决定逮捕张学思前未与海军任何领导打招呼，逮捕张学思时，海军任何部门也未参与。回北京后我得知的情况是，根据中央决定，公安部已将张学思等所谓‘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全部逮捕了。张学思的专案组，既不归海军管，也不归中央二办管。所以被捕后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页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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