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1967年初的“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在毛泽东的庇护下成功取代书记处，而周恩来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好景不长，5月份出现的“伍豪事件”则使二者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倾斜。“伍豪启事”与其说是江青要挟周恩来的工具，不如说是周恩来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心病。毛泽东则利用此事，有意不时的敲打周恩来，直到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段。作家司马清扬与欧阳龙门在合著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中指出，周恩来在在进手术室前突然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是因为周恩来非常清楚，自己有个特殊的叛徒情结。在文革中，周恩来对于叛徒问题不厌其烦的讲，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以下为书中相关内容全文摘录。
毛泽东在1968年对红卫兵揭露“周恩来就是叛徒伍豪”的调查所作的亲笔批示
1975年7月1日，北京医院。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在和泰国总理签署完中泰建交公报后，对一部分要求同他合影留念的工作人员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周恩来的这句话表明：他在他死后，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就可以抛出“伍豪启事”这个“定时炸弹”，把“周恩来”三个字炸成无数个“叉叉”。
1975年9月20日，病情急剧恶化的周恩来再次做大手术。周恩来自知不久将告别人世，这次上手术台能否还能活着下来尚存未知数。打了麻醉药之后，在进手术室前，周恩来特地调来了“伍豪启事”事件的全部材料及1972年批陈整风会上关于“伍豪事件”的报告记录稿，详细阅读之后，将其封存，并用颤抖不止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周恩来。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周恩来用心良苦，不仅是签名，还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不仅如此，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突然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周恩来的喊声撕心裂肺、令人动容。“伍豪启示”在周恩来心中的份量是如此的沉重和痛苦，此喊声意味深长，耐人寻味！为什么要报告毛泽东？是要把毛泽东感动到挤几滴“鳄鱼的眼泪”然后批示“同意照办”吗？周恩来其实非常清楚，这些统统不起作用。
这是因为周恩来自己对此有个特殊的叛徒情结。
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谈到“保持晚节”问题时候，就专门针对叛徒问题感慨：“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像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周恩来在1967年月1日接见铁道部部分革命造反派时讲：“我是经过五个时代，从大革命到现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到现在。五个阶段都经历过不少事情，看到过不少阶级，有的是钢铁战士，有的就是不行。像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但一抓住就叛变。当然也有好的，像苏兆征成为烈士。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也有很多烈士，像李大钊；也有象陈独秀背叛革命成为托派，瞿秋白临死前还写叛变书，就像从苏联回来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住在苏联，成为人民的敌人。革命烈士很多，革命者是前仆后继。我们是留下来的人，多做一些工作，就是为世界革命服务，你们应该全心全意干革命，要胜过我们。”
周恩来还对红卫兵大搞叛徒材料大力赞扬：“我建议注意调查研究。我接见过南开大学卫东派组织。我叫他们多作调查，他们下决心钻到很多图书馆里，查了几个月。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二十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刘少奇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分材料拿出来。瞿秋白死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同李秀成的一样，结果蒋介石还是把他杀了，这篇文章被陆定一藏起来了。这些都是大事，是白纸黑字写的材料。这些材料就值得了。”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于叛徒问题不厌其烦的讲，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没有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周恩来在“伍豪事件”中扮演的真实角色到底如何？陈小雅质疑的非常有道理：
第一个：周恩来本人和中共高层以及所有为周恩来辩护的人，在辩护和证言中，所强调的都是“周恩来本人并未登过那样的启事”，所谓周氏脱党“并不是事实”。一言以蔽之，周恩来没有“做”过那件事，但从来没有人从正面澄清过：周恩来（我本人）从来没有“说”过那类话。
第二个：毛泽东在30年代和60年代都深信不疑的事情，为什么在70年代发生了变化？那些原来为周恩来作过证明的元老们，为什么竟没有坚持一定要形成一份中央文件？而把这件只需举手之劳的事情一直拖到周恩来的身后。直到1995年，才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撰写了一篇《“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算是“正式澄清？”对此陈小雅女士认为：
1928年10月，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发表演说，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地存在”。根据他的指示，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致信湘赣边特委，将红军主力分散为小部队，认为在必要时，可以“对外宣称朱毛死亡，以便他们安全地撤出根据地”。故此，1936年斯诺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到的，外界曾多次谣传毛泽东“已经死亡”，并非空穴来风。
发生在“六四”后大搜捕的期间，我（陈小雅女士）还在建国门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内的政治学所上班。在一周两次的“返所日”，我和同事们在一起议论的一话题经常是：“听说谁谁谁逃走了”，“听说谁谁谁被捕了”，“听说谁谁谁出卖了谁”……一天，有人说：“柴玲被捕了。”但过了几天，又听说：“柴玲已经出去了。”对于这些谣传的信息，我们当时都没有当真，不过是一听罢了。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听有人说：“王超华被捕了。”我们仍姑妄听之。但不久，又有消息传来：“王超华已经出去了！”我们已经知道，解救柴玲、王超华等的“港支联”，实际上是“六四”后“反”出去的中共地下党的老班底，它完全有可能借鉴共产党的地下斗争经验；我们也知道，国民党的特工艺术，极大的得力于共产党。而中共的特工与地下斗争经验，又直接来自苏联的“契卡”。
早年“偷渡”成功的周恩来喜不自胜。据说他一落定便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大赞“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不仅如此，他还召集省委、省苏维埃和县委的领导人开会，报告一作就是“8个小时”……。到达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在“胜利冲昏头脑”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将此作为一段“佳话”告知过旁人，但由于根本不是事实，旁人“游戏”听之，转眼就被忘记。但记忆力惊人的毛泽东未必会忘记：“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这至少说明，直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也就是说正是周恩来到达苏区之时所讲的“佳话”才正是张冲等人制造“伍豪启事”的根本信息来源，而这正好也符合当时自然条件下的信息传播速度：“国民党谣言不攻自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失去了“时效性”----它是在周恩来出现在苏区两个月之后才刊登的。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在“出事地点”，这项“栽赃”就不能成立。但是，在“六四”后大搜捕期间的两则故事启示我们：如果当日柴玲或王超华“被捕”的谣言，按照自然传播的速度扩散的话，它从出事地点到京城，肯定已成了“马后炮”。考虑到30年代信息传播手段的落后，一个“谣言”从广东东北部或福建西南部或江西东南部的崇山峻岭传到上海或南京，“两个月”恐怕也不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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