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退出政治局常委后，原本酝酿的常委名单为7人----赵紫阳、万里、李鹏、乔石、姚依林、胡启立、田纪云，但最终的 名单确却是7人变5人，万里、田纪云出局。这一切都源于姚依林的使坏，以万里不安分，有事就起哄，田纪云亲戚有问题，狙击两人入常。最终邓小平拍板，万里 担任正国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不入常，田纪云仍然担任副国级的国务院副总理，只是排名升到第二，仅次于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姚依林。
在姚依林的狙击下，万里虽未能跻身政治局常委，但仍出任正国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下面，讲讲十二大的具体准备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起草政治报告，一是人事安排。政治报告的起草，耀邦在辞职以前就组织了一个班子。还未开始工作他就辞职了，工作也就停了下来。后来我就把他们召集起来，让鲍彤也参加进去作为牵头人，在我主持下开始工作。起草班子还是原来那些人，就加了鲍彤。
我于5月21日就如何草拟政治报告的设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提出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整个报告的理论根据。系统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任务。着重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提出在新的实践中，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这个报告很快得到邓的批示，说这个设计好。由于以后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好，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比较顺利。
在起草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我想主要讲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不少人的印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我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其实不然。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有了这样的话;“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但这两次的论述，对这一论断的含义内容，以及这一重要论断与我国各项政策的关系没有论及。而当时的重点在于强调以下观点：“毫无疑问，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所以这样一段话是指明，即使是初级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为了回答一部分人怀疑我国是不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大家知道，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有人在回顾反思过去我们党多年来左倾错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胜利后，是不是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是不是应该搞新民主主义，以及我们国家现在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当时就受到中央的批评。这个论断主要是对这种思想而讲的。所以以上两次提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字，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后来到1986年9月，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提到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公有制占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说，这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和改革开放，和我们实行的政策联系起来了。但是，这个文件主要是讲精神文明建设，对其它问题也没有展开论述。在我的回忆中，上述三次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字时，并没有引起讨论，公布之后也没有引起注意，人们印象比较淡薄。
十三大政治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为报告中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我自从1987年初组织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以来，就设想这个报告不仅要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而且要为在我国之所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找出理论根据，并且加以阐述。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加速了各项建设事业;显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极大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根据是什么，一直缺乏很有说服力的说明;一直是广大干部和各方面人们关心的。一方面他们对改革开放竭力拥护，积极实行;另一方面，心里并不踏实，担心将来又发生方向路线问题。所以对于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虽然在实践上已被证明，还必须在理论上作出有力的说明。
几年来实行这一套改革开放措施，说到底，就是对五十年代以来开始实行并日益强化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的否定和修正。几年来的改革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否定和修正的正确和必要;证明了过去在中国按传统社会主义原则，也就是苏联模式推行的那一套，是超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性质的。这是一种左的失误。只有从这种越位的地方退回去，重新实行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策、措施，才能挽救中国。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个新提法。如上所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二大已经毫无争论地、不知不觉地被接受下来了。现在只是把它作为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开放政策的依据，不会引起很大争论，容易得到通过。
我的这些想法第一次向外透露，大约是在1987年5月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我说：我们要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各项改革开放政策都可以从这一论断中得到解答。要以它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指导。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要展开论述(大意)。这段话很可能就是在讨论我5月13日讲话稿时讲的。随后我正式布置给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理论依据。接着我就如何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五人小组写了封信，就是前面我提到的给邓的那封信，信中突出了我的这个意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都有批示或电话，对我的信表示同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三个问题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或三中全会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并概括为口语化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时提出并写入报告的。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指出了。这以后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地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也是1978年理论务虚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贯强调的。但过去没有把这三条联在一起，并作为党的路线的主要组成部分。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问题，记得在1986年起草建设精神文明决议文件的时候，初稿上曾经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作为两个方面写的。当时给人这样的印象三中全会路线只是改革开放。我曾提出修改意见，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应该包括四个坚持在内。
最后在十二届六中全会时，我在小组召集人会上，又讲了同样意思的话。我说：总得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不要注意了一方面，忽视了另一方面。这是我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方面内容--的一个初步的表述。当时还没有用”基本点“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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