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长青之子、常常在舆论中代表军方发声的罗援接受媒体采访，为受到社会舆论“歧视”的干部子弟即“红二代”鸣不平。罗援此举并非无的放矢，连日来，中国军方展开了大规模、高频率的高层人事调整，多位“红二代”得以重用，引起外界颇多争议。而争议的产生也情有可原，因为军中“红二代”密集上位确是事实，其比例与上升速度都远超平民子弟。这些现象都有不合理之处，但其产生又都有特定的历史根源。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
有分析认为，尽管相对于政界的习近平、王岐山、薄熙来等人，军界“红二代”普遍更为低调，但不可否认，军队才是“红二代”分布最集中的区域。这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与当时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密切相关。当时的“红二代”们能够参军并避免上山下乡，以及后来能够在军中迅速升迁，不排除蒙受父辈余荫的情况。另一方面，当军队生态在上世纪90年代后急转直下时，“红二代”群体相对来说较少受到影响。这是在看待现今军中“红二代”聚集现象的两个观察点。
“红二代”密集上位惹议
在2014年12月下旬，官方媒体主动披露了解放军现役高级将领中的“红二代”，并为其贴上“虎父无犬子”的标签。文章中列举了总装部长张又侠、空军司令马晓天、总后政委刘源、海军政委刘晓江（已退休）、二炮政委张海阳（现已退休）、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等近26位“红二代”将领。在最新一轮调整中，升任武警部队司令的王宁也因为其红色后代身份引起最多的关注。
观察人士表示，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外。一方面，社会舆论对于官员的身份背景，尤其是“红二代”标签一向十分敏感；另一方面，目前解放军中高层确实存在为数颇众的具有红色背景的将领。上文披露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后来王宁就没有出现在之前的名单中。而且，其中一些将领如张又侠、刘源等仍然有进一步上升的潜力，并有最终问鼎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是专职军人能够担任的最高级别职务）的可能。因此就无怪乎媒体舆论的过多关注，甚或出现一些争议了。当然，罗援为“红二代”所做的解释也很有说服力。罗援说，上一代的革命家对子女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提出反对特殊化，反对“自来红”思想，要求自己的子女和贫下中农、普通民众打成一片。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一些亲属现在都是和普通百姓一样居家过日子。干部子弟也是普通公民的一分子。
不过，“红二代”群体早已出现了明显分化。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人的低调，才让另一部分过于活跃的“红二代”被放大为整个群体的代表。罗援也承认，社会上流传“红二代”中有“新三种人”：公子哥，驸马，师爷。这些人可以拿到批文、拿到项目，接触到高级领导，可以进行权钱交易。中央三令五申，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不能经商。可是现在一些大的楼盘，一些大的项目、一些大的公司，动不动就流传背后有谁谁的背景。
不论是解放军中高层的“红二代”，还是在商界翻手云雨的“红二代”，都因为其红色背景被置于聚光灯下，并使外界产生了“红二代”全面上位的印象。这一印象既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但显然又过于夸张。因为相对于宏大的党政军执政群体来说，虽然“红二代”中的很多人处于相对中上的层次，但是其整体数目仍然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而且在现今的政治形势下，军中“红二代”会结成某种程度内部团体组织的假设也几乎没有成立的可能。
此前曾有文章《仅薄熙来一人落马 红二代是政坛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
清流？》分析，中共建国以后出生于红旗下的这一批“红二代”，也是最富有理想主义和革命色彩的群体，其热情甚至有可能要高于自己的父辈。他们的集体上位，在轰轰烈烈的官场反腐中似乎“水火不侵”，反而有借机上位之势，或许正是缘于这一代人对自身的严格约束。军队虽然相对较为封闭，但是应当也相差不多。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落马，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刘源不顾各种“攻击”扳倒谷俊山才得以实现的。就此来说，“红二代”们的上位对于中共执政团队和军队或许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清流”冲洗浊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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