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反腐的进一步开展，此前外媒所盛传的“新四人帮”、令计划的“西山会”以及杨卫泽的“江苏版西山会”这一系列政治小圈子逐渐浮出水面。其实自中共建立以来，这类小范围的政治联盟就一直存在，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四人帮”，“四人帮”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2009年5月26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在上海市委做报告曾指出“要公道正派，不搞小圈子”。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由俞正声强调“不搞小圈子”想起毛泽东批“上海帮”》一文作者梁煜璋就俞正声的讲话展开， 回顾了1974年，毛泽东对当时的“上海帮”（后称“四人帮”）的严厉批评。
审判四人帮
据《解放日报》的报道，根据中央要求，上海市委决定今年在全市党员干部主题教育活动中举行“忠诚、敬业、道德、廉洁”系列讲座。5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作首场报告时指出，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切实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其中有一句话格外引人注目，即“要公道正派，不搞小圈子”。这显然是针对上海干部专门强调的。
35年前，即1974年毛泽东曾三次专门严厉批评“上海帮”（以后改称“四人帮”）。第一次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指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第二次是在长沙同李先念的谈话，毛泽东又强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待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指江青）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第三次是在长沙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再次警告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并且是向政治局正式提出来的。（参阅：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批评的“上海帮”（以后改称“四人帮”）的四位主要成员均非上海人，却与上海有着密切的渊源，并最终以上海为主要基地达成了“政治联盟”，搞起了“小圈子”。江青，山东诸城人，20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一个时期，以蓝苹为艺名做过电影演员。王洪文，吉林长春人，1956年部队复员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担任保卫科干部。“文革”中成为上海造反派头目市，历任市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张春桥，山东巨野人，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工作，历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解放日报》社总编辑、市革委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等职。姚文元，浙江诸暨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上海工作，历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第二书记等职。
这段历史，这笔旧账，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的沉痛教训，直到今天仍然难以忘怀，不寒而栗。而2006年发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案再次敲响了警钟。过去，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搞政治上的“小圈子”，结果祸国殃民，害人害己；现在，陈良宇等干部与张荣坤等富商在上海搞经济上的“小圈子”，结果以权谋私，身陷牢狱。
在毛泽东严厉批评“上海帮”（以后改称“四人帮”）35周年之际，身为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首场报告专门强调上海干部“要公道正派，不搞小圈子”，就是警示他们要牢记历史、反思现在、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不再让搞各种小圈子引发的悲剧在上海重演！
毛泽东对于“上海帮”的批判，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叶永烈所著《“四人帮”兴亡》一书中还有更详细的叙述：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1974年6月15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道：
“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6月17日至28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7月5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毛泽东在1974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7月17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毛泽东说道：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绵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嘉崎 综编)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江：“不大好的就改。”
毛：“你也是难改呢。”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不开就好。”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据纪登奎在1988年1月自述：
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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