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别不高，但是权力不小。”这是中国2,800多个“县太爷”的真实写照。日前，中共最高领导人与这些地方官的座谈会让人们再次聚焦县委书记这一群体。县委书记级别通常为正处，个别地方省管县的可能是副厅级，虽然级别不高，但都是主政一方的“父母官”。一般来说，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往往是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这也导致了这些地方官们拥有了“绝对权力”，而与之伴生的则是绝对的腐败。中国很多的县，已经成了腐败的重灾区，基层政权中的“上贡体制”、“买官卖官”、“吃喝送礼”、“权力世袭”等更是侵蚀着中共的肌体。
习近平与县委书记座谈
出“帝都”南行不足300公里便是习近平仕途首站正定，相对于更多的“天高皇帝远”、终年见不到天子面的州县，也可谓天子脚下了。然而，眼见中共拍虎打蝇风生水起，一顶顶花翎红顶滚落泥土，八项禁令整风不绝，甚至习还亲赴河北督战，但也抵不过强大的“习惯”力量。县级单位处于中共政权的基底位置，最可谓与民众相交，也最易身陷人治社会的风情世故、裹挟到盘根错节的社会利益关系中。州县死水一滩、贪渎横行，上层再多的惊涛骇浪也只能脱离民众，让群众自认为是看客。
“失控”的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有专家说：“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大陆媒体人洪巧俊在《失控的县委书记》一文中详细描述了县委书记的权力----对上，县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相对独立，县委书记可以针对县里的任何事、任何人说了算；对下，县委书记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也就是说大事可以抓，小事也可以抓。可以说县委书记是“政治强人”，也可以说是权倾一方，甚至是独断专行的霸王。几个坊间流传的段子，戏谑中展现了县级官场的真实生态：“县委书记绝对真理、县长相对真理、常委服从真理、其他班子成员没有真理。”“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光做笔记不张口。”许多落马县委书记都坦言，以前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他们的话都是“绝对真理”。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腐败。”县委书记的权力很难受到制约，因此他们成了当今中国最腐败的一群人。以山西为例，去年查处的“虎蝇”式干部中，据不完全统计，有17人是县委书记或者曾经做过县委书记的。以至于年底前，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专门围绕“如何把好干部选到县委书记岗位上来，如何防止干部‘带病提拔’，选用县委书记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搞了基层调研和座谈。
一般来说，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与中央隔着省级、市级，往往是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由于“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加上权力过于集中，监督严重失控，监督几乎呈现一片真空地带，从而造就了他们“我的地盘我做主”。而县级政权下盘根错节的人情社会、利益关系，也污染了基层政权的政治生态。腐败在中国基层尤胜，尤其是县市一级地方，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生态，“不送钱、送礼，不托关系、走后门办不了事情”，“吃拿卡要”成风，即便是原本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职责内应办的事。而一些民众往往抱着“委曲求全”的心态，进一步助长此类“歪风邪气”。
北京大学社会学的一位博士生冯军旗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于2008年深入中原腹地的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撰写了一篇长达25万字的《中县干部》。这篇论文展现了一个县级政府的人员结构、升迁方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揭露了整个中国基层政权的“上贡体制”、“买官卖官”、“吃喝送礼”、“权力世袭”等现象。冯军旗将文中的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作者直言：从中县官员身上，可以看到中国所有县级官员的影子。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初登大位的习近平便下达整肃全党风纪的八项禁令，此后楼堂馆所整治、公车整顿不断，直到次年中更掀起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据称，在整风运动之初，习近平也曾震怒于“上层热闹下层看热闹”的鞭长莫及之弊，于是率先选定一省一县作为常委亲自坐镇指挥的试点力推。而与此同时，“打虎”“拍苍蝇”应该说势如破竹，中央层面动作狂飙。然而，恰恰是在此情形下，各地州县却形成了鲜明对比。地方芝麻官虽多少深感中央力度有所收敛，但多半仍旧死水一潭、贪渎横行，上层的风暴始终难以在地方基层掀起多大风浪。以习近平仕途首站河北正定为例，距离北京不足300公里的正定，相对于更多的“天高皇帝远”、终年见不到天子面的州县，也可谓天子脚下了。而习近平在上位之后还曾亲自赴正定督阵河北整风，但最高领导人的高压也不过强大的政治惯性。据熟悉当地官场的消息人士透露，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地轰轰烈烈的整风风头一过，这些地方官们就又恢复到整风之前的面目。观察人士指出，县级单位处于中共政权的基底位置，最可谓与民众相交，也最易身陷人治社会的风情世故、裹挟到盘根错节的社会利益关系中。州县不动，上层再多的惊涛骇浪也只能脱离民众，让群众自认为看客。
习近平的“父母官”情结
1982年仲春时节，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的习近平，来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1983年7月，他担任县委书记。从1982年到1985年，习近平在正定度过了“不寻常的3年、非同一般的3年”。“朴实低调、亲和务实”----回想当年习近平留给正定干部群众的印象，时任正定县委办公室资料组组长的王志敏回忆说。穿着褪色的旧军装，背一个军用挎包，住在办公室，吃在大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一起在院子里圪蹴（方言:蹲着）着吃饭聊天，与当地百姓拉家常、问寒暖。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跑遍了正定的每一个村。
习近平担任正定县委书记三年，对县委书记岗位之重要、责任之重大，有着切身感受和独到见解。在1月12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谈及自己任正定县委书记的感触：“我很关注县一级工作。大家来自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对真实情况比较了解，同大家谈谈肯定有好处。”“我对县一级职能、运转和县委书记的角色有亲身感悟，听了大家的发言很有感触，脑海里不断浮现我当县委书记时的画面，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而这只不过是习近平“父母官”情结的又一次展露。可以说，在河北正定当过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自己一路走来逐渐形成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中，把县委书记这个位置的重要性，摆得相当突出。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2013年11月27日，习近平在山东菏泽召开座谈会时，给市、县委书记们念了上述对联（楹联）。他说，对联以浅显的语言揭示了官民关系，封建时代官吏尚有这样的认识，今天共产党人应该比这个境界高得多。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就指出：“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在他看来，县一级承上启下，处在改革、发展、稳定的第一线，县一级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县委书记这个岗位最能锻炼干部：“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群众看我们党，首先看基层干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1990年，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写过一篇《从政杂谈》（收入《摆脱贫困》），文中就对县一级主要领导的重要性有相当形象的描述----“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3,000多个县（注：多次调整后，现在全国有2800余个县/市/区/旗）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国家的政令、法令无不通过县得到具体贯彻落实。因此，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此次中国展开的县委书记大轮训，证实基于此。从习近平亲自召开座谈会来看，有理由相信，在经历反腐打老虎和群众路线整风之后，习近平期望望通过对县官的轮训改变基层官场状况和政治生态。
“县为国之基，民乃邦之本”，从秦设立郡县制以来，县一直是一种独特而重要的区划。千百年流传着一条治国理政的金科玉律----“郡县治，天下安”。习近平则说，“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中国有句古话，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基层的腐败也如同能够毁堤的蚁穴，因为他们的腐败行为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直接侵害了民众的利益，直接导致民众与官员的关系恶化，最终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官民互信，因此，虽然相对于千里之堤来说小的近乎可以忽略，但久而久之终会酿成溃堤大祸。习近平在座谈会上指出，县委书记要做到“四有”：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还有把好“三关”：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希望中共此番轮训县委书记能成为全面改变基层官场弊病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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