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的改革，失败居多，因为改革不仅要反对庞大的保守派，又要防止激进势力，如同在悬崖上走钢丝，其难度甚至超过革命。而几乎所有改革都会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容易出现异化，误入歧途。比如，王安石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呢？除了皇帝的态度不够坚定、王安石用人不慎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好心推行的改革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被扭曲，从一项为民谋利的改革变成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巧取豪夺的幌子，最终引起民怨，成为反对者攻击改革的借口，改革黯然落幕。
然而，不得不问的是，改革为何会被既得利益集团和贪官污吏异化？作为炙手可热的宰相，王安石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有皇帝的支持，他的权势不能说不强大，而这对于改革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同时，王安石本人更是高风亮节，道德君子，有着坚定的改革意志，甘愿“为万世开太平”，兼济天下苍生，典型的圣人情怀，因此死后他才会配享孔庙。可是，这样一个有着非凡个人修养、权势非常大的改革者居然不能保证他的改革不被异化，足以看出既得利益集团的能量是何等的恐怖！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王安石改革威胁到北宋王朝庞大官僚集团的利益。王安石固然权力非常大，固然有皇帝的支持，但他的所有改革措施都必须依赖官僚集团去实施。如果他的改革触犯到后者的利益，整个社会又缺乏监督制约的力量，他何以保证他的改革不被后者歪曲？他根本不能保证，他唯一能够依靠的仍然是官僚集团，只能通过重用一批人去制约另一批人，而这只不过是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右手，效果非常有限。
权力的运行是双向的，既可以自上而下的运行，又可以自下而上的传输。改革者有决策权，庞大的官僚集团却有执行权。作为改革者，往往身居最高层，固然可以令行禁止，可以指挥整个官僚集团，但他又不得不依靠后者去执行他的所有改革措施，甚至从后者反馈上来的信息将会直接影响他的改革。但凡改革，必将涉及到利益的重构，因此必须要掌握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的大部分都是自下而上的上传。假若在自下而上的信息传输过程中出现问题，导致改革者接受的信息失真乃至错误，必将对改革不利。一方面改革者不得不从现有官僚集团获得信息而又依靠后者去执行改革，一方面改革者只能通过内部监督的形式去监督后者是否变相利用改革，这样的改革，若想不被异化，真是难上加难。不幸的是，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所有改革皆是如此，而这或许正是改革鲜有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在官僚体系内部缺乏有效制约与监督的情况下，如果整个社会有正常的监督力量，如果普通人有表达诉求的合法渠道，改革还会那么容易被异化吗？社会的力量、舆论的口水不知可以击败多少既得利益集团？既然是改革，初衷肯定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肯定可以获得民意的支持，那么为何不去借助社会的力量去推行改革呢？假若有亿万人与改革者同行，只要改革本身是切实可行的，改革必将成功。
历史的真相是几千年以来，整个社会几乎不存在监督力量，改革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改革者和改革团队在推动。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新的东西很少，复制品很多，太阳底下缺少新鲜事，今天的中国改革固然有今天的独特之处，固然改革形势远远好于古代，但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却是一致的，因此改革仍然存在误入歧途的潜在危险。
今天的中国，信息技术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社会的监督力量胜于古代，可问题是今天的改革者将要面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为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改革者固然可以凭借魄力和权势促使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改革，但他们会不会只是应付？会不会出现异化？比如，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言论空间为何收缩？在国际油价大跌的情况下，成品油消费税为何不降反升？改革者站在最高处，他怎么能够保证改革环节不出问题？假若自下而上的信息传输出现问题，存在隐报、瞒报、乱报的现象，或者说改革被变相利用，改革者又该怎么办？在改革者的强光直射下，积弊已久的官场或许会暂时失明，以配合的姿态来推行改革，可是这种配合会持续多久？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综合推进，需要时间落地，而这些改革者又如何保证呢？更为危险的是，如果改革者的改革被人变相利用，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民众的希望就会再次破灭，不仅会助长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改革的气焰，还会把许多有可能成为改革同盟的人逼向激进，最终对整个改革事业都是极其不利。
今天的改革者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延续几千年以来的改革路径，从内部集聚足够强大的改革力量，要么考虑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体系，引入社会的力量，让广大民众以恰当的方式参与到改革的潮流之中。前一种选择，难上加难，不能保证改革不被异化，后一种选择或许才是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打破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的题中之义。试想一下，假若有13亿人给改革者做后盾，既得利益集团焉能不破？改革何愁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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