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伊始，当习近平继续占据中国大陆每日新闻头条时，另一个人总能每每紧随其后，他就是王沪宁：1月7日，习近平与厄瓜多尔总统会谈，王沪宁参加；同日习近平会见委内瑞拉总统，王沪宁陪同；翌日中拉论坛开幕，习近平讲话，王沪宁出席；1月12日，习近平对206个中国县官讲话，王沪宁仍然紧随其后……而回顾过往的新闻，也无不是这样，不论是在国际场合还是在国内场合，王沪宁总常伴习近平左右。王沪宁的频繁亮相昭示着中国学者型官员已经再次进入决策最高层。
从臭老九到技术官僚知识分子的仕途变迁
然而回顾中共建国后的几十年历史，这种格局并非生而有之，仅仅是最近才逐步形成。
建国初期，中共执政者班底并不具备如民国时期般，动则留洋名校博士的光彩学历，至多不过大学经历，且未必正常毕业。湖南师范出身被北大拒之门外的毛泽东，以及由南开出国深造的周恩来暂且不论，后来有中共元老之称、掌管中国经济的陈云不过小学文化，全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时学习书局的商业运作和财务交易而踏入经济领域，刘少奇、王明、博古等的最高学历均为赴苏联学习马列主义，与今日之党校文凭类似，而叶剑英、贺龙等更是纯武将色彩。唯一进入领导层，且被认为具有学者背景的郭沫若，又被人诟病奴颜婢膝。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与决策层绝缘的时期。
到20世纪中期，“反右”和“文革”更是几乎直接将知识分子从中国政坛上抹去。反右期间，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打为右派而遭到迫害，其中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后为中国交通部长的章伯钧至今未被平反。“文革”更是将知识分子列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第九位要被整个社会打倒和改造的对象，谑称为“臭老九”。时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的“官运”开始发生转折，但首先崛起的是自然学科背景的技术型官僚。中国的第三代核心江泽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电系，他的第一任搭档、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毕业。而李鹏的继任朱镕基则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与李鹏一样，也是一名工程师。再往后，中国的总理仍然是中国地质大学地质构造专业毕业的理工科科背景，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温家宝。而与温家宝同届的胡锦涛则是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的学历，甚至还在文革前参加了该专业的科研工作。由此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领导人均来自与治国专业不对口的理工科。
实现第五个现代化 学者官员首当其冲
这种理工科技术型官僚的配置在现代化的国际社会标准中，明显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因此，近年来不仅当下中国的领导人教育背景发生了转变，习近平为法学博士，而李克强则为经济学博士，均为社会学科背景，而且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科背景的学者型官员也在走入中央。
纯知识分子背景的官员中，在当下的中国，王沪宁已成为一座新的高峰。作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不仅为习近平提供国内政策解读，也是对外关系的重要顾问，因此他在各个场合均随习近平一同出入自不在话下，但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其“三代帝师”以及始终不曾动摇的“核心智囊”地位：20世纪90年代，由江泽民钦点进京的王沪宁为江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政治纲领；胡锦涛出任中共总书记之后，王沪宁又为胡起草了“科学发展观”，最终成为胡写入共产党章程的贡献；习近平上任后提出的“中国梦”也被认为包含了王沪宁的贡献。
然而王沪宁并非中国知识分子官员中的一枝独秀，学者智囊在中央机构越来越多地占据重要的实权地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后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MPA学位的刘鹤，现任中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有浓厚学术背景的刘鹤曾参与多项中国改革方略设计，被认为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操盘手”，顶层设计的发明人，毫无疑问的中国经济政策核心智囊。据媒体报道，2013年习近平曾对赴北京参加中美高峰会晤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称：“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刘鹤的工作是规划中国的经济前景，这一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前进方向。”而刘鹤也可称得上多朝元老，自中国的“八五”计划（1991年至1995年间中国的五年发展计划）起，刘鹤一直处于中国顶层设计的团队之中，更随后成为“十五”计划领导小组成员，至今已主持若干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并参与习近平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的起草。除以上两位多朝元老之外，学者型官员身居中央要职的还有：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习近平办公室主任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丁薛祥，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历史专业研究员何毅亭，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亮相的习近平秘书、身份神秘的北大高材生朱国峰，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政治组组长的清华博士钟绍军……而在去年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成为中央委员会替补委员的马建堂也是一名典型的经济学者型官员，也是一名为数不多从本科未间断一直读到博士的官员，现掌管国家统计局。当前的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更是著名的植物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以及德国科学院院士。
学者型官员跻身地方大员成“60”后趋势
与此同时，地方省级常委中的学者型官员的比例也在逐步增加。虽然有些地区的常委构成仍以“中央党校”或“在职研究生”文凭为主，但另一些地区已呈现以研究员、教授级别的具备深厚学术根基的官员执政的趋势。仅以重庆为例：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的“60后”孙政才为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具备农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现为研究员；现任重庆市长的黄奇帆则拥有正规普通大学学历，以及工商管理硕士和研究员的学者背景；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则于清华大学数量经济学专业毕业，博士学历，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重庆副市长翁杰明更是中国社科院毕业，法学硕士、文学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后，研究员。
而其他省份及省部级机关，与重庆的情况也多有类似。一方面，学者型官员大批担任重要实权职位：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屈冬玉为博士生导师，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的欧阳坚则具备管理学博士学历；而具备博士学历的广东副省长许瑞生更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并且为“60”后无党派人士……
由此可见，不仅“文科学者从政”已成为当下中国官场一个颇为引人注意的现象，并且从年龄机构来看，“60”后学者更是逐步跻身省部级地方大员。这不论是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被定为“臭老九”，还是与改革开放之后纯“技术型官僚”执政都是大不相同的。
可以预见，在“第五个现代化”逐步深入的背景下，中国的官场也将继续引来彻底的转变----文人官员将重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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