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之至难者，令也”，明代政治家海瑞的一句感叹流传至今，并被从县级官员走向中共权力巅峰的习近平多次引用。1990年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习近平曾发文感叹“当好一县之长何尝容易。我曾担任过县委书记，每与同行谈起，大家总有一致的感慨：官不大而责任不小。”
中共“县官”典范----焦裕禄雕像
在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习近平更是多次针对县级官员的为官之道发表自己的个人观点。所以，当官媒在报道习近平在1月12日亲自出面向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讲话，同时公布“从2015年开始，计划三到五年，将全国2800多名县（市、区）委书记全部轮训一遍”的消息时，引发外界极大关注。
虽然在2008年11月，中共中央也就曾调集全国2000多名县委书记、县长进行培训，但是此番的县级官员轮训安排显然还是让外界捕捉到与以前不一样的信息。首先，作为中共总书记的政治强人习近平亲自出面对县级官员耳提面命；其次是中共官方媒体对此次座谈会的高调报道，尤其是部分网路媒体甚至将同一主题新闻持续两天放置于首页头条。
这种动作显然表明中共欲向外界释放某种信号。外界纷纷议论在2014年的多番高级别官员中“打虎”之后，中共此举是不是要掀起一番基层官员整风的“大扫荡”？但是对行走在官场与民俗之间的县级官员而言，他们不仅要面对党性考验，也需处理好风俗人情。在大多数无法升迁只能作为小吏终老的“县官”而言，要他们改变显然面临更多的心理关口。庙堂和乡野的距离
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废除分封诸侯制，实行郡县制，把“县”设为中央控制管理地方的基层组织。掌管县级部门的行政长官叫“县令”（秦制万户以上的县称县令，万户以下的县叫县长）。县令是由皇帝或官府任命的最小行政长官。其后历代官制基本上承袭秦制。由于县令官微职小，因此古代的人们称其为“七品芝麻官”。
虽说“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但是中国自古疆域辽阔，早在秦末年间就有48个郡近千个县。到了今天，中国大陆更是有近3000个县级辖地。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这七品芝麻官究竟出了多少，没人数得清。在诸多“一品当朝禄万钟”的大员光辉下，能在县令任上能做到政绩卓著，青史留名的则更是寥寥无几。
2013年春节期间，“国务院好遥远”曾一度火爆于互联网。当年2月18日，《法制日报》披露：本来只有7天的春节假期，却被湖南省娄底市房地产管理局自行改成了10天。在面对“为何不按国务院规定放假”的询问时，该局工作人员回答：“国务院？好遥远啊！”虽然相关人员的言行非常“匪夷所思”，但是同时也让人思考，一个地级市的公务员都感觉“国务院遥远”的话，那么对于县级官员而言，北京又是一个怎样的距离感？
中国在上千年的中央集权历史里，中央与地方，中央与部门，及各部门之间，从来没有建立一个受法律规制和约束的法定关系。因此，国家的政令统一是依赖行政命令和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来推进的。若中国是个城邦小国，还好说，因为小国事务相对不多，且中央政府能够做到强力监督，地方不敢在执行法令过程中打折扣，偏偏中国又是个大国，内部复杂，它会造成何种后果？ 孙子兵法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是对于中央集权而言，这种现象的频繁演绎就成了今日中共“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
2013年，四川大学教授罗中枢就曾针对“县委书记”这个课题接受过媒体采访。根据样本分析，在中国，现任县委书记和县长从副科级晋升到正县级，平均用时13年，其中从副县级晋升到正县级，平均用时6年。对于更多数量庞大、处于金字塔底部的低级别的官员而言，他们升迁机会如此渺茫，对于他们来说，与其以官员自居，还不如说他们更认为自己“乡绅小吏”。党性和人性的纠葛
不知道哪篇描写新疆民族官员的文章中，曾有一个这样的场景描述：一位维吾尔族官员面对汉族官员“工作不力”的批评时，无奈的称，“你们汉族官员可以按照政策，硬性要求推进相关规定，然后拍拍屁股走人，但是我们维族官员是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的，我们得罪了维吾尔族同胞，就要担着一辈子的骂名。”这不仅是新疆一地地方官员的心理困惑，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上，几乎每一个基层官员的困惑。对于他们而言，党章党规的各种要求，尤其是超越人性的要求太过遥远，他们更多的活在亲朋故旧的舆论圈中，更多的受到人情世故的影响，当党性和认清发生冲突时，“党性第一”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得事情。
清代的郑板桥，家喻户晓，除了是妇孺皆知的“扬州八怪”之一，他还是一位清正廉明爱民如子的好官，其“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诗句传唱百年，但他那句“难得糊涂”的处世格言，更是不知引发过多少人尤其是底层官员对官场的回味和感慨。
在今日中共的干部序列中，县级官员承上启下，离群众最近，既需要领悟“上头”，又必须了解“下头”；既要抓大政方针，又要管“芝麻绿豆”。从工作性质上，这是一个置身各种矛盾冲突前沿的群体，是自我描述为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群体。如今中国有2,800多个县（市、区）委书记，虽然他们不到全国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总数的1%，但却处于中共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故而他们的素质、品格，都是影响中国国家管理的重要因素。讨论县委书记这个群体在政治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离不开对时代的分析。因为不同的时代，对整个社会来说，会有不同的历史任务；而不同的历史任务，又呼唤甚至规定着领导者不同的素质。县委书记在中国政坛光谱中的地位，在习王整风后官场上的处境，都耐得细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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