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刘少奇的讲话。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早在1月13日就已决定，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不在大会讲了，由他代表中央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直到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书面报告以后，毛泽东才于26日在钓鱼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内容。27日就要讲话，刘少奇是在匆忙中草拟了讲话提纲，并在27日大会即将开始前才把毛泽东看。毛泽东只是把提纲让其他常委传阅，没有表态。然而，刘少奇却凭着这十几页的提纲，在大会上滔滔不绝讲了三个小时，所讲内容相当一部分都是即席发挥，或由感而发，既超出了书面报告的范围，有些尖锐的内容和提法也离开了发言提纲。这使毛泽东感到十分意外，也引起了他严重的不满和高度的警觉。概括起来，刘少奇的讲话中有如下几点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毛泽东与刘少奇
一、对形势的基本估计
刘少奇说：“……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把大跃进说成了“大跃退”，虽然事实如此，但毛泽东从感情上绝对接受不了。尤其这个“马鞍形”的比喻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就用此警告过，预言过，现在重提并用“事实”加以印证，还加了一个“大”字，这无疑是揭毛泽东的伤疤，并在上面撒了一把盐。把经济形势的发展形象地比作“马鞍形”，倒也罢了，这个“马鞍形”虽说中间是低谷，但两头毕竟是高峰，至少现在已经向第二个高峰攀登。
二、更让毛泽东难以接受和不能容忍的是刘少奇对“三面红旗”错误性质的尖刻评价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的评价并不是刘少奇直接作出的，而是通过借用老百姓的口说出来的。从刘少奇下面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是十分赞成老百姓的这个评价的：“……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的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加上那个“水塘有水”的验证，基本上表明了刘少奇是赞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的。这和毛泽东用指头比喻成绩和错误，显然是背道而驰，大相径庭的。另一个“至于某一个省……”在毛泽东看来显然又是玩弄的那种“全面肯定，局部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惯用伎俩。然而，刘少奇慷慨激昂的讲话似乎一发不可收拾，已经不满足于“含蓄地唱出反调”，而要“直抒胸臆”了。且看他是如何把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指头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甚至对“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样的判断，刘少奇表示得极为暧昧：“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刘少奇到底想说什么？他有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今后若干年可以逐年作出一个判断。其用意不言自明，有两层意思。一是让时间作出结论，现在肯定的东西，说不定一年、两年、三年或更多年后就会被否定；二是让后人去评价，现在让当事人作出的判断或评价是不算数的。这样的论调，是让毛泽东最感到恼火的。
三、刘少奇又把同样的论调用在了三面红旗的评价上
他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更进一步作出什么样的结论？敏感多疑的毛泽东当然不会不联想到：是否这些人要对他来一个秋后算账？是否再过若干年后以此为借口对他来一个“抢班夺权”？四、对庐山会议上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重新评价
刘少奇的评价有些古怪，他并没有公开为彭德怀翻案，反而给他加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但对彭的“万言书”的评价却颇多暧昧之处。他说：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错误。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谓的颠覆活动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庐山会议前彭德怀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时讲的一些话？这就是所谓的颠覆活动？完全是子虚乌有，莫名其妙。如果把这一条莫须有的罪名排除，那么彭德怀还何罪之有！刘少奇对彭德怀的定性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定性如此驴头不对马嘴，加上他在讲话中一味强调既要反右也要反左，言下之意，弦外之音，实质上已经为彭德怀翻了案！这样的用心毛泽东岂能看不出来！总之，刘少奇亮出的这一系列观点，使毛泽东一眼看清了这个跟随他多年的搭档、他预定的接班人的真实面貌：从建国初两人就产生的关于坚持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分歧，多年来不仅没有弥合，裂痕反而越来越大，已经到了是否考虑分手的时候了！
而林彪的讲话恰好成了刘少奇的对立面。和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暧昧态度不同，林彪旗帜鲜明地强调三面红旗的正确，强调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正确，强调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连措词都让人感到突兀和反常，但在大会引起的反响几乎和刘少奇的讲话一样强烈。
刘少奇的讲话有一个提纲，但大部分内容是即席发挥，而林彪干脆抛开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同样是慷慨激昂、同样是出语惊人地即席发挥。和大会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严重的政治错误而形成的多少有点沉闷的调子不同，林彪的讲话亮出的三个“别开生面”的观点，像三耀眼的明灯，使大会的氛围为之一亮：
一、是三面红旗不仅正确，而且是一个创造
即“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尤其是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二、是目前面临的困难主要是自然灾害造成的
在描述自然灾害时用了“特大的、连续的、毁灭性的”字眼，这和刘少奇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和那个著名的“水塘”调查恰成两端，相映成趣。至于几年来的错误，则是执行中的毛病，是交的学费，而这笔学费是非交不可。为此，林彪举了一个很怪异的例子：“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增加了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对当时的大会氛围来说，“学费论”的确是惊人之语，为那些被“错误”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但这种似是而非的诡辩即使对犯下滔天大罪的人，也是解脱罪责的最好理由。如果把“三面红旗”的实验真的比做部队演习，那么这种演习就意味着让假设敌之间像真的敌人那样真枪实弹地干，那样的学费就不是消耗一些体力、物质的问题了，而是死了人毁了武器。试问，这样的学费也算“学费”吗？几年中饿死了两千多万人，这比上述那种愚蠢的“演习”还要愚蠢吧！
三、是几年中所犯的错误不仅不是因为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出了毛病，而恰恰是没有忠实地执行毛泽东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结果
这个意思林彪表达得很到位，很精彩：“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这类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式的曲意奉迎，在中国皇权历史上倒是屡见不鲜的。但此刻已经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毛泽东，极需要有人撑他一把，林彪的讲话，无疑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其他常委讲话后，毛泽东不做任何评价，惟独林彪讲话后，毛泽东则赞赏有加：“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林彪瞅准刘少奇因情绪冲动暴露出他在思想深处和毛泽东产生的分歧、并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的最佳时机，跳出来和刘少奇唱对台戏，是有极深用心的。他当然知道，如果毛刘近20年的联盟出现裂痕的话，那么分裂的结果总要有人对刘取而代之。可以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因必须承担全国性灾难的责任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孤立。这种孤立并不是有人有意地想排挤他，否定他，而是绝大部分人因为良知而无法绕过毛泽东的严重失误和他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其时，只有无视事实、颠倒黑白、良知尽失、信口雌黄的人才会用阿谀之词把毛泽东的罪责推得干干净净，并能把脓疮说成灿若桃花。但当时只要能这样做，在获得毛泽东信任这一点上，就能取得奇效。毛泽东后来终于以林彪取代刘少奇“接班人”的位置，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应该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像赵高之类脸厚心黑、曲意奉迎、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良知尽灭的老手，在中国封建皇权专制时代的“佞臣”中才会频繁出现，为什么却出现在以现代政党著称的中国共产党内呢？只有一种解释，只有在党内出现类似于皇权时代“君权至上”的政治环境时，这样的“佞臣”才会出现。且看张素华在《变局》（第140 页）一书中披露的林彪、叶群的笔记内容（第140页）：林彪在笔记中常用“一号”、“老东”等代号称毛泽东，林彪对自己也常用“一零一”、“老巴”之类的代称。在叶群记录的林彪谈话中曾这样记载：“黑格尔说：何谓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就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一零一说，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还有更露骨的：“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得一人而得天下”，可谓说到中国皇权体制中那些佞臣们的骨子里去了。自毛泽东在党内的独裁地位奠定以后，党的核心层的其他领袖们虽然理应“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自觉进入“君臣关系”的角色，但至少绝大部分人还没有堕落到刻意去当佞臣，即抛开属于自己的所有的思想、立场、良知、人格，完全钻进传统的宫廷权术中去，独对“君主”大顺、大拥，以迎合一人之“癖好”谋求“登天”之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些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在政治上缺少主心骨的朱德了。从文革开始时林彪大念“政变经”来看，他对中国皇权时代的宫廷权术的参透完全不亚于毛泽东，并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其中的一个角色，就像毛泽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定位在君主的角色一样。中共党内产生林彪这样的佞臣角色和佞臣心理，这种“返祖”现象对中共的现代政治信仰来说，不能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另一个问题是，如此精明清醒的毛泽东，难道就看不出林彪的吹捧是别有用心的曲意奉迎吗？事实明摆在那里，而有这么一个人却闭眼不承认它，把它说成相反的东西，毛泽东岂有看不出的道理。但一方面毛泽东和中国皇权时代的历代君主一样，不管多么英明清醒，都有自已私下的癖好，而这些癖好正是那些奸相佞臣恶宦们刻意奉迎满足的所在。而毛泽东最大的癖好就是让人说他伟大，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身居高位、权倾天下的人一旦追求私下“癖好”的满足，就难免利令智昏，忘乎所以，以致丧失正常的判断力。在这一点上，林彪的确是下对了注。另一方面，以当时大会的形势而言，毛泽东急需政治上坚定的同盟者，以扭转对他不利的局面，而林彪如此旗帜鲜明、声势夺人地站在他这一边，为他的错误开脱，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可以说，林彪的支持使大会的形势顿时明朗起来，并引发了绝大部分与会者对领袖的“愚忠”之念和崇拜之情，使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从一片“迷离”中重新走了出来，这一点，毛泽东是要感谢林彪的。要知道，在中国皇权体制的宫廷权力斗争中，结盟是从不讲人品道德的，只要需要，哪怕结盟的是魔鬼，也要照结不误。再说，林彪曲意迎合、吹捧毛泽东，绝不是从这次大会才开始，毛泽东对林彪的赏识，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总之，林彪的讲话，如同在开始倾斜的天平上，往毛泽东这边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大会前毛泽东布置几个常委讲话，大会中毛泽东又亲自提请陈云讲话，陈云却以“工业调查没有做完、没把握”为由，加以婉拒，没有讲。陈云是党内经济方面的专家，曾长多年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自称他没有陈云懂，还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没有陈懂，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陈云是党内经济工作的一号“权威”。既然七千人大会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全国性急需解决的经济困难问题，那么作为党的核心层的经济工作的一号权威，陈云当然是最应该讲话的了。然而，偏偏是最应该讲话的人没有讲话，这多少有点蹊跷。陈云不讲话，对其他的常委或与会者来说，也算不上什么，顶多有点遗憾，但对毛泽东来说，就不是遗憾的问题了，这里面有戏。
张素华分析陈云不讲话的三个原因，即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观点、陈云不想说违心话，以引起毛泽东的难堪、以前因“反冒进”挨过毛泽东的整，加上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教训，怕毛泽东秋后算账，都是言之成理的。但陈云的这些想法完全是从自己角度考虑的，他没有揣摩、也没有摸透毛泽东的想法。其实，既然陈云是党内经济工作的权威，1961年他又对工业、农业作了长时间的调查，那么如果他讲话，对大会定下的形势估计和解决困难思路的调子有着举足轻重的压轴作用。毛泽东希望陈云讲话、希望他讲出自己完整的意见，至少有如下几个心理因素：其一，尽管在大会上他承受了较大的压力，但大会定下的调子却没有离开他的总体思路，即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并开始回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接下来应该制订一个10年规划，大干起来。对这个基本估计和总体思路，虽然毛泽东很有信心，但心里没有底，实际上是很不踏实。因此，他希望陈云讲话，支持他的判断和观点，有了党内一号经济专家的赞成，就如吃一颗定心丸，他的底气要足得多。同时，更重要的，是能镇住党内那些不赞成、不支持他的人，让他们心服口服；其二，毛泽东有没有想过陈云会不赞成他的判断和思路？当然想过，而且肯定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即使这样，毛泽东也希望陈云把他的反对意见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其实作为党内的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讲话已让毛泽东难堪了，再来一个陈云算不了什么。如果陈云的反对意见真有道理，毛泽东还可以调整自己的思路，修正自己的判断，还可以掌握主动权。几年来毛泽东在全国性经济工作的总路线上走了麦城，留下了诸多教训，他绝对不会继续执迷不悟，把麦城走到底。因此，如果陈云在大会上真的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估计毛泽东是会倾听他的意见，在坚守自己底线的前提下对原来的总体思路作一些调整，而不会像后来发展的那样，陈云在大会上不讲，竟在半个月后的西楼会议上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且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定的调子大相径庭，结果把毛泽东搞得很被动，很恼火。其三，无论陈云是唱赞歌，还是唱反调，在与会的党内核心层、高层和中层干部中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一部分人的反对。党内两种思路、两种观点、两种判断的阵线分野、力量对比，就会一目了然地出现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这一点，对毛泽东如何坚守自己的底线、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威、如何调整自己的策略，如何展开党内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可是，陈云偏偏拒绝讲话，这使毛泽东感到非常意外，也忐忑不安。在他意识深处产生的党内一场新的权力博弈即将来临的预感中，陈云不讲话，是一个令人不安、扑朔迷离甚至高深莫测的盲点和未知数。第三个转折：“出气会”。开“出气会”的提议，是毛泽东在大会即将结束时突然提出来的。1月27日刘少奇讲话之后，毛泽东随即向大家宣布，大会准备在30日结束，剩下的三天一是让中央的领导讲话，二是分组讨论。但29日林彪讲话后，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主意，提议大会延长几天，开一个“出气会”。毛泽东为什么要开出气会，张素华在《变局》中从正面分析了几个原因，当然很有道理。所谓“出气”，主要是地方向中央各有关部门出气；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向省委出气。张素华分析道：“…… 比如，还在大会讨论报告期间，就已经反映出不少与会者，尤其是地委、县委书记，对这几年开展的反右倾、拔白旗，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意见很大。他们认为，这些运动的展开，严重地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动不动就给人戴上右倾主义者、死官僚主义者的帽子，使不少同志有话不敢说，上下级关系不融洽，下边因此对中央各部及省市委有着相当大的怨气。”就是说，毛泽东关于“三面红旗”的实验运动是由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省市委具体执行的，在执行过程中，“天灾”和“人祸”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对各级党员干部造成的伤害是深重的，引起的逆反心理和情感上的怨愤也是强烈的。但是，按常规，他们并不把账算在路线政策的始作俑者身上，而是算在强迫他们实施的具体执行者头上，他们的顶头上司头上。这一点，大会上林彪讲话引起的强烈反响，已经证实，这也是毛泽东能够“放胆” 让代表们出气的重要原因。同时，事实上，在许多问题的具体执行上，中央各部和各省的头儿们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也确实有些动作偏离了中央有关政策的轨道，搞得还要左，还要过火。把这一部分人心里的气放出来，要讲的话讲出来，要发的牢骚发出来，委实是毛泽东的明智之举。其一，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的全面退却，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缓和这几年党内斗争所造成的紧张空气。党内相当一部分基层、中层、高层干部肚里的委曲、怨气和强烈的逆反心理，主要是由他的重大失误和错误造成的。不让他们把气出出来，不设法扭转他们的逆反心理，党内工作就无法创造新的局面，他也会因“树敌过多”而处于十分被动，十分危险的境地。其二，与会代表们出气的主要对象是各省省委和中央各部委，毛泽东深知，这是中央部委和各省省委代他受过。不过，让这一层人受点冲击，受点委曲也有好处。一是融洽一下他们与下面各级党委政府的关系，二是打掉他们的霸气、骄气和官僚主义习气，三是进一步强化中央和他本人在全党基层、中层、高层党组织中的威信。其三，弄清楚全党基层、中层领导干部几年来对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路线及其威信的真实想法，情感态度，政治立场，是非常重要的。他要继续保留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没有这一部分人的拥护是不行的，或者遭到这样一部分人的怨愤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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