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梁振英任内的第三份施政报告14日甫一发表，香港社会上便炸了锅。香港大学所做的即时民调显示，港人对施政报告满意仅三成，评分为49.5分，是2004年以来得分最低的一份。 本来，在“后占中时代”，香港亟需走出撕裂。许多真心关心香港的人都期盼这份施政报告可以提出善法良方，尽力破解目前的政制争议与管治困局。然而，人们看到的却是报告中不但没有为目前的政治争议降温，反而选择主动挑起争端，公开点名批评港大学生会的刊物“学苑”提倡“港独”，被抨击是搞“文革”，制造“白色恐怖”。而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看上去很美”的民生政策在现时的政治气氛下想要顺利实行也大都难于登天。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份施政报告显示出梁振英此时此刻仍然没有意识到香港问题的核心所在。他内心的“小算盘”其实已经一目了然，那就是讨好北京少数立场强硬，思维僵化的人，稳固自己“小圈子”特首的地位。
梁振英发表年度施政报告
特区港府的这份施政报告以“重法治，掌机遇，作抉择”为题目，报告重视法治民生，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这句话从居心不正的梁振英口中说出来就变了味儿。众所周知，民望长期在低位徘徊，认受性备受质疑的小圈子特首梁振英一心想要得到北京的“背书支持”。在占中运动爆发伊始，他盲目动用催泪弹和防暴队对付示威者，以为这样“果断”的处理就是对中央“尽忠效劳”的表现，可以得到来自北京的充分肯定，却不曾想自己这种鲁莽的举动遭到政治局常委们的一致批评，责令其必须好好与港人沟通，避免激化矛盾。而现如今，不甘寂寞的梁振英又欲故技重施，看准了中央对分离主义问题极为敏感的心理，在取态上也基本采用“零容忍”， 刻意将学生刊物内的文章精心贴上制造“港独”的标签，其目的就是诱使中央相信涉事文章真的是在鼓吹分离主义，想让香港从中国的版图内分裂出去。
诚然，香港近年来本土化确有抬头的趋势，宣扬排他性甚强的本土化论述，在年轻人中尤有市场，甚至也委实有极个别的人鼓吹“香港独立”或者“香港建国”。但从示威人群中举起的“港英龙狮旗”数量之少便可看出“港独”始终未成气候。香港既没有独立的民意基础，也没有独立的本钱，包括众多泛民主派在内的绝大多数香港市民都不会认同“港独”主张。梁振英作为香港特首，选择在议会内发表施政报告之时如此高调地提出，并美其名曰“重法治，掌机遇”正正说明了其动机不纯，他选择在敏感议题上主动出招，只不过是为自己打压异己的行为提供合理化的依据，抓住最容易令北京出声维护自己所作所为的投机之举。但事实上，作为一名认受性严重缺失的政客，梁振英此举带来的后果恐怕只会是火上浇油，徒增争端而已。在这份施政报告中，政治上，梁振英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有意回避了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占领运动以及愈演愈烈的中港矛盾。而在社会民生方面，正如一位香港市民所说的那样，“梁振英所推出的种种‘新措施’完全不能够有效疏解民怨。在整份报告中没有提出任何切实的方案和蓝图说明未来长远的土地房屋发展是怎么样的，至于对广大青年人的创业政策也大都只是空中楼阁。”联想到梁振英1个月前赴北京述职时，总理李克强提到香港政府遇到困难，暗示特首没有处理好香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中央未完全满意其工作。可是，梁振英的这份施政报告中仍然忽视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群体中弥漫的不满情绪，显然不能称得上是一份达标之作。
众所周知，香港问题的源头在内部。而香港社会弥漫的怨气与经济低迷、民生问题频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其实都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难题。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对未来发展的迷茫和现实生活的艰难无所适从，他们真诚地希望有人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身为特区一把手的梁振英不但严重缺乏领导力，在他“语言伪术”包装之下也隐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以及直至今日都在与泛民议员互相指责对方是“普选杀手”，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香港在其带领之下实现政通人和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曾经说过：“公众信任，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基石。”而在这份施政报告中，梁振英极其好斗的思维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种“上纲上线”理念的引领之下，香港人关心的所有社会问题全部都被非常政治化地处理。梁振英或许以为此举能够向中央展示自己的“政治正确性”，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泛政治化的处理方式无疑会加重市民对他本人以及整个特区政府施政团队的不信任感。而更加重要的是，他试图借揣摩并迎合中央心意来保住自己官位的心态也早已不合时宜。
毋庸置疑，习近平上台两年多来，中共一直强调要转变干部作风，提倡自我批评，中央领导人的行事作风也明显较以前更为务实。然而，梁振英作为“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直到今时今日却仍然延续着固有的旧思维，怀抱传统中国为官之道中“唯上不唯下”的金漆招牌，以为只要凭借上级的祝福和关照便万事大吉。这不但伤害了700万香港市民的心，相信也绝非中央领导层、尤其是习近平本人所喜，最终的结果亦只会适得其反。
总之，这份充斥着“梁氏风格”的施政报告丝毫无助于缓解香港当前的政治争议，也根本没有显示出有意解决香港多年来积存的社会矛盾的决心，只是一名典型政客每年被迫交出的一份例行功课而已，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帮自己稳住权位。如果有人天真地相信这样的一份文件可以在“后占中时代”发挥出弥补社会裂痕，迅速改善民生的功效，那便真的是贻笑大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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