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研究反腐议题，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党内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中央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帮派，显示反腐败进入攻坚阶段。
习近平
山头主义的问题在中共建党初期就存在。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地的工农红军编成第一、二、四方面军；抗战时期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又分为115师、120师、129师，还有华南抗日游击队；国共内战时期则有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各根据地被敌方政权包围，加上交通阻隔，通讯困难，彼此间联系不多，只能独立自主作战。同一“山头”的人在艰苦环境中同甘苦、共患难，建立深厚情谊。
针对这一状况，毛泽东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他认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因此采取了“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削弱山头，消灭山头”的方针。经过六十多年变迁，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山头基本消失了。然而，山头主义问题并未解决，党内仍存在大大小小的“团团伙伙”。而这些团伙与过去的山头有本质区别。以往的山头是人们为共同理念出生入死、并肩作战凝聚而成的，今天的团伙却是一些靠私利维系的利益集团。如果说过去的山头还发挥过正面作用的话，今天的利益集团则没有丝毫进步意义。
近年落马的一些大老虎背后，都有一帮官员与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形成一个个帮派。以令氏兄弟为中心的山西帮、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为首的石油帮、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四川的亲信组成的四川帮，还有以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为首的鐡路帮，都是这类团伙。而以周永康为首的团伙更是一个跨地域、跨行业的超级利益集团。
这些人抱成一团，针插不入、水泼不进，而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对外来者极尽排挤、架空之能事。团伙成员互相提携，结党营私，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们肆无忌惮地鲸吞和瓜分社会财富，导致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大面积腐败，涉案金额动辄过亿元，对社会危害极大。利益集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近年来，中共党内出现信仰危机，不少官员已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更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诸脑后。他们当官只为发财，为了向上爬，他们不择手段巴结上司，赠送金钱财物，甚至连情妇也与上司共享，彼此结成依附关系。贪腐官员上下勾结，组成一个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封锁消息，不让中央掌握其劣行，对反腐行动构成巨大阻力。
对这样的团伙，以往一般以非政治手段处理，由经济问题切入，对其成员各个击破。但随着打虎行动深入，阻力越来越大，北京当局开始意识到，有必要从政治的高度解决党内帮派的问题。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就是向利益集团宣战。
官场腐败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利益集团要维护的是数以亿元计的财富，他们必然在中央寻找代理人，因而不可避免地在领导层引发激烈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利益集团背后通常有党内元老的影子，令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他们的反扑甚至会危及现领导层的地位。难怪习近平宣称“反腐形势严峻”。
据称，习近平被推举为新一代领导人，是党内平衡的结果，而习的优势是没有派系背景。正因为如此，他才可以毫无顾虑地向利益集团宣战；但也因为如此，他难免感到势单力薄，唯有搬出军方充当“打鬼的钟馗”。
有人说，习近平有太子党的支持。不过，所谓太子党只是中共开国元勋后代的统称，而不是一个理念一致的政治派别。况且习近平已是这一群体中最年轻的成员，其他人多数已退出政治舞台。有一批元勋后代确曾以“延安儿女”的名义，高调表态支持反腐行动。此举虽然可以为反腐败壮声威，但是也引来非议，因为社会上有不少关于太子党卷入贪腐案件的传言。
近日又有评论称，中国政坛崛起一支“之江新军”，指的是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的旧部。据称，鉴于改革阻力重重，习近平希望提拔自己人组建“习家军”。不过，环顾当今中国政坛，不见得有浙江官员能在短期内成气候，就算真能成功组建所谓习家军，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再说，如果习近平本人也陷入派系之争，不搞五湖四海，将难以有效号令全党，更会令反腐行动沦为权力之争。
尽管如此，北京当局在与利益集团的角力中应有较大胜算，因为中国民众对官场腐败已忍无可忍，谁推动反腐败，大家都会鼎力支持。顺民意者得天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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