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7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罢黜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去世的十周年纪念，中国当局并没有任何对于这位中共前总书记的官方纪念。而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在1月18日刊发社评指出，中国官方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避免谈论赵紫阳，这种沉默也被认为是“一种态度”。为此，不禁令人想起在去年11月20日，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诞辰99周年，中国官方不同以往的以“高调”的方式纪念胡耀邦，并且在2015年年初之时，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还发表了题为《2015年不可不知的四个纪念日：抗战胜利70周年》一文，文章盘点的四个纪念日，其中就包括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而此举引发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对此有外界猜测，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要对胡耀邦进行“脱敏”？但时光恍然，与胡耀邦不同的是，赵紫阳今天仍不能被大张旗鼓提及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六四”期间扮演的角色，中国官方称之为“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犯了严重错误”。
赵紫阳为中国
众所周知胡耀邦与赵紫阳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政坛改革派的代表人物。２５年前的“八九学运”是由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而起，赵紫阳则因为同情学生运动而被罢免职务。但近年来，胡耀邦的名字偶然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而赵紫阳的名字则似乎已经从官方舆论中消失。有政经观察人士认为，外界并不能简单地将胡耀邦与赵紫阳相提并论。有分析认为，与胡耀邦不同，赵紫阳更注重中国现代化转型。
现代宪政民主转型作了一次勇敢尝试
从未放弃民主 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在中共十三大之前，赵紫阳就曾多次谈到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协商对话问题。1987年5月20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六次会议上，赵紫阳在谈到如何解决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明确提出了要搞社会协商对话。他说，社会协商对话是个很好的办法，很多重大问题可以与社会组织对话。“我们除了政协，还应有更多的渠道进行协商。要有代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同政府对话的渠道。对话虽然麻烦些，但是搞通了就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平时麻烦一些不至于出了事不可收拾，不然就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形式出来。对话要有渠道、组织形式，要制度化、法律化、经常化。重大问题，要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而后，中共十三大把赵紫阳提出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载入了大会报告。报告说：“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所以，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通过协商对话的途径，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赵紫阳在1989年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著名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
直到八九年以后，大陆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在“六四”以后提出，“赵紫阳是中国最保守的一位现代型的政治家，胡耀邦则是中共最开明的一个传统型政治家”。
胡耀邦的最大特色是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他对人民对共产党事业的满腔热忱，在倾听人民和知识分子意见的时候，表现得开明务实；赵紫阳已经超前进入了“现代社会”，对乌托邦的理想目标作了根本性的改变，他的许多主张和政策，朝向与世界文明融合的趋势非常明显。
这一点如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对结束冷战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建立了卓越的贡献，对于中国政治转型与和平演变充满期待的人士，一直希望在中共党内出现一位戈尔巴乔夫，这几乎是一种观察中国问题备受关注的视角。江泽民交出军权以后，温辉先生在《争鸣》杂志上撰写的系列社论，问到“中国的勃列日涅夫下台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什么时候出现？”，但结论很不乐观，因为戈尔巴乔夫还是 “遥远的”。观察人士称，如果以这个视角来比较，那么在中南海高层赵紫阳有可能是最接近戈尔巴乔夫的一位政治领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赵紫阳也是中国政治的产物，他尚无法达到戈尔巴乔夫的境界，客观上也还缺乏戈氏的那种施展抱负的环境条件。实际上，胡耀邦与赵紫阳的组合，正好是一个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一种过渡型结构。
有分析认为，未来的中国领导人，最理想的状况，是需要的扬弃胡耀邦的“传统”和赵紫阳的“保守”，继承并发展赵紫阳的现代化特色和胡耀邦的开明风格。当然，这不是一两个核心权威所能担当得起的，而是需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巩固并发展赵紫阳开始得包括决策机制在内的所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只有当中国这条巨轮驶入的有法律制度保障的航道以后，才可能真正的稳定前进。
赵紫阳留下什么“政治资源” 何时为其正名？
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停格在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幕上，以致在九十年代，海内外一直有舆论希望赵紫阳能够“复出”，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赵紫阳健康状况的恶化，人们越来越关注他所代表的“政治资源”，有分析认为，在他身后的现实中国社会将产生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而言，赵紫阳代表的政治资源，象征着他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领袖”，在他身后的影响力甚至会大大超过了目前他还健在的时候。
赵紫阳用“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是他政治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征，而这也是与之前胡耀邦不同的地方。在他当年主持改革研讨时，对此的态度就十分明确。研究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七次会议记录，特别是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的讨论记录，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在政治改革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问题上，在当时的政治改革方案研讨过程中都讨论到了。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纳入方案时，就要有取有舍。在这种艰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这个方案首先必须考虑到党内高层的承受能力，特别是邓小平等老人的意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应该说，对这种逐步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大部分同事们在当时都是明确的。一则如前文所述，赵紫阳因为至今仍深得民心和顺应时代进步潮流的改革开放政策，至今依然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进步方向，所以今日中国和在可以预见的一个相当长时间里，事实上是处在一个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时代之中，或者讲那是一个呼唤“赵紫阳式”政治改革的时代，从这个角度看，赵紫阳一直都有“机会”。再者，赵紫阳的决策方式渐渐已经在中国普及开来，当年参与赵紫阳决策机制改革的人士或受其影响的人士，目前在中国政坛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从人事脉络的角度看，也成为赵紫阳恢复名誉的重要资源和基础，而这种资源和基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不会消失，所以“机会”对赵紫阳有生之年来说，只是受制于生命的自然规律，而作为一种“赵紫阳精神”就不存在“最后”的问题了。
最后，赵紫阳决策机制改革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变化，就是中国将来的决策不再是依赖某一个领袖或所谓的核心了，而是要科学化、民主化，如果逐渐实现了这一点，对中国发展前途富有使命感的赵紫阳，想必不会太在乎是否要回到中南海的实际权力核心中去，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机制当中，并不是非要走到台前才能发挥作用的，以这样的思路看赵紫阳的机会和赵紫阳的政治遗产，那么其中赵紫阳为中国政治转型留下的历史遗产是丰富的，有评论则认为，以民本主义、民主主义为基本政治理念，通过和平转型和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从“极权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从“一党独裁”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变。而这也恰恰是与胡耀邦的不同之处。
北京的政经观察家表示，对于当今的中共和中国整个国家民族来讲，因为八九年所形成的两个死结，一是赵紫阳的恢复名誉和对八九民运的正名并没有解决，等于为中南海的后任者，埋下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的定时炸弹，而且这个炸弹的破坏性具有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但仍旧相信，曾经因为胡耀邦去世愤而爆发八九年民主运动的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在赵紫阳身后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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