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资本家组织，只有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生产能进行吗？显然不能。所以资本家显然应该算作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再比方说，没有资本，生产能够进行吗？显然也不能。所以资本也应该算作生产力的一个要素。”中国大陆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刊文谈经济问题时如是说，而这显然与中国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要素概念是相左的。而谈到所有制问题时，作者认为，所谓生产资料归于“全体人员”或“全体人民”所有，不过只是个幻想，实际上并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期，《炎黄春秋》还刊发了原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张金昌在新年第一期《炎黄春秋》撰文，揭发被判无期徒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贪腐黑幕，并且影射王守业依靠河南老乡、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办公室主任贾廷安升官。贾廷安长期担任前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秘书，如今官拜总政治部副主任。不过，截至目前炎黄网站以及大陆各大门户网站已经撤销了相关文章，杂志总编辑杨继绳证实：“是上面要求的。”
而早在2013年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的时候，《炎黄春秋》也曾遭遇被关闭的厄运。此前，炎黄春秋发表了题为《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的新年献词，指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造成的弊端日益显露，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累计，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献词中还表示，“其实，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这个共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时，
炎黄春秋副主编杨继绳表示已做好“殉宪”的准备，并指该事件如何发展将是对“习李新政”的现实考验。此番炎黄春秋再发惊人之语，值得关注。
“资本家和资本都是生产力要素”
《炎黄春秋》20415年第1期刊发天津作家吴若增《对于几个经济问题的思考》的文章。文章称，历来的说法是：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而且，也只有这三个要素。它们是：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就是说：资本家使用资本，作用在这三个要素上，进行生产。这个生产的结果，产生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便为资本家所占有。这样的一个演算方式，就使我们看到了资本家原来是这样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的。这当然是不合理的，是剥削。作者认为，倘若不是从某一个角度去片面地观察，而是居高临下地去观察全局，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个景象。那个景象清楚地表明：前面说到的这个演算，存在一个明显的缺失。这个缺失，就是我们在确定生产力诸要素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其他要素。
文章举例：
比方说上面谈到的生产，没有资本家（投资人）出面组织，那个生产能够进行吗？就是说，倘若只有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那个生产能够进行吗？显然不能。既然不能，就是说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生产不能进行，那么，资本家是不是也应该算作是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呢？显然应该算。
再比方说资本。
没有资本，生产能够进行吗？显然也不能进行。那么，资本是不是也应该算作是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呢？当然应该算。又比方说我们现在连科学技术和管理艺术等等，都要算作生产力了，那么，企业的经理、管理人员等等，他们的工作不也是生产中必需的吗？
这样看起来，应该说：举凡与生产发生关系的，而且是必需的，其实就都应该算作生产力之要素。那么，倘若把这些要素统统考虑进去再加以演算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文章称，何况，资本家的投资并不总是赢利的。常常的，可能还要亏损，甚至是血本无归。这种情况下，那个剩余价值在哪里呢？当然，如果顺利的话，那就还有扩大再生产，还有生产技术革新，还有产品升级换代甚至转型……这种情况下，那个剩余价值又在哪里呢？
生产资料所有制，其实就是生产责任制
谈到所有制的问题，文章称，历来的观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社会性质。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围绕着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进行。具体地说，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变革，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或者说是根本。遗憾的是，一个世纪以来的世界性的实践证明：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之后，并没有激活生产力，因此，也就并没有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相反，却因了生产力被抑制，社会反而贫穷了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这是为了什么？这是为了：“人”这个东西，在不同的所有制中，其表现差异甚大----如果不说是完全不同的话。生产总是由人去进行的。而人在生产活动中，总是要与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因此，在生产活动中，人只有在把生产资料掌握于自己手中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把生产、经营、分配等等权力掌握于自己手中的时候，或者至少是能够与生产后的利益分配相关联的时候，才会发生责任心和主动性。坦率地说，这就是“人”，这就是“人性”。这个人和这个人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明明白白地说，没有人能够例外。
作者认为，人的责任心与主动性，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直接相关，与由这个所有制所发生的“责、权、利”直接相关。而这个直接相关，却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发生联系并发生作用。这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之所以合理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就没有生产活动的责任心和主动性。而没有生产活动的责任心和主动性，生产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生产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生产活动其实就是没有了“主人”。请注意：这个主人，其实是生产活动中的灵魂。没有这个灵魂，生产活动就将是盲目的、混乱的、无序的、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或破坏性的。
当然，这里说到的私有，并不仅仅是个人私有，它还可能是集体个人私有，比方说董事会中的董事。此外，也并不仅仅是资本家私有，倘若工人或他人购买了工厂或公司的股份，那么，工人或他人也可以个人私有。那么，公有制呢？公有制的主人，据说是从事生产活动的“全体人员”，甚至也包括了不从事生产活动的“全体人民”。对不起，在经济活动中，所谓生产资料归于“全体人员”或“全体人民”所有，不过只是个幻想，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公有制其实是没有主人的。
文章举例：1958年，人民公社席卷全国，受到了狂热的赞美和迅速的普及。而人民公社的突出特点和所谓巨大优越性，就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告别了单干户、互助组、合作社，规模大了。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即公有制。然而非常遗憾，仅仅一年过去，那个公有制所带来的灾难，就铺天盖地地体现了出来：那是一场连续3年的全国性的大饥荒，导致了许多人的非正常死亡。
谈及国有制问题。文章称，对于涉及国家核心利益，要害领域，自然垄断的非竞争性企业，规模上又往往是超大型企业，实施国有化，建立国有制，是必要的。这个做法，从世界范围来说，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在广泛施行。这一点，似无争议。但在实践中，国有制企业所普遍存在的低效率，又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一点，世界各国皆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说到底也就是那个有效责任制能否得到真正落实，即落实到相关责任人身上的问题。从这个问题迟迟找不到妥善的解决办法来看，就也是证明了生产责任制的极端重要。“所有制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利益问题。历来的看法，只把它看成利益，实在是太过狭隘太过片面了。
从生产的角度去看，它其实也是一个责任问题。所以我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其实就是生产责任制
。其中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有主人。有了主人，就有了责任归属；没有主人，就没有责任归属。私有制的主人，是很明确的。那么，公有制呢？它的主人在哪里？”作者质问。
社会主义本来并不神秘
谈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问题，文章指出，简单地回顾一下近现代史，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以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财富分配当中所起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因此，在那个历史时期，财富分配是以生产资料所有权来决定的。具体到一家企业，其生产所产生的利润的处理与安排，是资本家决定的。而资本家的利益在很少约束的情况下，就决定了那个分配的不合理、不公平、不公正。其结果，就导致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面对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全社会的人们都在苦苦寻求解决之策。其中，反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乃至两极分化，寻求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就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这个思潮，使人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在第一次社会财富分配之后，由政府出面，通过实施高税收，其中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我所见到的最高纪录是征收个人所得的85%），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也就是进行社会财富第二次分配。这个第二次分配，才是社会财富的最后分配，或者说是实际分配、终点分配。而这个终点分配，就实现了分配的相对公平与相对公正，从而有效地缓解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谈到社会主义，文章称，
其实社会主义这个事情，本来并不神秘，也没有多少奥妙可言。
它就是源自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普遍情绪，即人们天然地反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天然地有对于平等的追求。应该说，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有其盲目性，是为民粹主义，然而，一旦将其理性化，考虑到社会发展有其规律性，需要循序渐进，这种民粹主义情绪就被升华为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实践了。
实践证明，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今天，应该并且能够争取到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寻求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与相对公正，从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这就是当今的社会主义。只是，在实践这个当今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一个平衡的问题需要注意。文章称，“在生产阶段，我们已经知道，生产资料私有，就有了主人，就有了责任心和主动性，生产得以正常进行。”但私有制有一个弊端，倘不加以抑制，它将导致社会分配不合理、不公平、不公正，导致社会财富占有两极化，造成社会矛盾加深，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必须以社会主义原则为指导，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个再分配，说到底就是在肯定资本家为生产所做出的贡献的同时，请他们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把不该占有的钱拿出来（主要是通过对于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的征收）交给社会，由政府去施之于社会，从而造福于全体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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