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康生和中央调查部追随者一起炮制了个“康老2.4指示”，污蔑李克农、全面否定周恩来领导中央调查部的工作，还借清理阶级队伍为名，迫害许多干部，有的被迫害致死。实际上都是为康生“改朝换代”重掌调查部领导权扫清道路。一个时期康生完全取代了周恩来对中央调查部的领导，部里业务、运动向他汇报，重大问题向他请示，领导人由他任命，俨然成了中央调查部的太上皇，调查部在“文革”中成了重灾区，康生流毒甚广，长时间没有肃清。
康生制造假案
我曾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康生领导过上海特科，在延安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他和这个部门的历史渊源是很深的。我头一次见康生是1940年在抗大听他的报告，讲托派问题，大意是讲托派如何从一个政治派别变成帝国主义的间谍。他从苏联回来不久，身穿黑色皮衣，头戴黑色皮制列宁帽，足登长统马靴，夹着皮包，带着秘书，十分神气，和在边区看到的其他领导同志完全不同。讲起话来，慢条斯理，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好像总是咬牙切齿，给人以毛骨悚然的感觉。他为什么如此强调托派问题呢，后来才知道他惯于把“反托洛斯基派”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来整人。他刚回到中国，便制造了诬陷陈独秀是“托派、汉奸”事件。后来又把王实味打成“托派”，还用逼供的办法搞了不少的冤案。
1937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改设“中共中央社会部”，内部又称“中共中央情报部”，对外称“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这是继“中共中央特科”之后，中央一级管理和领导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部长康生，副部长先后有潘汉年、孔原、李克农等。
1938年机关从蓝家坪迁到枣园。枣园在延安北郊的小砭沟大平川，背山面水，是一片葱笼茂密的绿色园林。南面有延河的潺潺碧波，北面有山冈上高高低低的窑洞，西面有奔腾的裴庄灌渠。园里果树成行，春天桃李芳菲，花香鸟语，虽然不是世外桃源，也是延安少有的、非常清幽、宁静的所在。中共隐蔽战线的总指挥部在这里度过了她重要的战斗年代，枣园便成了中央社会部的代称，较早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的同志常被称为“老枣园”。1941年毛主席和他随身的中央机要处、政治研究室等几个单位迁到枣园，更加密切了部里和党中央的关系。
我于1937年在冀中参加八路军，1939年底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在抗大政治部负责保卫委员会的工作，1941年12月，调到枣园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保卫班学习，从而有机会了解和接触保卫工作方面一些案件。据知，延安时期，在保卫部门被关押的所谓“特务”、“叛徒”、“汉奸”、“托派”的犯人，其中有的经过审查已经证明完全是冤案，部门领导也作出“无罪释放”的结论，但送到康生那里便一直压着，不予批准。如一位名叫蒋齐生的进步青年，1939年从上海经千辛万苦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到延安不久即被怀疑为“托派”，投入保安处监狱审查，1940年处长周兴即作出“无罪释放”的结论，送请康生审批，被康生压着，直到1946年才随“抢救运动”中拘捕的大批被冤屈人员一同释放。这期间还有两个较大的案件值得一提：一、王遵及案；二、钱唯人案。这两个案件发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初期，是康生直接办理或直接参与领导的案件，他讲课时常举为成功的案例，后来证明两个都是冤假错案。
王遵及案，即所谓“中国的川岛芳子日本女间谍案”。王肄业于北平春明女中，是抗战初期经过地下学联的关系从敌区北平到冀中投奔革命的进步女学生，因为她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聪明漂亮，应对有度，举止不凡，记忆超常，而怀疑她受过特务训练。前方战争环境无法审查，冀中军区把她送到延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责成边区保安处审查。当时规定不许刑讯，审讯人员反复讯问，问不出结果，便恶作剧，把一条蛇放在王住的窑洞里，吓得她魂飞魄散，大哭大叫。没有办法，王被迫顺着审讯人员的意图，假供自己是日本间谍，按看过的间谍小说编了一套如何盗窃情报，如何进行特务活动的虚假故事。康生对突破王遵及案，颇为得意，在中央大礼堂开报告会介绍“案情”，在《共产党人》杂志登文章，号召全党提高“警惕”。许多人信以为真，传扬出去，说捉住了个“中国的川岛芳子”。后来我去边区保安处帮助工作，住在审讯科旁边，犯人放风时，科长曹光清把她指给我看，女孩身材修长，面目娇好，虽然愁云惨淡，掩盖不住娴静、清纯的气质，谁看了也不会相信是个女特务。后来康生还说她和复兴社有关系，要保安处严加审讯，又逼她承认了是复兴社成员。
钱唯人是共产党员，原任边区政府交通局长，因为联系修筑公路的事，和国民党有关方面常来往而引起怀疑。保安部门使用特殊侦察手段获得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将钱逮捕。在康生召开大会、亲自追逼下，钱被迫承认是国民党特务。王、钱两人曾被长期关押，直到1946年经过认真甄别，才得以平反。康生从苏联回来不久，延安许多同志不知他是何许人，这两个案子传出去后，产生一定的哄动效应，使他声威大振，都知道康生是从第三国际回来的领导人，是个神秘人物，抓特务有办法，是个很厉害的、了不起的特别工作部门首脑。在保卫部门曾有年轻同志，幼稚无知，缺少经验，出于主观主义和对敌人的仇恨，使用了逼供的办法，误将好人打成特务的事例。但是康生不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人，他不属于上述情况。有的老同志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刚刚回国，是政治局委员，还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这个又显赫、又重要部门的首脑，特务不是什么时候想抓都有的，他新官上任，是否急于展示自己的手段和本领，故意制造假案，一鸣惊人，虚构政绩，以抬高他的身价和威信呢？根据他一贯的思想作风看，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不能完全排除康生“有意而为”的可能。
两个秘书的遭遇
匡亚明1941年曾任中央社会部情报通报组组长，后担任康生的秘书。他1926年在上海大学和康生同学并同时入党。1932年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担任共青团南汇区区委书记，因为上海党组织大破坏，许多同志被国民党逮捕或枪杀，严重的白色恐怖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时地下党组织得到情报说是匡亚明叛变告密造成的。为了确保党组织的安全、消除隐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组织研究决定对匡采取断然措施，由做保卫工作的同志暗地向他开了枪。后来证明这个情报是不正确的。匡亚明身负重伤，敌人在外滩将他逮捕，认为是共产党内哄事件，便以“共产党残酷无情、六亲不认”为由，进行挑拨离间，竭力劝他“悔过自新，回头向善”。匡亚明对敌人的阴谋嗤之以鼻，高声痛斥敌人无耻伎俩，他说：“这完全是我们党内的事，你们无权过问。所以发生这种误会，完全是国民党背叛大革命，疯狂反共的政策造成的。今天既然被捕，是杀是剐，悉听尊便，不必啰嗦。”虽经多次严刑拷打，匡一直大义凛然，坚强不屈，还在法庭上不断揭发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罪行。抗战爆发后，才由组织把他从反省院营救出来。匡亚明曾这样对我们说：一个共产党员在革命生涯中并不都是阳光灿烂，一帆风顺，不但事业有成败，在党内有时也会受到很大的冤枉。能否以坦荡胸怀正确对待，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有的同志在对敌斗争中不愧是英雄好汉，但在党内斗争中受到委屈时就伤感备至，甚至消极悲观，政治动摇，也是有过的。而匡亚明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好榜样。
匡任康生的秘书，感到他有时批评人太苛刻。康生有一次征求意见时，匡便掬诚相告，没有想到康生因此竟对他怀恨在心。康生在西北公学讲课时曾对匡评价很高，在枣园，还特别为他写了一首诗：“故人不能忘，相见仍如故；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