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讲究民主集中，用人为官，政策制定，民主、集中二字，考究颇多。体现在中共人事选拔原则上，就出现一个制度----民主测评。但恰恰就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沾上“民主”两字的制度，却在近两年出了“大问题”，令计划、薄熙来等人借此要翻身入常，而被视为军内反腐干将的刘源却在民主测评制中得票为零，这些案例都直接考验着中共用人选拔机制。
官员提拔 要过民意关口
所谓民主测评制，是指在中共选拔官员前，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调查工作，主要包括工作作风、履行职责、公众形象三个方面。尤其是每次党代会前的民主测评制，通常会备受关注。通常在党代会召开前一年半左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就开会讨论研究有关党代会的人事准备工作，确定做好这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并决定成立专门班子，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两委”的人选的推荐考察、提名工作。在选拔任用干部前，会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具体考察时，对“两委”人选进行民主测评和民意调查，“两委”人选一般民主测评称职以上得票率多数超过90%，民意调查满意率多数在80%以上。如在中共的十七大召开前，政治局常委会先后派出60多个考察组，分赴中央、国家机关部门，中央金融机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考察。中央军委同时派出考察组，分赴全军和武警部队大军区级单位进行考察。
十八大前，令计划一度欲借民主测评制入常
经过10个多月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民意调查、综合评价分析，反复比较，好中选优，考察组向中共中央提出中委人选遴选对象。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后召开多次会议，专题听取各考察组的汇报，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两委”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在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通过这个建议名单，并决定提交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常意义上，一个官员如果要提升，必然要经过民主测评这一关口，看看在党员干部中民意如何。
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一方面伴随着中共开始步入政治现代化的步伐，党内外对于“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一方面由于邓小平的去世，中共元老对领导人的权威指定难再实行，党内民意的作用开始显现，人脉的重要性骤然突出。在历来都注重“关系”的中国，这种态势便成为官场蔓延的“潜规则”，试探、确定可能的政治盟友，通过各种利益和手段连接、营造“朋党”，无论在政坛自保，还是霸位、上位，都成为不少有政治资本或政治资源的官员最为热衷的事。
但也正因为如此，民主测评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根据《人民日报》的解读，主要是：由于受参加人员范围、对被推荐者了解程度的制约，推荐票和测评票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失真”的情况；由于受各种利益关系和不正之风的影响，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有时出现“利益票”“人情票”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既有制度程序执行中变形走样的问题，也有制度程序设计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都直接影响着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测评制弊端重重
这些问题，如果在中基层，尚不能完全凸显出其危害性，但是一旦涉足高层政治，某些官员因为有利用“民意翻身”，谋求大位的野心，于是就会在这个民主测评制上动“手脚”。日前海外疯传，称“徐才厚、郭伯雄把持军队时期，民主测评和后备干部制度成为他们操弄买官卖官排斥异已的工具”，称有些人送礼，他们开始是不收的，但是，这些送礼人已经进入了他们的“法眼”，经过筛选，那些有黑钱、会花钱、敢送钱的人，很快就会进入后备干部的名单。成为后备干部几乎就是一种暗示：你可以“大胆”送钱了，我也可以“安全”笑纳了，接下来，民主测评你就会因优秀称职而被提拔任用乃至重用，不送钱或不听话者民主测评就通不过，因为，是高票优秀称职，还是零票落选，暗箱操弄的组织、领导说了算，他们既能把民主测评选举当成整人的工具，又可以在需要时视民意为无物。
传闻为了炮轰“民主测评制”，传闻中甚至举例称，2014年上半年，总政副主任殷方龙前往武警部队考察干部，民主测评结果是水电部队司令刘占琪排在武警正军职后备干部第一位，下半年，刘占琪被双规审查。总政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董维民、政治部主任马向东贪腐被群众举报后，董、马民主测评仍然是优秀称职，最后在民间持续实名强烈举报和军方督办下，董、马才被查处。另一名在此前被查处的总参谋部总医院政委高小燕更是被称为“在举报声中经民主测评优秀称职被提拔走上军职领导岗位的”。这个传闻中甚至称，十八大之前，时任总政主任李继耐在民主测评时，就涉嫌操纵选票，将一力扳倒谷俊山的刘源在民主测评中“搞”成零票。
事实上关于民主测评制，不仅是在军方，在政坛尤其是每逢党代会换届的关键时期，一次民主测评，往往能够改变某项人事任命，从而改变政坛走势。例如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前，在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的倡导下，中共党内第一次对63岁以下的下一届接班人梯队干部搞民意投票测试。本来有野心冲顶高位的报喜来，在党内400多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的投票摸底测试中完败给李克强和习近平。因此薄熙来被“贬调”重庆，而中共第五代则最终决定由习、李搭伴。虽然中共借助票选，最终确定习近平与李克强的新领导班子。这一“破天荒”的举措，在组织决定和高层任命之外开启了另外一道门。于是，有政治图谋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有了政治运作的空间。薄熙来以“政治秀”博“民意”图谋闯入常委案例就是最好的解读。
不仅是薄熙来，已经落马的令计划，也借助民主测评开始了自己的政治试水。2012年6月份，中央直属机关票选十八大代表在中直机关选出的108名十八大代表中，中央提名3人，中直38个单位选出105人，令计划全票当选。当时官方媒体在报道中央领导人当选十八大代表的新闻中，用词考究，政治意涵耐人寻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在江苏当选的胡锦涛和新疆当选的周永康为“全票当选”；而温家宝在天津当选、李长春在四川当选、习近平在上海当选以及李克强在山东当选的新闻中，均未强调得票情况，仅用“当选”一词。试想，周永康、令计划全票当选，而作为下一届总书记和总理人选的习近平、李克强仅仅是“当选”，意味不言自明。如果让态势继续这样下去，中共中央对令计划和周永康即使内部调查有收获也可能很难公开表态，而令计划则勾结周永康，利用票选“民意”，挺进政治局。在刚刚拿掉一个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之后，届时再“动”令计划，将难上加难。只是最后一场法拉利车祸终究没有让这一切发生。
或许也正是因为吸取了薄熙来、令计划等人借助民主测评欲政治牟利的前例，在2014年6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受益于“票选”的习近平却多次在谈干部选拔问题上反复强调，“绝不能以票数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坚决制止简单以票取人的做法，确保民主推荐、民主测评风清气正”，剑锋所指，目标明确。
精英选拔与民主测评 如何平衡
虽然外界普遍认为中共今天仍是一个集权政府，但是实际上，一方面秉持精英政治的中共，信仰马列主义，以集体领导的方式制定政策。中共政治精英间的权力冲突、政策歧见，二者实际上并不矛盾，如何能在民主集中制下得到平衡，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学问题。
政治选贤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关键的主题。学者贝谈宁曾经对于中国的精英政治进行解读，称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去选出一位高于平均水平的领导人，让他来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判断。这种体系同样也会鼓励有才华的人去尽可能的投身政治。但是如何选出这样一个精英，贝谈宁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或者说，一个政治精英的选拔，民主遴选，是否是必要的一步。一方面，如果没有民主遴选，中国政治就会大步倒退，本来就没有太多制约的选拔制度下，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的情况必然层出不穷。
但是反过来讲，民主测评制正如前文所说，就不乏有政治图谋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有了政治运作的空间，利用民意图谋政治野心。如何制衡，可能一个很“大陆货”的回答----加入监督机制。但是如何监督，如何制衡，就考验着中共的政治智慧。
民主测评制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这并非要从根本上完全否定“民主”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意义。只不过对于中共而言，党内民主和精英政治，民主和集中，如何实现平衡，各占何种地位，在用人选拔上制度制定是否真的需要重新梳理，就是一个值得细细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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