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整顿从1975年1月启动，到1976年2月被迫中止，前后持续了约13个月。其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全军上下团结一致，认真肃清林彪集团的影响，坚决抵制江青等人反党乱军的阴谋，积极开展各个方面的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军队建设重新走上正轨，“肿”、“散”、“骄”、“奢”、“惰”的情况有了很大改观，部队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战斗力水平下滑的倾向得到扭转。整顿的成果突出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粟裕
（一）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挫败了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阴谋。
“四人帮”是派性问题的总根源，一向利用派性干预军队工作。根据毛泽东“军队要统一”的指示，邓小平把整顿派性、抓好领导班子建设，作为整顿军队的一项重要内容，毫不手软地根除军队内部的派性。1月14日他在听取总参领导汇报时就说：“现在有的干部和有些部队陷入了派性，凡是陷到派性里的一定要调出来。”19日在各大军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上又说：“搞派性的军队非调走不行，下命令不听、不执行，不行。”“所有闹派性的人一律调走，一个兵都不留，一个干部都不留。”“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搞武斗的，第一不叫‘人民’，第二不叫‘解放’，只叫‘军’。凡是处理地方问题，军队陷入派性，要先处理军队，军队干部一律调走。军队就是要处理这批人。”在以后的多次讲话里，他一再强调，对有派性的人掌权不放心，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1975年4月至6月，邓小平、叶剑英委托军委常委粟裕深入到华东地区部队进行调查。粟裕在调查归来向叶、邓汇报时说：一、“四人帮”插手部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搞“飞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二、“四人帮”虽然力图插手部队，但团以下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的手插不进去。然而部队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糊涂人，以为“四人帮”代表正确路线，盲目信从。三、有些领导干部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压一派、亲一派，这样搞得不好会把一些人压到“四人帮”方面去，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间接同盟军”。当粟裕谈到“团以下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的手插不进去”时，邓小平感到欣慰，连连道：“这就很好，这就很好！”
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时，特意脱稿提醒与会的军队高级干部：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会议期间，他还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向出席会议的大多数高级干部打招呼，传达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要求高级干部要听从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会后，中央军委提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组成叶剑英等6人参加的调整班子领导小组，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等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邓小平提出，“配备班子的时候，首先要把一、二把手选准，要选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根据这一要求，调整方案重视对军政一把手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的配备；对陷入派性或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过长的干部进行大范围交流；对有些越级提拔上来的干部“挂职下放”锻炼或降职使用。中央军委于8月和10月分两次下达调整命令。这次调整，把一些追随“四人帮”搞派性的人调整下去，把一批相对年轻的干部选进班子，增强了军队领导班子的纯洁性和活力。
对于“四人帮”企图把民兵搞成自己的“第二武装”，邓小平进行了坚决抵制。他在1975年1月19日说：“毛主席已经有指示了，凡是有两派的地方，派性没有解决的地方，民兵一律不建立，也不要组织这个指挥部，那个指挥部，枪也不要发。”在9月25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他更加明确地表示反对搞所谓“第二武装”，指出：要解决民兵体制问题，就是要恢复老传统。我们一贯都是主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怎么能够分割呢？也就是说，不能在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之外，再搞出一个独立的“第二武装”来。正是由于邓小平的反对，在他主持军队工作期间，“四人帮”给民兵突击发枪的阴谋未能得逞。
（二）军队员额大幅度压缩，初步实现了“消肿”的目标。
军队臃肿是这次整顿的重点，也是整顿的难点。从1959年到1971年的12年中，全军总人数增加360多万。1971年的全军总人数相当于1965年的120%，1958年的253%。“文革”期间，军队各级领导机关都设立了名目繁多的运动办公室，副职领导干部成倍增加，一些军、师、团和省军区、军分区的领导班子成员多达十几名甚至数十名。部队的编制定额一再被突破，非战斗人员大幅度增加，战斗部队与保障部队、机关直属单位比例严重失调。邓小平对此十分忧虑，一再强调要通过确定编制把军队规模减下来。1975年2月8日，邓小平在听取几位副总参谋长汇报工作时，强调总参工作第一是抓压缩定额。他指出：总的精神还是军队定额一定要减，节约下来的钱用在装备上。办法是首先搞出个编制来，有了编制，就有了依据，就好统一思想。次日，在新成立的军委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再次重申，总参的工作次序，第一就是确定编制。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整顿军队，就是为了战备。3月3日，他在军委常委会议上强调：编制就是制度，有理无理，第一条就是看你合不合编制。3月24日，他在讨论兵种领导机关编制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指出：机构不要设多了，机构越多越麻烦，不要搞复杂了。
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央军委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报告与实施方案。关于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提出，对超编干部在军内采用增编副职、增设顾问、做研究工作、送学校培养、离职休养等方法，安排大部分师以上干部和部分团以下干部；其余干部退出现役，由地方安排，转业、复员或退休。关于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提出，精简整编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装备，减少陆军比例，增大海军、空军比例。方案规定，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其中，步兵部队精简27.3%，；海军精简17%；空军精简16.4%；各军区及其直属单位精简38%；总部及其直属单位精简16.6%。从1975年第4季度开始到1976年，各军区、各军兵种按照新编制进行整编。到1976年全军总人数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减少了13.6%。机构臃肿、兵员膨胀的势头得到遏止。人数减少了，装备水平却有了提高。按照1975年11月军委颁发的步兵师新编制表：步兵师与1962年相比，装备的自动火器增加46%，反坦克火器增加3.2倍，汽车增加近1倍，骡马减少40.3%。
（三）军事训练开始全面恢复，全军掀起新的群众性练兵热潮。
邓小平对训练问题高度重视。他在1975年1月14日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兵要训练，更重要的是干部要训练，现在很多干部连坦克的型号都分不清，炮的口径大小、能打多远都不知道。联合兵种作战的指挥问题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要注意。”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他从现代作战的特点出发，郑重提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并提醒大家：“对我们指挥作战的水平不能估计高了。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针对军事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军委确定1975年的训练重点是抓好干部训练，抓好联合兵种的演练，争取在二至三年内解决营、团、师、军组织指挥问题。总参谋部提出，多搞结合拉练的检验性演习，适当组织一些研究性演习，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从难从严设置情况，具体研究解决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组织指挥与战术手段，以及陆空、步坦、步炮以及友邻之间的协同等问题。并且规定，陆军军一般不少于两个师全训，施工、营建任务重的一般也应有三分之一的兵力全训。特种兵师（团）除自建营房和施工者外，原则上都要全训。全训部队除拉练外，必须落实步兵90天、技术兵120天的训练时间。舰艇部队和航空兵部队都要全训。水面舰艇部队军事训练120天，潜艇部队100天，其中海上训练时间不少于50天。航空兵部队军事训练170天，歼击机、强击机飞行员平均飞60小时，轰炸机空勤组平均飞60至80小时。
5月28日至6月2日，总参谋部在河南商丘召开了全军“三防”训练经验交流会。会上介绍了21个单位的经验，参观了陆军某师和商丘民兵表演的8个“三防”课目和核、化条件下加强步兵连阵地防御研究性实兵战术演习。会后，全军推广了这些经验。10月，武汉军区在河南临汝举行加强陆军师运动战检验性演习，全军300多名军师职干部到现场参观见学。10月下旬，军委批准成立了以副总参谋长李达为召集人，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总政副主任徐立清、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和副部长李元参加的总部训练小组，以加强对全军训练工作的领导。11月5日至12月5日，总参谋部在北京举办全军教导队长集训。副参谋长何正文任队长、总参谋部顾问孙毅任总教练。全体参训人员认真学习队列、内务、纪律条令和步兵武器射击，过连队生活。这次集训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军事骨干。在专业训练的基础上，各军兵种加强了战斗技术、战术合练和使用新式武器装备的训练。海军舰艇部队加强了锚泊、转移海区、远航和实际使用武器的训练，舰炮射击、导弹发射和施放鱼雷的命中率较往年均有提高。空军歼击机空战训练比1974年增加了30%，截击训练增加20%，空靶训练增加5倍，有50%的歼击机飞行员达到两种气象条件下的作战水平。战略导弹部队加强了实装综合操作和点火训练，组织了导弹发射学习。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都结合各自的特点组织了训练。1975年这一年，各军区和军兵种共组织17次演习。到1975年11底，全军已集训师以干部2,000多名，营团干部和参谋人员近3万名，野战部队基层干部轮训率达85%。
邓小平尤其关心干部训练和院校工作，提出“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好好办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4月14日，军委转发总参、总政、总后《关于院校编制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规定了各类院校的训练分工、学员定额及抽调比例；院校机关和学员队的设置；院校的体制编制原则、名称权限。按照报告的规定，大专院校和军政干部学校教工人员与学员的编配比例为1∶1.9和1∶2，教员与学员比例分别为1∶5和1∶6；中专技术学校和军医学校工教人员与学员的比例分别为1∶2.3和1∶2.5；教员与学员比例均为1∶6。新规定增大了教员的比重，减少了工勤人员，使教学环境和条件有了明显改善，院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四）严格管理，严格要求，部队形象发生明显变化。
由于“文革”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也影响到部队，许多行之有效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被废弛，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被搞乱。有的人把无理顶撞当成“反潮流”，把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当成“大方向”。一些领导干部对违纪现象不敢管，致使部队纪律松弛，作风散漫，各种事故和不良倾向时有发生。对此，邓小平尖锐指出：“现在，不讲团结，不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发展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1975年3月30日，总参、总政联合发出《关于严整军容风纪的通知》。通知说：“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部队的军容风纪方面存在着许多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有的军人外出不守纪律，着装不整，不讲礼貌，不遵守公共秩序，甚至打骂群众，违法乱纪。这些不良作风，损害着我军的声誉，影响了军民团结。” 通知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要加强对部队的纪律作风教育，提高认识，严整军容风纪。外出军人必须按规定着装，要整齐清洁，举止端正，遵守纪律，维护公共秩序；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要以身作则，给部队做好样子；要抓好部队的日常养成，发现问题，及时纠正。11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修改后的纪律条令和内务条令颁发全军试行，两部新条令为部队管理教育提供了依据。全军教导队长集训把学习新条令作为集训的重要内容。此后，各军区、各军兵种都以多种形式对干部进行共同条令的集训，促进了条令的落实，全军的管理教育工作大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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