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战将,不管是否情愿,都被刻上了失败者的烙印,在败走大陆之后,也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自上海黄埔港起航的太平轮,搭载了近千名乘客,以及数百吨物资,驶向台湾基隆港。满船的乘客,带着离乱的苦痛,开始了这一段艰难的航程。

太平晚23时45分,当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附近时,突然与迎面驶来的建元轮相撞,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还者仅36人。

在波涛汹涌的大时代浪潮中,很少有人会留意这小小一船人的命运,在1949年两百万人溃退到台湾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家庭就这样在历史的转折口分别,一松手就是一辈子,类似太平轮这样的生死离别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

这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无论是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还是命若蝼蚁的兵士,都在自愿与不自愿当中,来到一个陌生的弹丸之地。而更多的则是操着各地方言的普通民众,被这股潮流所裹挟,以1949年为分界点,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

而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战将,不管是否情愿,都被刻上了失败者的烙印,在败走大陆之后,也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1950年3月,胡宗南黯然来到台湾,暂且安身在花莲。这时,当年曾统帅40万大军的他,身边只剩下了6名随从。失败的阴影,前途的渺茫,都让胡宗南的心情极为低落。

在花莲,当自杀的念头闪过后,胡宗南对他的部下说:“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此时,面对浩瀚的太平洋,他仍对自己的部队念念不忘。在他的第一军中,许多将官都是他一手从王曲军校带出来的,而这些人大都已在川西零落殆尽。

胡宗南刚刚飞到台湾时,蒋介石和陈诚都没有见他,到了花莲,也没有人来看望他。不仅仅如此,失去了部队的他,甚至要为整个国民党政府的失败负责。

弹劾文在列举了胡宗南进驻陕甘后的权力膨胀后,又历数了他在西北、四川的一连串败绩,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会“失去大陆江山”,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

来台的胡宗南部属愤愤不平,要到“监察院”去闹事,但都被胡宗南压了下来, 领军多年的胡宗南,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常人少有的镇静。最终,这一场弹劾案在各方面的斡旋下不了了之,使胡宗南避免了“军法会审”。

经历了这一场风波后,胡宗南那“西北王”的历史也彻底划上了句号。正如他认为国民党之败不属个人责任,而是整个体系的失败一样,蒋介石也是这么认为的。

于是,蒋介石迅速对国民党展开了“改造”,全面更换旧的党政系统,原有的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一批完全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被培养起来,这其中最为得力者即为陈诚的“土木系”。

那些国民党的“老人”们,则在这一场“改造”后几乎全部失势。胡宗南再也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只一度担任了大陈岛“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和澎湖防卫司令等职。虽然职位并不突出,但是胡宗南做得很认真,并短暂登上大陆的土地。

1962年,胡宗南66岁,这一年春节期间,他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他的王曲部属们,则每年为他举行低调的纪念仪式。

胡宗南虽经历了“弹劾”,但他毕竟属于黄埔系,相较之下,山西的阎锡山和桂系的白崇禧到了台湾后,日子就更难过了。

1949年12月8日,阎锡山刚刚来到台湾时,他的身份还是“行政院院长”,不过,既然在大陆时,他这个“行政院院长”就已处处受蒋介石的掣肘,现在到了台湾,他自然更是没有用武之地了。

于是在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就让他把“行政院院长”给了陈诚,改领了一个闲差“总统府资政”。

当时有人把《道德经》里的两句话“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送给阎锡山,他立刻表示,这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在辞去“行政院院长”后的第二天,阎锡山就搬到台北偏僻的丽水街。半年后,他又带着40名部属,搬家到阳明山旁的菁山。

来到山上,一开始他们住的房子是木板墙和石棉瓦顶,台风一来,石棉瓦就被吹飞了,他们就接着在屋顶上面铺草,结果台风又来了,草顶也不见了。阎锡山只好自己动手建房子。

山上没有电灯,没有电话,也没有自来水。蒋介石过去“慰问”闲居的阎锡山,看到他这里如此简陋,就送了他一个军用电话,以方便阎锡山的写作。在赋闲后,阎锡山就爱上了读书写作,写了《三百年的中国》等20多本书;蒋介石也乐得他这么做,更希望他真的是心境淡泊,超然世外。

远离家乡,阎锡山很想念黄土高原上的窑洞,于是就用水泥,在菁山上建了两个窑洞,并命名为“种能洞”。还租地建了一个“种能农场”,养鸡养猪,开梯田种橘子。

那时阎锡山每月可以领5万元台币,但是这些钱要一群人来用,不免显得捉襟见肘,为了给部属们张罗生计,阎锡山开了一家印刷厂。但是部属们不愿意一直靠他吃饭,渐渐离他而去。

1960年5月20日,蒋介石庆祝他就职“总统”12周年,庆祝大会异常热烈,但是阎锡山没有参加,这一天他正患着重感冒,还有气喘。第二天的中午,阎锡山即被紧急送往医院,两天后病逝,时年78岁。

在台湾度过寂寞的晚年后,死后的阎锡山迎来了属于他的隆重的葬礼。葬礼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一块匾额,上写“怆怀耆勋”。

比起阎锡山和胡宗南,何应钦在去台湾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1949年6月,刚刚卸任“行政院院长”,他就决定去台北了。他先把家当运到台北,有床铺、办公桌、衣柜,还有他夫人的梳妆台,这些东西都重得很,是用最好的檀香木做出来的。

1949年年底,何应钦住进了台北牯岭街的家中,这里“冠盖如云”,住的都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们。何应钦的邻居们晚上会到他家里来坐坐,聊聊天,发发牢骚。

早在“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打算以军队讨伐张学良,使得蒋介石的生命受到威胁,由是两人结下了“梁子”。现在来到台湾,毫无疑问的属于寄人篱下,何应钦要想获得一席之地,就更加不能不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

于是在1952年2月,何应钦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复职”,同时谴责李宗仁“不忠不义”。国民党在台湾展开“改造”,本来就是要让“老人”们离开权力中心,何应钦却为“改造”积极献计,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评议委员”

但在“改造”结束后,何应钦也随之被挤出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剩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委”一个空头衔,到了1972年,“战略顾问委员会”不再设主任一职,何应钦成为委员,更加无事可做,闲在家里。

何应钦闲不住,于是参与了“国际冷战”。当时有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组织叫做“世界道德重整委员会”,1955年5月20日,这一组织与何应钦联系,希望他能帮助该组织访问台湾。何应钦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正为“反攻大陆”而苦恼的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表示欢迎访问团到来。

从此何应钦积极投身于“冷战”,他在台湾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联谊会”,并任会长,虽然这个“道德重整”的活动没有台湾官方的经费保证,可这毕竟是何应钦的新舞台。1961年,他还亲自带队,将一部反“赤化”的歌舞剧《龙》带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表演。

到了晚年,政治上的纷扰已彻底离何应钦而去。1987年10月20日,他的血压突然下降,第二天上午何应钦终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99岁。

去了美国的李宗仁最终还是没去台湾,尽管在1950年2月21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向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李三天之内返台,否则便视作放弃职权。

李宗仁选择了回大陆,在美国的6年寓公生活,让不甘寂寞的他最终坐不住了,于是在1965年7月,李宗仁和夫人一起飞回了大陆。

在给李宗仁做口述历史的唐德刚的印象中,寓公李宗仁“最大的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有时唐德刚甚至会带“一批谈客”去和李宗仁“谈国事”,这个时候李宗仁就会特别高兴,“谈笑终宵”。

后来唐德刚不常去李府了,李宗仁每遇到重要新闻,还是打唐德刚家的电话要“谈谈”,遇到唐德刚不在家,李宗仁就要在电话里和唐德刚的夫人为“国事”谈上半天。

唐德刚认为,这或许是李宗仁选择回大陆的原因之一,因为“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

李氏夫妇回大陆的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不过由于受到周恩来的保护,他并没有受到冲击。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在台湾的白崇禧,则因为李宗仁的回大陆,日子更加难过。白崇禧与李宗仁同属桂系,在大陆时,白崇禧曾三度逼蒋介石下台,让蒋介石非常记恨。早在1953年,他在花莲打猎时,就曾遭到特务的暗杀,所幸逃过一劫。

1966年冬天,也就是李宗仁回大陆的第二年,73岁的白崇禧被人发现暴毙身亡。关于他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不少人都认为是蒋介石指示人在白崇禧常喝的药酒里做了手脚。对此,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说,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也许要等相关秘密档案解封了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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