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讨论会是不亮旗的亮旗，那么辩清“左翼自由主义”的意义、反省其与中国现实的关系，成为眼下最迫切的工作。香港中文大学夏夜醉人，“左翼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思想论争”沙龙在周保松家举行。他的客厅已经成为政治哲学和中国研究的重要沙龙地，龙应台、陈冠中、秦晖、周濂、刘瑜等人都曾坐在这里，随性、严肃又激烈的思想交锋诞生于此。来自澎湃新闻的学者刘擎发表了自己对于左翼自由主义的见解，全文如下。
中国思想百花齐放
我主要想谈两个议题，第一是勾勒相关的思想争论的历史背景，这方面大家比较熟悉，我大概点到为止；第二是辨识左翼自由主义与其他思想论述的对话中会面对哪些挑战或难题。
1990年代之后思想争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所谓“新启蒙运动的终结”，这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一个文化后果。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最初10年，中国思想界的争论大体可以放在“改革”与“保守”的对持框架中来理解。在“文革”之后，突破各种思想禁锢成为最主要的关切。改革意味着思想解放，突破过去的禁锢，在民间兴起“文化热”以及“新启蒙运动”，大体对应于官方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保守则是坚持主张，要守住过去一些原则和价值，不能放弃。当时从官方理论到民间思想群体，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阵营，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但到了90年代之后，思想格局和争论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改革与保守的二元对立框架，已经无法把握中国思想界的状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我想，我们仍然面对1980年代的问题，但社会背景变化了，视野也发生了改变，对问题的回应也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在文革之后中国人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在1980年代历经了“思想解放”之后，这些重大问题似乎很快有了明确的回答：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中国人应该过一种“现代人”的生活。在“新启蒙运动”叙述中，现代化是主流共识。目标似乎已经明确清楚，剩下的只是路径问题，只是“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虽然当时的人文思想界也开始引介了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西方思潮（例如，在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中，就有海德格尔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但对于整个思想界而言，这只是“潜流”，是留给未来的思想分化的“伏笔”而已。但在1992年之后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对重大问题的回答不再是明确清晰的了，就是说，我们“要现代化”这个答案到了90年代之后就不再是无可争议。
首先，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实践获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在社会不公与生态环境恶化等方面格外突出，基尼系数从90年代中期开始直线上升。至少对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来说，一个市场主导的经济改革到底对谁有利？这成为一个问题，而这种发问是有社会基础的。当然，大家知道，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问题来自扭曲的市场而不是市场本身，而新左派倾向于认为，（用波兰尼的术语来说）一个与社会“脱嵌”的市场，一定会导致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其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人获得了更充分的私人自由空间，但是生活的意义变得迷茫。经过了突飞猛进的现代化之后，我们似乎失去了精神信仰，出现了社会的诚信危机和道德危机，这也使不少人质疑现代化对价值观的冲击。
最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认同也成为一个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我们越来越难以辨识“我们是谁？”。我们的孩子在学校中，很少接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学外语的时间大大超过学古文的时间，更多地听港台和欧美的歌曲，看西方的电影电视剧。整个大众文化的“西方化”趋势特别突出。那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还是中国人？这在新世纪以降成为一种焦虑。
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界“启蒙阵营”分裂了，“走向现代化”的目标不再是自明的，而是变成了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困境、甚至现代性危机。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市场经济有没有负面的后果？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对于中国是可欲的吗？“现代人”的生活是一种“好生活”吗？所有这些疑问与忧虑不仅来自理论思考，而且有切身感受的依据。我们似乎重新回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人应该如何生活”等等根本性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百年前中国人遇到的问题，所谓“古今之争”与“中西之争”的类似议题。
于是，也像百年前的中国一样，出现了各种思想派别和论述。1997年汪晖的论文《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天涯》上发表，成为新左派诞生的重要标志。1998年朱学勤写了《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提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而在世纪之交也开始出现了儒家复兴运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提出了丰富的议题和论述。这些思想论述之间有一些对话，也发生了热烈的争议。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左翼自由主义这个想法，并不是大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纲领来打出一个旗号。我们是希望探讨发展一种思想论述的可能性，尤其是它可能面对的难题。我不会有一种幻觉，以为“左翼”加上“自由主义”就能同时回答左翼和自由主义面对的问题，当然不会。
我可以想象，提出这个想法之后，很可能会被人贴上派别的标签。我几乎可以断定，许多左翼人士大概会认为这远远“不够左”，而一些自由派会认为这“太左了”而不够自由主义，甚至是假自由主义。这些言辞一会出现，但完全不足为奇，因为这就是约翰？罗尔斯在西方思想界的命运。而中国的左翼自由主义，大体上肯认罗尔斯的思想倾向，虽然有自己特定的问题。
所以，“左翼自由主义”并不是什么新发明，也不是一个新名词，在西方早就出现了。在学术界更多地使用“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这个术语，它的首要原则是主张每个公民具有平等的基本自由和权利，这是一种个体权利本位的政治哲学，这在我看来是自由主义的一个界定性的特征。
我知道，在中国有人热衷于争辩谁才是自由主义的“正宗”，这种问题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毫无意义。我认同自由主义的某种传统和原则，又不是为了入什么“自由主义党”，要是有一个什么自由主义“本部”判定我的想法不正统、不正宗或“血统”不够纯正，那么开除我好了，这完全不是问题。在我看来，从康德、到密尔、到杜威、到罗尔斯和哈贝马斯，这个思想传统对于探索我所理解的时代处境和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有人要说这个思想传统不是自由主义的正统，对我无关紧要。但要是有人说这个思想传统完全是无稽之谈，那么对这种傲慢我会完全置之不理，不会认真对待。
在我的理解中，左翼自由主义，既不同于主张“解放政治”的那种左派传统，也不同于“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的传统，针对的问题不同，虽然有交集，回应的方式也不同。我并不是认为“解放政治”的左翼思想不重要，也不认为哈耶克或诺齐克等思想没有价值，它们都是左翼自由主义值得尊敬的理论对手。我们知道在中国，左翼思想被一些人污名化，哈耶克的思想也被一些人污名化，这不是健康的学术讨论的氛围。
在此顺便澄清一个误解，有些人以为“放任自由主义”只是完全基于市场效益的理论，这是错误的。Libertarianism既是一种政治哲学，也是一种道德哲学，它可以是出于道德理由为自由财产权和自由市场辩护的学说。对于这种学说的理据我们可以讨论和争论，但用“非道德化”方式来理解放任自由主义，这是误解。在西方罗尔斯学派与诺齐克学派，以及与其他思想流派的争论是经久不息的，至今也没有终结，在中国想必也一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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