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遵守我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几个政洽局委员的诺言：要保护S女士，姑隐其名。我虽然要求他们帮助我把S女士的档案转回了上海，但是我一直深感不安，因为S女士确确实实自始至终是被蒙在鼓里的，而我却背着她干了一些事，应该说是侵犯了她的人权。我也暗自替S女士庆幸，因为我给张春桥“找伴”这件事，亏得没有成功……本文选自徐景贤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
张春桥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捕以后，上海就盛传：“徐景贤为张春桥找了个老婆。”
听说的人都感到奇怪：张春桥不是早就有老婆了吗？张春桥的老婆不是叫文静吗？怎么又给张春桥找了个老婆呢？
在各种场合，许多人向我打听这件事的真相，可是我始终缄口不言，因为，当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到上海主持工作，当时我还没有失去自由，我便把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他们三人听了以后对我说，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对外讲出具体的当事人了。人命关天，这类事情处理得不好会出人命案子的。我也觉得确实应该慎重对待，特别要对当事人负责，所以，我一直把这件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还关在监狱里，看到有一个作家为张春桥写的一本传记。他当然不肯放弃这段颇有吸引力的情节，可是他又打听不到真实的情况，于是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写了进去。他写道，张春桥不打算“与文静离婚”，只是“需要一个伴”，“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护士……‘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这个作家把林彪，叶群为林立果“选美”的做法，移植到了张春桥身上，这实在是一种很不严肃的写作态度。可是，当时我正身处囹圄之中，无法出来澄清事实。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不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带进坟墓里去。我们不但要对历史负责，而且要如实地写出当时人们的心态，使后来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社会。因此，我决定说出事实的真相。妻子的历史问题──张春桥的心病
张春桥确实早就有妻子了，而且夫妻关系相当融洽，张春桥的妻子叫文静，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年龄比张春桥大一岁，李淑芳是天津人，说一口门相当标准的普通话，她的父亲，是天津大清银行的职员，以后又担任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淑芳在天津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Ｃ?Ｙ（共产主义靑年团）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来到晋察冀解放区，进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第二年，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李淑芳（文静）身高一米六十左右，比张春桥略矮一点，她皮肤黝黑，剪着齐耳短发，常戴一副浅黄色的玳瑁眼镜，一直是个女学生的打扮。
李淑芳当时喜欢写文章，而且写得一手男子气概的好字，她经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笔名是李岩、李若文。当时，张春桥也在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工作，两个人趣味相投，由相识而很快进人恋爱阶段。此时，张春桥二十六岁，李淑芳二十七岁。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正当张春桥和李淑芳的恋爱进入到“白热化”的时刻，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地区发动了大扫荡。张春桥和分局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一起，隐蔽到河北平山、阜平一带的山沟里；至于当时已经调到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的李淑芳，却在一个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进村的日本侵略军的手里。
李淑芳被押到石家庄，关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为了苟活，她向日本侵略军自首了，日军为了利用已经投诚的女共产党员，吸收李淑芳进宣传班进行训练，让她对八路军搞“心战”。她的上级是日本宪兵中尉矢野。于是，李淑芳留在石家庄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一四一七部队，既撰写反共宣传品，又上日本广播电台播音，还参加宣传演出。她编写了《弃暗投明》、《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反共宣传文章和节目，污蔑中国的抗日军民，鼓吹“中日亲善”，沦落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和鹰犬。
时隔不久，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八路军在华北大举反攻，驻石家庄的日军纷纷溃逃，把李淑芳她们抛弃了。正在阜平县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和中断了一年多联系的李淑芳，终于重新相会，张春桥安排李淑芳进了报社任编辑工作，从此，李淑芳正式改名为“文静”，并向组织上隐瞒了重大历史问题。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春桥和文静（改名为李淑芳）在张家口结为夫妻。
文静的这段历史，很快就被党组织掌握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不能重用向日本侵略者自首变节的人，而且，在后来的审干，肃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受到了反复的审査，她的仕途前景黯淡。
然而，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倒是节节上升，特别是随军进入上海以后，张春桥担任过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长期在柯庆施的领导下工作，在石家庄时期、柯就是张的老上级，解放以后，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张春桥写的文章得到过毛泽东的赏识，所以柯庆施也对张刻意提携。
解放以后，文静一直郁郁不得志，在政治上被打入冷宫，她被安排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厅内部，做做调研工作，编编演示文稿。文革以前，我在市委工作时，唯一的一次看到文静抛头露面，就是在党员干部大会上给大家宣读中共中央文件：因为她的普通话讲得比较标准。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宣传部工作，当时新华社上海分社送来一份报告，建议任命文静为上海分社的副社长。可是，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知道文静有那段历史，觉得这个任命要慎重对待，而且文静又是张春桥的妻子，宣传部不便表态，便把任命报告转报给市委。结果市委不予批准，文静仍旧当不了新华分社副社长。
长期以来，文静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
文革中文静给张春桥带来的麻烦
文革大潮兴起，张春桥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成为上海市的党政第一把手──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革命委员贪主任。文静自持成了上海的“第一夫人”，到处抛头露面。照理说，像文静这样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干部，在文革当中早就被宣布为叛徒，特务加以打倒了，可是因为有了张春桥这顶“保护伞”，没有人敢来揪她。而且她自己也不思收敛，变得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文静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可是她却大摇大摆地出席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副市级）会议，发表意见；办公室发给市级领导的文件，她也有一份；原来的市委书记、老干部马天水出来主持工作，有时还要向文静请示商量。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