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发文正式废除饱受诟病的养老金双轨制，近3900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也要缴纳养老保险，公务员工资调整方案也随之出台，公务员涨薪成为了近期的热门话题。反观历史，中国各朝代公务员待遇也是因时势而变，有待遇优厚的，更有不发“工资”的...
当官没有工资?!是的，就在1600余年前的北魏。北魏创建之初，制订了许多奇怪的制度，官吏无俸就是其中之一。究其原因，大概北魏是马背民族，为鼓励大家拼杀，不设俸禄，以战利品自给，这在战争时期还行，在和平年代弊端就显而易见了。
官员们上有老下有小，那时老婆没工作，孩子好几个，皇帝吃饱了，不管手下人死活。当然，官员们不会眼睁睁饿死，既然没有俸禄，那么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甚至一些地方官员需要靠地方豪强来供养。“是时，魏百官不给禄，少能以廉白自立者。”官员们贪腐成风，已经严重威胁到北魏的统治，北魏进行了几次反贪，但效果都不明显。
北魏献文帝曾下诏：“吏受所监临羊一口、酒一斛者，死;与者以从坐论。有能纠告尚书已下罪状者，随所纠官轻重授之。”有大臣进谏道：“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禄。
今皇朝贵臣，服勤无报;若使受礼者刑身，纠之者代职，臣恐奸人窥望，忠臣懈节，如此而求事简民安，不亦难乎!请依律令旧法，仍班禄以酬廉吏。”(《资治通鉴·宋纪》)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制度不改不行了。
公元495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开始了，其中一项改革措施就是实行官吏俸禄制，“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魏书·高祖纪》)朝廷按季度向官员们发放俸禄，官员不得再贪污受贿。
北魏旧制：“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魏书·刑罚》)孝文帝下令：“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魏书·高祖纪》)实行了严厉的惩治措施。当然，官员们已经习惯了掠夺，一时半会还改变不过来。
秦、益二州刺史、外戚李洪之顶风作案，被押解到京城处死。孝文帝“遣使者巡行天下今之公理，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食禄者局蹐，赇谒之路殆绝。”(《魏书·刑罚》)北魏吏治大为改观。自那以后，再没有哪个朝代不给官员发工资。
在《汉书·东方朔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汉武帝招人，东方朔前去应聘，在自荐书上写道：“像我这样的奇才，要是做不到宰相一级，那真叫没有天理了。”自荐书递上去，汉武帝给他安排了一个岗位：待诏公车。“待诏”就是等着皇帝召唤，“公车”是负责接待的单位，合起来讲，这个岗位就是让你在国营招待所里待着，什么时候想起你来了，什么时候给你活儿干。
“待诏公车”，属于百石以下级别的斗食或者佐史，相当于现在机关里的小科员。原文中，东方朔提到自己的薪水，说的是“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一囊粟，是指一袋没有脱壳的小米;钱二百四十，是指二百四十枚三铢钱。
西汉“公务员”分为近二十级，最高级别是丞相，其次是御史大夫，再其次是中二千石，再其次是二千石，再其次是比二千石，再其次是千石……直到百石、斗食、佐史为止。所谓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百石，是每年名义上能领的粮食数量，汉朝时通常用这个指标来指代行政级别。但实际发放薪水并不一定发粮食。
东方朔的货币工资是每月二百四十钱，粮食补贴是多少呢?由《居延汉简》所载汉武帝晚期低级官员的工资单据可知，凡百石及以下级别的“公务员”，每月小米(或麦子)三石。东方朔说的“一囊粟”，是指三石小米。“石”是容量单位，汉朝一石约等于今天二十公升。三石不脱壳小米能出净米七十多斤，平均一天两斤还要多一些。
东方朔除了一囊粟的粮食补贴，还有二百四十钱的货币工资。为了便于估算，把这二百四十钱也换成粮食。据《史记·平准书》和《居延汉简》卷1所载西汉粮价，汉武帝时丰年粟米十五钱一斗，加上已经补贴的三石(三十斗)，每月共有四十六斗，能出净米一百多斤。一百多斤小米，放到现代市场上卖三百元左右。
补贴和工资加一块儿，一个月才领三百元左右，汉朝“公务员”的薪水是不是太低了呢?其实不是。拿低薪的只是东方朔这样刚参加工作的小科员，像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等“高干”，薪水高得吓人。就说丞相吧，每月仅货币工资就有6万钱，加上粮食补贴和采邑租税，实际月薪是东方朔的900倍不止。
“高级公务员”薪水高出这么多，“基层公务员”自然不满，所以在汉武帝以后，“基层公务员”的薪水也开始上调。《汉书·宣帝纪》载有一条涨工资的诏令：“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详细]
当官没有工资?!是的，就在1600余年前的北魏。北魏创建之初，制订了许多奇怪的制度，官吏无俸就是其中之一。究其原因，大概北魏是马背民族，为鼓励大家拼杀，不设俸禄，以战利品自给，这在战争时期还行，在和平年代弊端就显而易见了。官员们上有老下有小，那时老婆没工作，孩子好几个，皇帝吃饱了，不管手下人死活。
当然，官员们不会眼睁睁饿死，既然没有俸禄，那么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甚至一些地方官员需要靠地方豪强来供养。“是时，魏百官不给禄，少能以廉白自立者。”官员们贪腐成风，已经严重威胁到北魏的统治，北魏进行了几次反贪，但效果都不明显。
北魏献文帝曾下诏：“吏受所监临羊一口、酒一斛者，死;与者以从坐论。有能纠告尚书已下罪状者，随所纠官轻重授之。”有大臣进谏道：“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禄。今皇朝贵臣，服勤无报;若使受礼者刑身，纠之者代职，臣恐奸人窥望，忠臣懈节，如此而求事简民安，不亦难乎!请依律令旧法，仍班禄以酬廉吏。”(《资治通鉴·宋纪》)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制度不改不行了。
公元495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开始了，其中一项改革措施就是实行官吏俸禄制，“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魏书·高祖纪》)朝廷按季度向官员们发放俸禄，官员不得再贪污受贿。北魏旧制：“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魏书·刑罚》)孝文帝下令：“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魏书·高祖纪》)实行了严厉的惩治措施。
当然，官员们已经习惯了掠夺，一时半会还改变不过来。秦、益二州刺史、外戚李洪之顶风作案，被押解到京城处死。孝文帝“遣使者巡行天下今之公理，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食禄者局蹐，赇谒之路殆绝。”(《魏书·刑罚》)北魏吏治大为改观。自那以后，再没有哪个朝代不给官员发工资。
宋朝百官的俸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优厚，月薪饷最高达400贯(一贯为千文)，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2至6倍。除俸钱外，还有禄米，宋朝大小官员锦衣美食，生活奢华。
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外加每年绫20匹，罗1匹，绵50两;从九品官，月禄米5石，俸钱8000文，外加每年绵12两。除以上薪饷外，各种福利补贴名目繁多，计有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
官员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钱也由政府“埋单”。宋代公用钱借贷利息与职田的收入，除由部门长官支用外，大部分进了部门“小金库”，隔三差五发放给官吏们，成为收入的一部分。官员出差或赴任时，可以凭朝廷发的“给卷”在地方上白吃白住，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
宋朝还设立“祠禄之制”，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宋朝的不少官员能领取两份薪饷，名曰“职钱”。优厚的待遇，使宋代官员很少有自愿致仕(退休)的，有的为延长任职期限，竟改动年龄。
因此，朝廷只好强迫官员致仕，对年满七十的老官僚，不予考课，不给升迁。官员致仕时，往往给予加官晋级，类似当今公务员的“即提即退”。宰相级的官员致仕后，仍可参议朝政做“高级顾问”。官员自动致仕的，其子孙可以“荫补”一定的官职，致使“官二代”从政者众多。
人们对高薪养廉这个说法很熟悉，养廉这个词其实来源于清朝的养廉银制度，创建自清朝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这项俸禄制度本意是想借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的廉洁习性 ，并避免贪污腐败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 清初，各级官员的薪俸非常微薄，一品官员的俸银每年不过一百八十两，二品的总督每年的工资是155两，再往下，巡抚是130两，知府是80两，知县是45两。
这一薪酬标准根本不够官吏开支，加上地方官还需要相应的办公支出，朝廷还不断要求官员们“捐俸”、“减俸”以满足军事行动带来的国家开支，使得官员们入不敷出，生活窘迫。为了维持其正常工作生活或挥霍性消费，以及迎来送往、打点上司，各级官员除了靠贪污受贿外，还有一种捞钱的措施，就是征收耗羡。所谓“耗羡”也就是指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
雍正帝即位后，面对社会经济的严峻形势，试图在吏治、财政方面有所振作，在臣僚上书的基础上，迅速拉开了耗羡归公，以及用耗羡银支付各级官员养廉银的序幕，并于雍正五年形成定制。雍正亲自解释了养廉银的含义：“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
实行养廉银制度后，地方各级官吏的个人正常收入比之原来增加了十倍之上百倍。这一制度的推行，部分解决了官员工资较低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吏治，使雍正在位时期成为清朝吏治最好的时期之一，也使原来漫无成规的加征赋税有了制度的约束。
清朝的养廉银制度把官员收入公开化了，将政府默认的“潜规则”变成了明文规定的“显规则”，使得官员贪污失去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整个官吏系统的关系也简单了不少。养廉银使得地方政治行使比之前更为顺利，对于清朝的统治有所裨益。
有清一代，雍正年间吏治之清，是有口皆碑的。正是通过严密的法制与养廉银制度的配合，使得官吏的贪污枉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禁止，不仅提高了政府的行政能力，也使得百姓免于官吏的敲诈勒索，这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从乾隆开始对于官吏的约束放松，各种陋规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养廉银制度随之走向没落。乾隆和嘉庆年间，朝廷开始在养廉银中摊派“捐献”。道光以后，养廉银开始打折发放。
养廉银经扣、捐之后，大小官吏以不够用为名大肆搜刮，吏治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养廉银既然是政府给予各级官员的生活补贴，那么，它就应像原本的俸禄那样，从国家正项中支出，而不应该用非法的耗羡银两来支付，这是清代养廉银制度的最大弱点。
养廉银却并没有真正使官场清廉，官员们逐渐将养廉银作为自己的正常收入，而忽略了该项收入设立的意义，养廉银外又私征养廉银，捞取灰色收入成了官场潜规则，导致清朝地方贪腐情况几乎为史上之最。
2014年12月2日，由习近平任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会议指出，在全国县以下机关实施这项改革，要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坚持好的做法，改进存在的不足，认真抓好组织实施。专家表示，公务员将施行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这意味着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将与职务脱钩、与职级挂钩，将改变过去当领导才能涨工资的现象，从而提高基层公务员薪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的职务应当对应相应的级别。又规定，公务员的职务与级别是确定公务员工资及其他待遇的依据。这就意味着，公务员的工资待遇由其职务决定。《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11日曾发表一篇题为《什么样的人能当领导干部?》的文章。文章显示，全国公务员队伍约有60%在县级以下。由于行政职务的职位非常有限，比如县以下机关，正处级只有县委书记、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政协主席等少数几个。
所以多数公务员都是在科员、办事员这两个级别之间，就走完了个人仕途。有机会升迁到副科、正科的都不多。有研究表明，从科员到县处级干部的升迁比例仅为4.4%，从县处级升迁为厅局级的比例更是低至1%。有的人工作几十年还是副科长。但现行体制职务与待遇挂钩，以职定级、以职定薪，公务员如果想提高待遇水平，只有职务晋升也就是升官这一条通道。这就导致了很多矛盾和问题。
推行职务与职级的并行，实质是使职级真正成为公务员的一条独立的职业发展阶梯。一个普通的基层公务员，按照工作年限和考核标准提高职级，就可以相应的增长工资。那些不能晋升职务的公务员，也可以通过晋升职级获得合理的待遇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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