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陆当局发出一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意见”的文件表示，要加强高校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并规定高校宣传的人选必须是校党常委，更加突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如果联系到前些天习近平指出的“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很明显，中共对高校意识形态的管控愈发严格，习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已是箭在弦上。
高校是国家向年轻一代传播思想和技术的主要载体，是政府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推动国家向前的重要力量。作为旨在维护中共政权、实现“中国梦”、复兴中华民族的政党来说，对高校进行意识形态管控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只有培养出爱国、爱党的年轻人才是这一切的希望。早在毛泽东时期，中共就被誉为“二杆子”政权（笔杆子、枪杆子），它们被认为是夺取政权、稳固政权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后，“二杆子”思维也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每每政坛有何风吹草动，意识形态的整顿必然也会随之而来。习近平执政后，在政坛上不计一切反腐打贪，就是为了一个更加富强的中国。然而，被腐败浸染的社会离心力越来越大，不但民众很难被拧到一起，就连新成长的一代也对这个国家失去了信心，因此在强势反腐的同时也重新握起了“笔杆子”。
只是，上世纪“反右”、“文革”等记忆依存人们脑海，中共这一举动在舆论场却引起了诸多自由派人士的担忧。不能说这是杞人忧天，去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围绕高校教师的言论而掀起“呲必中国”，就可见其杀气。更不用说，前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媒体求是网刊文批评“知青画家”陈丹青误导青年；《环球时报》发表社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难啃的硬骨头》，再次点名批评陈丹青及北大教授贺卫方。这一系列的动作不仅不能获得学生的认同，反而将矛头一一对准了在学生们心中颇为尊敬的老师们。不得不说，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若不及时纠正，恐是要自废武功。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一些官员和媒体在认识论上已对中共这次调整高校意识形态的工作，产生了两大错误定位。其一是在自由派的认识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多种相互博弈的政治势力，其中包括自由派与保守派的论战。自由派，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党内民主派等，他们以民主、自由、人权、博爱为口号，要求进一步加快市场化经济改革，并通过扩大政治参与和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政治。另一派就是保守派。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两种力量均力求通过影响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威权中心来取得对政治的主导权。20世纪80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80年代中期的“反自由化”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可被视为这两种政治势力冲突走向白热化的三个阶段。
这些年来，虽然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经济市场，但在维护政治的意识形态层面，保守派依旧占据上风，而一些极左的官员甚至视自由派为“敌对势力”，譬如2013年在中国网络兴起的“抓谣打V”运动，颇有整垮异见人士的感觉。作为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教师自然是这些官员的整顿对象，但诚如官媒之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任重而道远，必须不留死角，高校教师应该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主力。”自然可知，于新一轮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高校教师是传播者，是布道者。如果仅仅因为在如何让中国未来变得更好上选择相左，就对其“灭口”，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
因为，这是彻底否定自由派的可取之处。对一个开放自信的政党来说，有不同声音出现应该先听一听、看一看，对方到底在说的什么，有无可取之处。譬如自由派所推崇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总是被一些官媒所批判，以偏概全，对其所带有的具有社会凝聚力的价值视而不见。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像文革时期，那时的官媒总是渲染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但是改革开放后，才发现原来在发展经济，维持社会运行等领域，资本主义的很多东西都值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加以借鉴。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经济总量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全面超越美国，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吸收西方国家的某些先进的观念和技术。更不用说，要普及新一轮的高校政治思想教育，离不开这些风格开放，广受学生喜欢的老师。试想中共的价值体系若得到这些自由派教师的认可，对推动习时代的政治思想教育会有多大的帮助。
可见，简单地片面否定自由派，忽视他们的可取之处，实在有失偏颇，不符合一个主张三个自信的政党的宗旨。
其二是对自身认识的不足。很明显，目前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中共并没有清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体系已经遇到生命力不足的问题。当下的中共所拥有的价值体系很难让年轻的一代与之产生共鸣，因此，与其想尽办法对自由派“灭口”，不如努力想办法让民众愿意主动接受自己！
这些年来，中共价值体系依然围绕着创党之初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是中共的发家理论，确实非常重要，但古板的马克思政治教育已经对现在的年轻人难有吸引力。中共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不够，而是只知道抱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不放，不懂得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多发掘一些新的为时代所接受的精神资源。再加上，社会上不断出现“满嘴马列、满腹盗娼”的腐败官员，马克思政治教育俨然成为官员们混迹官场的工具，自然在依旧抱有正义感的青年学生面前失去了说服力。而没了吸引力和说服力的价值体系，自然难有追随者，从某种程度来说，学生远离中共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这个道理。同时，在“反对自由化”的道路上，也可看出中共自我生命力的匮乏。在文革后，自由化出现其实是对当时国家极左思潮的一种正常反应；到了80年代，自由派追求“三权分立，多党执政”；但89后的自由主义变成了，以否定毛泽东、否定马克思等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而这种局面恰恰佐证了中共自身理论体系匮乏的事实，因为中共一直推崇和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已经被证实是错误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教条下，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没有自己的价值观，自然让虚无主义有空可钻。
因此，在习时代的意识形态管控里，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有多少自由派是“敌对势力”，而是如何解决中共理论体系缺乏生命力的问题。要让自身的价值体系更有说服力就要在自己的文化上落地生根，要知道，中国自身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优秀成分，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舶来品”，如果能将二者择优融合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也是有操作性的。实际上最近曝光的两次中共政治局学习会议都是在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有意地向传统找东西。
所以，在相关部门自上向下推行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更应如此，要清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否则一味地强制别人认可自己，甚至不惜全面否定自由派，让人不敢发声，无疑是在偏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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