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日，中国国家领导人似乎也被外界的“谣言”掀进舆论场，上周也就是1月22日，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上，向外界直接回应了有关传闻。他表示，对于海外网络谣言如此疯传，而不少人也相信这些炒作，令他感到无奈，并称自己也是这炒作的受害人。香港媒体《南华早报》在1月27日刊文解读中国官方为李克强辟谣之术，但文中不乏透露出，领导人也会觉得辟谣很难。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纵观当今社会可以看见互联网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对于那些涉及内地政治人士和其亲属的众多离奇丑闻和传闻，若是在网络上散开，瞬间可引起巨大回响，目前情况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力反腐，被针对的目标已涉及位高权重的领导层官员，至此才会有些海内外媒体的猜断，但往往这样的“猜断”在网络上发布之后即是成为了“论断”。分析人士还称，如果公开透明、权力监督等这些现代化支柱日益完善时，那些子虚乌有的政治谣言、那些暗流涌动的腐败，就像折翼的鸟儿，飞不了多高就会摔落。
谣言言无不尽？
这或许是一个不缺谣言、更不缺辟谣的年代。从三年前的“法拉利车祸”开始，到之后却正中“谣言”的徐才厚，以及在诚信与承诺中失守的“政法王”。一时间，普罗之众似乎生活在一层造谣和辟谣，而后又“谣言成真”的迷雾中，让而外界深陷于“造谣未必就是居心叵测，辟谣也未必就是真切”的“怪圈”里。如今，关于中共领导人深陷在谣言的泥沼里也不单只是李源潮一人。中共一些退休常委及高官也频频陷入传言风波中。比如家族和亲信集体异动后频临危局的江泽民，再如被卷入风暴眼中时下又因其子李小鹏的诡异仕途而成为更大老虎的人选的李鹏。还在更早之前，因华润集团宋林案而成为众矢之的的贺国强家族；潜藏在军队中比徐才厚“更大”的西北虎郭伯雄等等。
这些“谣言”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市场，有分析认为是，一方面是“主观期待”在作祟，这表现在习王联手掀起的反腐大潮，一再吊高了公众的胃口，故而预期也随之涨船高；另一方面是“客观环境”的影响，例如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下，中共第五代确实在反腐方面成绩斐然，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之后，对于军队的肃清也世所罕见。至此，在有了主观和客观的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之后，才导致了更大老虎的在京城的耳语不断传出，以至于外界对“更大老虎”究竟是谁也一再更换人选。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表示，“自己也是谣言的受害者”
而盘点近几年出现的“谣言”，事关中国政治及政坛领导人的部分无疑是其中最劲爆、最吸引眼球的部分，是从2011年江泽民的“假死”，到2012年薄熙来被调查之后传出的“3•19”中南海政变。从习近平十八大前神隐一周而引发的权斗传言，到多次暴恐事件之后传出的北京“不明枪声”，每一次都是轰轰烈烈而来，悄无声息而去。不过其间也不乏后来被证实由假变真的“谣言”。如传了一两年才最终被证实的徐才厚被立案与周永康被调查。然而，类似这种“遥遥领先的预言”，恐怕也在被禁止之列。因为在中共党内尚未做好将案情公诸于众的准备之际，意外的“泄密”会让高层觉得缚手缚脚、丧失主动权。此类传闻，即便不能称之为“谣言”，也可以“泄密”罪冠之。
不仅政坛上谣言肆意横飞，在社会上谣言也占足了一定的“分量”。比如在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期间，先后就有网上有谣言称“在四川卫生厅里有救灾志愿者被卫生官员殴打”；还有在美国的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了新奥尔良，谣言和洪水一样淹没了这座城市。在极端焦虑不安的环境下，可怕的谣言四处滋长：比如洪水里有鲨鱼！恐怖分子在防洪堤里埋了炸弹！大圆顶体育馆里到处是成堆的死尸和被残害的婴儿尸体等等。但事后均被证实是无稽之谈。
有了前文所述的“谣言”，从而能也就有“辟谣”之称。外界舆论有把“辟谣”称作是一种聪明者把玩的艺术，一门简单而又复杂的政治艺术，但不排除“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情况发生。而且在中国的辟谣政治学的第一章可能永远都会写着大大的两个字：否定。有谁见到过传言一出现就被证实的，当然不包括那些纸掩不住火的。“辟谣”的全部使命似乎就是“否定”二字，奢望以简单的否定来安之大吉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鸵鸟政策。
无谣言也就无真相？
观之中共建国之后，对媒体和舆论通常处于“严密把控”的状态，但偶尔也会通过非官方渠道向海外媒体放风，对那些重大政策、官员变动等事情发放消息或做出澄清。有观察人士称，这不仅是为了测试国际反应，同时也因为消息必然会回流国内，因此可以以此测试国内反应。基于此类情况，在中共反腐打虎之际，有愈演愈烈之势。
有分析认为，谣言应当是一门普罗政治学，而辟谣当是一门精英政治学。譬如在中国，辟谣通常意味统治部门直斥“空穴来风”、“无中生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唯恐天下不乱的政治阴谋”。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辟谣政治学实际上是普罗大众和统治精英之间的话语权争夺。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追求的是“完全的真相”，而后者追求的是“有利的真相”。
例如早年前《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孟连事件回头看瓮安事件发现，两个事件的演进过程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事件一出，地方权力机构先下结论、先定性，然后“翻箱倒柜”地找证据证明，企图先“踏上一只脚，让真相永世不得翻身”。无论是瓮安事件还是孟连事件中，地方权力机构均依据惯性思维方式寻找群体事件的“幕后黑手”，前者被认为是黑恶势力的政治阴谋，后者被认为是农村恶势力挑战政府权威。但事实已经在时间的河流中被冲释出来。
但亦或许有外界有人会站在谣言者和辟谣者之间的真空地带看它们相互撕咬、相互对冲、相互检证。因为谣言某种程度上是走向彻底真相的必然通道，没有谣言就没有彻底的真相，甚至铅写的历史也因为没有对冲和释放不同的信息而造成“历史的错误”。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没有谣言的社会，就是一个不易廓清真相的社会。真相存在于细节中，而谣言就是包含着部分真实成分的细节。既然谣言并一定全假，那么辟谣的基本使命应当是去伪存真，而其唯一的途径是提供真实、完全、充分的信息，让谣言在相互比照中消隐。
谣言止于智者
“政治谣言”作为“谣言”的一种，其影响力、波及面相较其他更容易产生无法估量的后果，因此“禁传政治谣言”从中国古代以来就为执政者所重视。比如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它实际上就是一则著名的“政治谣言”案例，无数人被卷入其中遭飞来横祸，事后证明那不过是子虚乌有的谣言。历史学者孔飞力依据翔实的史料曾写了一篇名作《叫魂》，如实记录了曾经发生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场“叫魂妖术”，本来一个极其简单的事情最后演变成席卷大半个中国的社会大恐慌，而其中“谣言的传播”无疑是推波助澜的关键因素。
如何杜绝谣言？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中看到，“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公开”，实事求是地说，无论什么“谣言”顽疾沉疴，并非无药可治，只要对症下药、切中肯綮，药到病除并不难。在古代，这些经验即便是灵丹妙药，也英雄无用武之地，汉武帝、乾隆是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智者盛行、公开大行”的土壤与环境，那是时代和制度的局限。但现在则不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建设……这些现代社会元素为“杜绝谣言”提供了最先进的条件。这方面，“禁谣”其实和“反腐”有许多共通之处，“反腐”的经验可以直接成为“禁谣”的良药。比如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同样，阳光也是最好的谣言粉碎机。
分析人士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不受约束、权力暗箱操作，因此权钱交易、权力寻租成为可能，所以反腐的一个根本路径就是将权力摊在阳光下、将权力关在笼子里，新任官员的财产申报和公开、权力负面清单的公开、财务公开、预算公开、民间举报的畅通，这些都是“公开”制约反腐的良器。对于“谣言”，只要将“信息公开”贯彻到底、将新闻发言人制度不断完善、将民众知情权放在极端重要位置，是能够改善当下舆论的大体环境。
观察人士认为，若是从更宏远的语境而言，“禁谣”和“反腐”都离不开政治文明的制度建设，这种建设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可以预见的是，当公开透明、权力监督这些现代化支柱日益完善时，那些子虚乌有的政治谣言、那些暗流涌动的腐败，就像折翼的鸟儿，飞不了多高就会摔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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