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后，中共高层政治局势巨变，此前被下放江西的邓小平复出。毛泽东为稳定国内形势，平衡“四人帮”势力，重新起用邓小平，任命邓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进行整顿。邓小平重掌大权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与“四人帮”的斗争日渐白热化。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病重，与外界的联系基本只能靠毛远新传达。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于11月1日通过毛远新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妄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最终促使毛泽东作出决定：拿下邓小平。
1963年3月，邓颖超、邓小平、李先念和周恩来（从左至右）在北京西郊机场
除毛远新外，一名中共的“老同志”也在邓小平倒台中不少，但却鲜有人提及。“四人帮”上海的追随者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一书中披露，“张春桥亲口告诉我，李先念听了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他根据毛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贯着法，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接待外宾后，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他对毛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对邓小平讲话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视。一个毛远新，一个李先念，一老一少，不谋而合，共同对邓小平提出质疑，焦点问题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毛泽东绝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邓小平不愿做文革的书面决议，惹恼了毛泽东。毛抓住机会向邓发难，在一系列政治攻势下，邓理所当然的下台了。以下为书中《毛泽东发动“批邓”始未》全文摘录。一九七五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上海的几个市委书记感到政治空气很沉闷，张春桥、姚文元很久没有与上海联络了。毛泽东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批示【注1】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到上海，我是从新华社上海分社负责人徐寿铿那里看到全文的，他是从新华总社得到的。我一看批示很重要，并直接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关，马上将情况告诉马天水、王秀珍，毛泽东在批示中讲到“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只提一项”指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指教条主义，我一看就知道道是针对张春桥、姚文元有关讲话、文章而发的。因为张春桥在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讲话的时候专门讲到过反对经验主义问题，现在毛来批评了，“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是很有针对性的。毛在批示里又批评一些人，说：“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还说：“不懂马列。”这是明显地批评江青，江青在政治局经常发脾气、训人。接着，毛泽东有关电影《创业》的批示也下达了，这又是批评江青和文化部的，这一连串的批评都是针对我们阵营的，我们觉得日子比较难过。
与江青、张春桥他们的沉寂相对照，邓小平的日子过得风风火火。周恩来病重后，他主持国务院工作，不断有重要讲话传达，主要是谈整顿的。他召开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强调整顿，大反派性，而且在铁路系统抓了几个大闹派性、冲击铁路交通的坏头头，整顿了铁路秩序。接着，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讲话，也强调各条战线的整顿。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叶剑英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强调军队也要整顿，而且要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各军区都解放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充实到各大军区，各兵种当领导。
王洪文上海“蹲点”
就在这个时刻，在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突然从北京来到上海，我们感到很奇怪，他住在东湖路七号招待所里。他对我和马天水、王秀珍说：“我这次到上海是作调查研究的，恐怕要住一段时斯。”但他并没有具体的调查研究的打算，我问他需不需要安排一些项目和日程，他说不要，有什么事我会告诉你们的。当时，我们觉得在党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中，他排在邓小平的前面，现在邓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很失意、所以躲到上海来了。
过了几天，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找我和马天水，王秀珍谈话。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很厚的一迭中央军委任命干部的名单给我们看，这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各军种，各兵种，还有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干部名单。他把这些名单放在桌子上面，用手拍拍任命的文件说：“邓小平这个人真厉害，他对军队的干部很熟悉，很多人都是他的老部下，他一当总参谋长，很快就把各总部、各兵种、大军区的领导班子搭起来，安排他自己信得过的人。中央军委讨论这些名单的时候，我和春桥同志都不熟悉这些人，对有些人的情况，根本不了解，讲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通过。”王洪文又说：“你们知道春桥同志最近说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不过是枚橡皮图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总政向上报告，报告上盖的就是张春桥的签名章，可是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这天，王洪文又问我们，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说：“邓的讲话里提到整顿，还要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根本不作阶级分折，什么‘软’啊‘硬’啊，假如推行的资座阶级路线，领导班子越硬，那么危害越大。”王洪文一听，很赞赏我的说法，他说：“老徐说的对！反对‘软、懒、散’，一点阶级分析都没有，实际上军队里对提拔新生力里，最保守了，全国只有沈阳军区毛远新当了政委，让孙玉国当了副司令。武汉军区算是有一个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年轻副司令。其它地区进领导班子的，都是一些老家伙。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骂娘。前一时期，社会上的一些政治谣言，都是从军委扩大会议后传出来的。”
王洪文发泄了一通后，马天水插进来说：“这个邓小平，我可了解了，他倒真是个‘钢铁公司’，他抓起权来很厉害，过去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主持中央会议、连毛主席在场，都不放在眼里。开会开到最后，也不征求毛主席的意见，就宣布散会。”王洪文叹了口气说；“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次，我把单文忠调到中央读书班。”单文忠原是上海警备师干部，那时巳调到安徽去了，他和王洪文关系密切。王洪文说：“我把他调到中央读书班，就想派他的用场。他在上海警备区真是个造反派，可是调到安徽省军区后，只担任个副参谋长，级别太低，起不了大作用。”
谈到这时，已是深夜了，服务员请我们吃夜餐，王洪文每次到上海，在锦江小礼堂开会或看电影，吃饭就在二楼一个僻静的小房间里。这里一个圆台子，四周放着四把椅子，只有市委的书记来吃宵夜。锦江的人见王洪文来，知道他的老规矩，一瓶茅台，还有他最喜欢的下酒菜：一碟银蚶，一碟醉蟹，―碟干切牛肉，一碟辣白菜，上面加一点红辣椒丝。他喝了酒后，再来点面条、饺子等。马天水有严重的糖尿病，平时很少喝酒，他见王洪文到上海来，就破例端起酒杯向他敬酒。我因为患血管型偏头痛，不喝酒，王秀珍有皮肤过敏症，也不喝酒。我们俩人只能象征性地作陪。
王洪文是个酒葫芦，有酒必喝，酒量不大但很贪杯，有了几分醉意后，话就多了。马天水问他在上海住多久，他说“我给主席的报告没有讲日期，反正，我也不想很快回去。”这时，我和王秀珍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我们曾议论过，总理生病以后，中央曾决定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现在他跑到上海来，不是把大权让给邓小平了吗？我们埋怨过他。今天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试探着问：“老王，你本来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现在你到上海来，中央的工作由谁主持啊？”王洪文此时已有几分醉意，说话就比较敞开了，他说：“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我们一听，都不便接口。王洪文又说：“现在我有什么权啊？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邓在抓，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嘞。”说到这里，他一脸很生气的样子，因为我一问戳到了他的心病。王洪文又说：“这是主席定的，我有啥办法？”说完，他就往椅子上一靠，他的口气里对毛主席也不太满意，我们三人就更不敢出声了。毛远新、李先念告邓小平的状
王洪文在上海一住就是几个月，“八·一”建军节，他没有回北京，“十·一”也在上海过。“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他也没有去。后来，传达了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他说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科技队伍也要整顿。我们看来，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邓小平的连续讲话，使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起来的人都不满意。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看到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后，大有意见，在一九七五年国庆前后，他从辽宁到全国几个地方走了一圈，到北京后，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他说：“今年以来，在省级工作感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似乎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还要凶些，我担心中央出覆。”毛泽东很同意毛远新的看法，他说“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还说：“邓小平是代表一批被打倒过的老干部说话的。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是支持的，是持否定态度的。”毛泽东要毛远新当面找邓小平谈一谈，同时要汪东兴和陈锡联一起参加。
关于毛远新当面找邓谈话的情况，后来在一九七六年初的“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他在京西宾馆马天水的套间里向我们作了详细的叙述：毛远新找邓谈话，把邓的讲话中的问题都指出来，但邓不服贴，邓说：“远新同志啊，照你这么说，我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啰！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不好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可以想一想嘛。”毛远新说：“不错、你搞的就是修正主义！”毛远新在向我们叙述这次交锋时，很激动，又显得很神气，讲着讲着站起来，左手插在腰里，右手朝前伸，一个指头做着指向邓小平的样子：“你就是修正主义！”样子非常咄咄逼人，他平时也很傲气，可以想象那天他和邓小平的谈话是两个“钢铁公司”碰在一起了。
过了两天，毛泽东提议政治局讨论如何统一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书面决议，肯定文革的成绩。当然，也要指出文革的不足，但是，据张春桥告诉我说，邓小平拒绝作这个决议，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写这个决议是不合适的。”当时，毛远新是毛泽东的联络员，每一次政治局讨论的情况，都由他转达，邓小平的态度，大大地得罪了毛泽东，后来毛远新传达了毛的十二条指示，其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毛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对邓的批评越来越尖锐了。但是，并非所有的老同志都是如此，比如政治局里资格很老的李先念，当时不但不要求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而且是首先提出“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员之一，向毛作了汇报，这是世人所不知道的。到现在为止，我看了很多文章，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李先念也向毛汇报过邓的问题，而这是王洪文亲口告诉我的。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七五年国庆节前后，有几批重要的外宾由李先念陪同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南海紫云轩的书房进接见外宾，会见结束，外宾离开后，李先念有单独与毛泽东谈话的机会，他非常了解毛泽东是极其看重他本人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虽然毛泽东几次谈到文革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这部分只占“三七”开的“三”，实际上，讲“二八”开，或“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可能更符合毛的意愿。因为他始终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作为千秋大业来看的，从他临终前与政治局成员谈话中也可以看出来，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毕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解放全中国，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足见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和份量之重。这一点、李先念是应该充分体会到的，他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教训。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与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发过牢騒，作为“二月逆流”参与者，受过严厉的批判。但当时，李先念转得快，检讨得早，因而被毛泽东保了下来。我参加过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届一中全会，毛泽东不仅保留了李的中央委员，还当场提名他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李先念非常感动，他当着全体中央委员的面，向毛主席作了公开的检讨。我听了他的发言以后，感到他言辞很恳切，对参加“二月逆流”的事，心情也很沉重，九届一中全会以后，我在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闲谈的时候，都认为他的态度不错，争取了主动，在卷进“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当中，他是态度最好的一个。他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在毛心目的位置，现在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国庆节，李先念听了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他根据毛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贯着法，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接待外宾后，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他对毛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对邓小平讲话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视。一个毛远新，一个李先念，一老一少，不谋而合，共同对邓小平提出质疑，焦点问题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毛泽东绝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邓小平不愿做文革的书面决议后，毛被激怒了，他想通过一个什么突破口，把邓小平的问题揭示出来，机会终于给毛抓住了，他借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信发难，刘冰一连给毛写了两封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在淸华担任领导后在思想、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迟群原是中央警卫局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长，派去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谢静宜更是毛的人，她参军后，长期担任毛的机要员，后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刘冰的信由邓小平转送给毛，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但毛认为不寻常，他在信上批了：“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且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他写下六个字：“小平偏袒刘冰。”这个批件下达后，政治局都很震动，一九七五年的十一月三日，政治局派吴德，纪登奎赶到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传逹毛的批示，迟群和谢静宜看到毛对他们的支持，就来劲了，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明为批刘冰，实际上矛头向上，引向教育部，引向邓小平。毛的批示下达后，清华大学有个政治部副主任叫吴伟煜，写了一篇大字报，叫《论走资派还在走》，一语道破了这场批判的底蕴，迟群看了吴伟煜的大字报非常高兴，要他连续写它十篇。
毛泽东问毛远新有关迟群和谢静宜的情况，毛远新汇报说：“迟群和谢静宜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积极的。”毛泽东听后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毛还生气地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还群身上。”迟群和谢静宜每天把开会和写大字报的情况直送政治局，上报毛泽东。
这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到清华大学给政冶局的演示文稿后，非常兴奋，在北京曾有人问邓小平，王洪文到哪进去了？邓小平鼻子里哼了一声：“蹲点去了。”这话传到王洪文那里，他很恼火。现在听到这些情况，感到机会来了，他赶快把我们找到东湖路七号招待所的会客厅，拿出清华大学的演示文稿给我们看，说毛已有批示了，我们鼓励他回去参加战斗，他说再等几天，现在是清华大学在开常委扩大会，但是政治局是否开会，我还要看一看，又过了两天，他说政治局要开会帮助邓小平了，才正式离开上海。
在与上海小兄弟们的告别会上，酒过三巡，王洪文说“你们不知道啊，政治局分成好几派，中央的斗争是复杂、激烈的。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就可看出问题来了。”王秀珍怕他说漏嘴，赶快扯扯他的衣角，说“喝酒，喝酒！干杯，干杯！”王洪文那天酒喝得多了，恨不得把心里的东西都倒出来：“今年七、八，九月，他们造江青同志的谣，造我的摇，可凶啦！这次我回北京就是参加斗争去的。”那些小兄弟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他回北京一定有重大动作。
第二天，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把他送上回北京的专机，当天晚上，他就参加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会后，王洪文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赶紧给他收集邓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这样，上海市委的机器就开动起来了。
政治局批邓上挂抟下联、内外夹攻
当时的批邓，按照我的看法，是采取了以教育战线为突破口，上挂下聨、内外夹攻的打法。在清华、北大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为契机，一层一层地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织重点发言，写大字报，先是批判刘冰，再挂上支持刘冰观点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然后提出要挖出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邓小平。姚文元授意清华、北大的写作班子先后给《红旗》杂志写重点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批判在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拉开后，最后迟群指令在文章中点明风源就在“党内至今不背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把矛头直指邓小平，这是“上挂”的打法。政治局高层领导开会帮助邓小平的时候，开始并不直接批邓，而是强调刘冰敢于把矛头对准主席是得到教育部某些人支持的，把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叫到政治局挨批，这就是“下联”。张春桥在讲到教育战线要搞整顿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张春桥批判周荣鑫的时候，上纲上几很厉害，实际上，周荣鑫当教育部长一年还不到，他怎么可能刮起那么大的右倾翻案风？所以，批判他的人心里都很清楚，周荣鑫自己也很明白，他坐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箭靶子，“下联”他的目的就是要“揪出邓小平”。
“内外夹攻”是形成多层次的攻势，首先是政治局批、帮邓小平需要炮弹，我们赶快把邓的言论整理出来，交给上海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直接送给王洪文。马天水急忙写了《邓小平策反我的过程》也交给了王洪文，由王洪文批转印发给政治局参加会议的人。我在收集邓小平的材料时也是挖空心思的，我知道这是批判的重要依据。当时，邓小平在各种场合讲了一些话，有的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我千方百计要搜集到他的媾话材料。有一次，我在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听说有一个邓小平找四川省委三代第一书记的谈话，第一代是李井泉，第二代是廖志高，第三代是赵紫阳，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以后，把三代领导人找在一起谈话，邓小平本身是四川人，又长期在两南地区担任领导工作。我认为，这次谈话一定是说了许多心腹话，苦于打听不到谈话的内容。后来我听说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杨广立，在江苏的一次发言中，提到过这次谈话。我想，这是机会，因为杨广立带领南京小红花艺术团访问上海的时候，我曾经热情接待过他，觉得同他有一些交情。所以我直接到京西宾馆杨广立住的客房去找他，杨广立告诉我，他是在江苏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的时候，从省委第一书记彭冲那里看到了邓小平的这次谈话记录，我打听到来龙去脉以后，经过多方努力，最后终于拿到了这份谈聒。
又有一次，邓小平找了南方十二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开会，作了专门讲话。这十二个省、市、自治区中没有北京，也没有上海，所以我们对这次会议的内容不了解，我想了很多办法，也没对打听到。正在着急地四处寻找这份讲话的时候，江西省造反派头头涂烈，和我们在中央开会的时候认识了。他派专人到上海送给我一份绝密件，我打开一看，是一封用毛笔抄写的有十几页纸张的密件。原来是他参加江西省委常委会的时候，听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记录。涂烈知道我急需这份材料，连夜派人送过来，我看了以后，非常兴奋，马上叫市委办公室打印出来。一面上报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面赶紧让市委的机要交通员把这材料直送清华，北大的迟群、谢静宜，供两校【注2】编辑《邓小平言论摘编》使用。还有一次，北京有一个科研单位的工作人员到上海出差，去同济大学联系工作，当时谈起邓小平在北京的科技座谈会上有个讲话，这个工作人员听过传达，所以在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有讲话的记录，这时候，同济大学党委马上把这情况向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反映，当时我们布置给下面的任务很紧，到处捜罗材料，所以文教组姓孙的干部立刻赶来，当面给我汇报，我要他把北京工作人员的笔记本直接取来，我亲自翻阅了笔记本，记得十分潦草，但是经过辨认，觉得邓小平讲话中有不少可以供我们批判的观点。所以我就布置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连夜把这份讲话打印出来，由我报送给北京的有关方面，这样，就为科技战线方面批邓提供了弹药。
内外夹攻的战术还运用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到京西宾馆看望我们，在我们的房间里谈悄悄话。他们说，在政治局刚开始“帮助”邓小平的时候，有一些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很不积极，有的一言不发，有的在会上打瞌睡，所以整个批帮会的火力不强。根据这个情况，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决定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外面调进一些年轻人列席政治局会议，让他们发言，加强火力。这些年轻人是：从清华、北大两校调去的迟群和谢静宜；从外交部调去的王海容和唐闻生，王海容是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表兄王季范的孙女，唐闻生是外交部副司长，我国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的女儿，长期担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英文翻译；同时，毛泽东又委派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他和政治局之问的联络员，毛远新不但可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批判发言，而且随时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当面汇报，然后再把毛的指示带回政治局传达。当时参加议的年轻人都不是政治局委员，其中绝大多数还不是中央委员，只有谢静宜是中央委员，唐闻生是候补中央委员，他们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们列席会议就有特殊含义，这种内外结合的政冶局扩大会议的开法，我觉得和文革初期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取代当时党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经过充实新生力量的政治局“批判会”，会上的火力自然大大加强。
迟群和谢静宜在我们房间谈话的时候，我见迟群的眼睛因为熬夜布满血丝，通红通红的，可是他的精神特别兴奋，他操着山东话，眉飞色舞地对我说：“政治局开会，开得可有劲了，我们几个列席会议的轮着发言，小谢和我提供事实，王海容和小唐开炮，最后由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提高到理论上来拎一拎，这样，邓小平连话都说不出来。”
后来，张春桥也到京西宾馆来，在马天水的套间里，对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也描述了政治局开会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邓小平当时的神态，他绘声绘色地说“我们批了邓小平那么多话，可是他从头到底一言不发，就超坐在椅子里面，一支接着一支抽烟、稳坐钓鱼嵚。他的这种情况，我华就见过了，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时候、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开会批他，他也是闷声不响，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个人讨顽固了！现在，他说他耳朵埋了，听不清楚别人的发言，赏际上、他的听觉可好呢！政治局会议结束的时候，华国锋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龙持会议，蛵轻地说了声散会，邓小平马上听到了，哧啦一下站起来就走：你说他再朵躲嘛，他是装躲！”后来新华总社在内参上发了一篇文章，介绍政治局批邓的情况，谈到淸华、北大派人到政治局会议工作批判发言，说邓小平装继作腔，一言不发。内参引用淸华、北大一些人咒骂邓小平的恶毒用语：“死猪不怕开水烫”。
政治局开了几次批辩邓小平的会议后，决定把批判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逐步推向全国，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文件《打招呼会议的讲话要点》，经毛泽东审批后，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件引用毛泽东对于清华大学问题的一段批示，指出：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央文件发下来之前，我们就得风气之先，王洪文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和上海通热线电话，把消息通过来，要我们把材料赶快送上去。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总共搜集了四十三份讲话记录、送给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白头内部文件，每份印二十份，送给王洪文，作为中央政冶局批判用的材料。王洪文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直接发给政治局会议。江青还布置清华，北大两校整理邓小平的材料，由两校编成《邓小平言论摘录》上、下两本，印成小册子散发。
《邓小平言论摘录》刚刚印出，迟群他们立刻就给我送来。我拿到后，又大量翻印，转送给江西，福建，浙江、陕西等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负责人，我看到清华，北大的动作很快，上海不甘于落后，便选择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两校作为上海的窗口，和北京的两校南北呼应。当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用头条发表《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点出右倾翻案风问题的时候，当天我就布置上海的大学、中学贴大字报响应。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的大字报贴得最多。
但是我觉得上海有质量的大字报不多，十分着急，正在我心急火燎的时候，张春桥帮了我的大忙。当时淸华，北大把学校里的大字报印成《大字报选》，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每收到清华、北大的《大字报选》，都在封面上批下几个字：送景贤同志参阅，然后通过他留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最快的速度转给我，当我收到这些十六开、用道林纸印的大字本《大字报选》，看到里面有淸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伟煜写的《十论走资派还在走》，还有两校著名教授，像哲学家冯友蔺、固体物理学家黄昆等人写的批判文章，这正是我在上海发动大批判急需的材料，我想，张春桥为人一贯小心谨慎，过去他从没有把政治局委员收阅的文件直接转给我过，这次却一反常态，说明他的心情和我一样急切，他在封面上写“送景贤同志参阅”，哪里是参阅参阅而已，分明是要我扩散，而且他转来的《大字报选》扩散后，可以不露痕迹，谁都可以说是从清华、北大传抄来的，当然最关键的是抢时间，争分夺秒，把批邓的风及早吹到全国去，我充分领会张春桥的意图，马上把印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字报选》的封面撕下来，把里面的重要文章拆开变成散页，然后我带着这些散页的大宇报，专门坐车赶到华东师大，找到党委书记杨希康，把这些单页的铅印大字报当面交给他，他根据我的布置，马上找人用毛笔重新抄写张贴到华东师大的大字报专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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