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就是个湖北乡间患有脑瘫的女子，一个女子，残疾女子，而且生活在内陆乡间，坚守诗歌这类文体这么多年，本身就是非常动人的。那时候，人们反而不想刻意解读她的诗歌本身了。因为，一个人的经历与坚守，带给我的感受，一种普通人身上的人格魅力，比诗歌要重要的多。
余秀华
据百度文化的王如晨介绍，她忽然火起来了，并且当选了湖北钟祥市作协新一届副主席，并且出了两本书。这对她个人与家庭生活，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当网上疯炒她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并且朝着一种明显超越女诗人个人经历的方向解读，人们就觉得一种扭曲的大众情绪正在泛滥到无价值。诗人被这么把玩、审视，反而辱没了她的价值。
大概，她这次火起来，背后有出版社与书商操了不少心。只是刻意拿那首诗炒作有些让人无语。试想，假如她是一个正常的人，在城市里过着正常的生活，写出类似的诗歌，别人觉得会有更多轰动么？
这个时代，至少过去几十年不是真正属于诗人的。因为，它太符合人的正常思维了。
这个社会，它的愿景是由某种学说固化、设计好的，并且按照“几年计划”一步步落实的。这样的土壤，很难诞生真正的诗人。即使有许多诗人清贫坚守，也不会受到大众待见。后者多的是揶揄、戏谑，调侃。这姿态甚至覆盖了整个所谓的知识分子。“文人”、“文青”已成不合时宜的身份，成了贬义词。
这样的社会、时代，逻辑上能看得到未来，更适合那种不需要想象，只要按部就班、精密计算与推演的工程师。它甚至也不需要什么思想。思想家更像这个时代危险的人物。诗人价值凸显，多是在那种愿景模糊或没有愿景、前途未卜、大变局的年代。比如末世或者一个时代刚刚奠基的时刻。这样的年代，诗人往往集体涌现出来。他们并不能真正精确地描述现实，甚至也给不出一种愿景，但那种直觉与体验，以及语言的力量，足以在大众心中掀起风暴，形成一种理想的指引。
诗人不是工程师。他们内心受到的触动，往往是预言家，大地震、飓风、火山喷发前的各种征兆。真正的诗人与诗歌，诗歌的语言，常常是一个时代的先声。
唐晓渡去年谈顾城的时候，说了句感受类似的话：“……而且我觉得，在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时代开启的时候，诗歌总是走在最前面的。因为诗歌是这个社会的感官，或者说民族的一个感官，它会最初就感受到很多东西，由诗人表达出来……”
中国诗歌新一轮黄金时代快到了，因为，诗歌热潮每隔30年循环一次，21世纪初往后推算到当年留学日本的诗人、政治家黄遵宪时代。其中恰好是一波又一波的热潮。
当时是纯粹迎合经济学人士说的30年经济演进与循环。不过后来发现，并非毫无道理
30年，通常就是“一世”。《说文解字》：“世，三十年为一世。从卅而曳长之。亦取其声也。”古人寿短，30年的周期已经是而立之年，成“人”也即成“仁”，顶天立地，这种认知积淀在大众心里，成为一种群氓的思维，生发行动，就会自然产生人世的变迁。这种变迁一定会由诗歌作为先兆传递出来，如此这种文体就有跌宕起伏的感觉了。
诗人之死，或者诗人进入大众视野，往往就是新的时代的开启或终结的临界点。都说愤怒出诗人，那是一种对于不平社会的响应。但是也有惠特曼这样的，他迎合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崛起，气势磅礴、青春激荡，同时泥沙俱下。
整体上，诗人就是青春的，诗歌这种文体也像是人格学说里的“本我”。日本二战时期时的散文家、诗人萩原朔太郎说，诗人都残留着孩子气，小说家要显得成熟，最年轻的小说家，也都沉稳俨如成人。他还说诗人是一种发育不完全的人。他不是在贬低诗人，恰恰是在褒扬诗人身上的某种青春气质。这种气质容易给人力量，诗人操弄着语言，就容易成为一个时代的新声。孩子气，当然也是一种生命的力量。诗歌是一种远比其他文体更能急速燃烧现世生命的形式。读者眼中曲折悠远的诗与思，往往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之直接的生命传达，他了解语言的元规则。现世往往是诗与诗人的杀手，诗人大多也梦寐以求世俗、人间的荣耀，但往往只能从天国或远逝的乌托邦里赢得一席之地甚至永恒。
回过头来看余秀华。她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算不上好诗，充满了某种刻意。还有一些标题，更为裸露地表达“性”。假如不是这首，她获得更多人的认知，可能还要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标题的表层，有一种明显的情欲，虽然内容并非如此。
但是大众喜欢这样的标题。于是她就立刻火了。绝不是贬低她的诗歌。人们可以发自内心喜欢她的《床》、《怀恋》、《霜降》、《听一首情歌》。
《床》让人读到流泪，其中明显融入了她对人生际遇的痛彻感受，既有不甘，也有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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