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二王”是沈阳人，名王宗方、王宗玮，为兄弟二人。1983年2月12日，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东北二王特大杀人案”，至9月18日，两名案犯被警方击毙。他们兄弟俩的特殊不仅仅是因为“二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特大杀人案，还因为为了追捕他俩，新中国张贴了首张悬赏通缉令。“东北二王”在中国历史悍匪排行榜也能位列前茅。
解放军
作者佚名，原题为《揭秘新中国首张悬赏通缉令》。
1983年，东北王氏两兄弟在沈阳犯下命案，并在南逃过程中屡次作案，枪杀和抢劫多人。当时，中国刚走出文革动荡期不久，百废待兴，而警方的刑侦力量也极其薄弱。无奈之下，警方发布了新中国第一张全国悬赏通缉令。当时，满大街都张贴着‘二王’(王宗方和王宗玮)的照片，中国人第一次看见悬赏通缉令。
1983年，从大年三十在沈阳持枪杀4人开始，“二王”流窜全国多省，并杀人抢劫，直到中秋节才被抓获。在这7个月零6天的时间内，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是“二王”到底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是个谜。”“二王案”当年的前线总指挥、前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文说，“因为抓到时候已经死了，没人能说清他们到底去过哪些地方，哪些案子是他们干的。”
作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起恶性暴力犯罪，王宗方和王宗玮这对来自沈阳一个教师家庭的两兄弟，面对的是当时相对纯净的治安环境和薄弱的刑事侦查力量。悬赏通缉、特警、巡警、道路检查点和110报警电话制度等这些刑侦体系全部是从‘二王案’开始建立的。
无力追踪警方无奈发布通缉令
1983年2月12日，“二王案”发生。刘文随即被中国公安部指派为该案总指挥。3月底，他赶到武汉的岱山派出所时，“二王”刚刚打死3名警员，并抢劫枪支逃跑。“我到的时候，正有一帮民众围住派出所。他们说，公安局干脆换牌子，改叫粮食局算了!”刘文心里当时特别不是滋味。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警方所谓的刑事科辖管范围界定不清，对涉案金额在15元人民币以上的事全管，没有应对暴力犯罪的经验。
文革结束后，社会治安和风气都有所变化。刘文说，“‘二王案’是中国刑侦制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投入之大，从新中国建立之后前所未有。到现在，我们还是没能对‘二王’的活动做出准确判断。除在沈阳连杀4人外，警方能够肯定的是‘二王’的4次露头----从在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上开枪，到在湖南衡阳打死1人，在湖北岱山、武汉打死4人，在安徽淮阴抢劫2.1万元，一直到在江西广昌被击毙。”刘文说，“(警方发现其行踪)都是因为打了遭遇战。我们的人开了3枪，一枪没中，还被人家给打死了。”
总指挥办案：搭公交带粮票
此后，刘文背着一台十几斤重的电话，跑遍了广东、安徽、江苏、湖北、河南、陕西和河北。“那个电话在当时是最高级的了----是瑞典进口的，我们还带着个电台。”
因为还没有专车，刘文去很多发现线索的边远地区办案时都要坐公共汽车。他说，当时的情况是，“当地的公安局给我们(向汽车公司)开个证明，说有两个警察要坐车，麻烦保留两个座位”。
刘文还特地买了100件防弹背心，“200块钱一件，到一个地方只发一件”。刘文说到自己走过的每一处，都会激动地站起来讲，“我们在广东白云山也是围堵了，武汉还调动了军用直升机，还是没逮到”。
上世纪80年代，警方的装备也很落后，没有110报警电话、巡警、特警和检查站。“连传真机也是为了‘二王’买的，好赶紧把照片传往全国。”只有公安部有自己的特警队，“特警队当时的待遇和空军一样，要吃空军灶”。
由于江苏等地警力不足，警员的枪法不准，刘文被特批可以带10名特警前往协助，“我专门找了人，给他们做饭，每顿都有肉，还有巧克力和水果。特警们看到我吃普通灶很不好意思，招呼我一起吃，我说自己带着粮票呢”。通缉令发出冒名现象层出不穷
当时中国各地都出现了破案线索。刘文说：“每天都有举报电话，‘一高一矮又来了’，搞得上上下下都紧张，但经查证，都是假的。特别是还出现了很多‘假二王’冒充‘二王’到处作案，我在大连围堵了半天，抓到了一高一矮，他们还‘承认’自己是二王呢!”
悬赏通缉令发布后，提供线索就可以获得奖励1000元，查实的奖励2000元。
除了发动民众举报外，最有效的方针是：“迅速主动出击设包围圈，大、中、小3个。”
在江西广昌实施的最后围堵中，警方正是如此做的。刘文说：“我自己当时参加了6次大围堵。此后应对暴力犯罪才有了经验。”
当时的搜捕行动之困难和难堪足以令现在的警员感到惊讶。
有5万人参与的搜山行动进行到第4天，江西广昌地区宁都县公安局刑侦科警员谢竹生带的警犬“卫南”已经时不时需要停下来休息。同去的另外13条警犬第一天就已经全部累趴下了，12条被人背下了山，1条脱水死亡。9月13日，发现‘二王’的第一天，搜山的每人发了8个硬皮月饼，像包子似的，一点点馅，其它的进口警犬连闻都不闻，只有卫南吃了一块。
当时，所有被山民发现“有情况”的地点，谢竹生都要带卫南首先赶到，“但是临时组织起来的2.5万名民兵素质有限。指导员说‘搜!’鸣了一下枪，结果山民们四处逃散，都躲得不见人影”。
活捉王宗玮：一条狗和一名驯犬员
4天里不断接到举报，谢竹生带着卫南赶到每一个可疑地点搜查。“但是卫南一直没反应，上级都问我，能不能确保‘二王’进山?”他们怀疑卫南的能力。
谢竹生说：“是山民们立功太心切，我的卫南是中国最好的警犬。”卫南是用上世纪50年代苏联送给中国警方的东德母警犬和上世纪80年从西德进口的公警犬配种产下的。当时，“中国要培养第一批自己的警犬”，谢竹生接了这个任务，“生了9条小犬，8条一个月大就死了，只剩下了卫南”。事实上，卫南第一个发现了“二王”。“9月18日凌晨，我们接到山民报告，说自家厨房的饭和腌菜被偷吃了，还找到一只鞋。卫南一闻鞋，一下子‘放线’了，两只眼睛发亮，尾巴绷直了，和身体成了水平线。”谢竹生说。
队伍开始在卫南指引下搜寻嫌犯，除了配备警犬还算是“技术条件”，当时的搜山技巧就只剩下人海战术。“我和卫南各走一个山坳，相隔几米远。从山顶到山脚下，1米1人，排成一条线。”谢竹生说，约2.5万名武警战士，夹杂着七八百名江西广昌的公安民警，像梳子一样在南坑山上寻找。
“卫南不断发现王宗玮的脚印，我们俩的速度比其他人都快”。谢竹生说，到一个岔路时，卫南忽然奔跑起来，他没来由的心里一阵空虚，“无名的紧张，我刑侦考试门门第一，向来打冲锋，那天前后看看就我一个，觉得心凉。”
“卫南回来!”谢竹生大喊，过了七八分钟后面的人才赶到，“王宗玮就在卫南那条道上，‘二王’的行进方向和搜山队伍设置的方向刚好相反，我要是自己往里走就完了!”
到下午4时多，谢竹生的前方突然响了一枪。“刹那间，整个现场没有一丝动静。”停顿了几秒钟，谢竹生大喊一声“是二王!”这时山上山下的枪全响了，“我带着卫南就往里冲!”他先松开了卫南的牵引带。“跑着跑着，我左上方就有战士中枪了，再往前是战士郑某，我问他‘二王’呢?他说跑了，往山下走了!”
谢竹生又跑了一段路，看见王宗玮正要抓着一根毛竹往下跳，“我离他只有几米。卫南当时的日常训练科目是‘动哪咬哪’，它一下子就扑上去咬住了王宗玮抓毛竹的左手”。
王宗玮右手还拿着枪，谢竹生猛地扑过去抱住了他。两个人和一条狗扭在一起往山下滚去。“他1米85，我1米73，但他已经筋疲力尽了。”谢竹生说，后来尸检时发现，“二王”的胃里只有一点山上产的莲子的渣。
“我扳过他的左肩死死卡在地上，一看都是血。子弹从左肩贯穿从左下颚打出，但不是致命伤。”卫南还死死咬住王宗玮的左手，谢竹生回忆，“当时我说‘你老实点!’他说‘我是好人’。”谢竹生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他回问“你还是好人哪?”谢竹生在王宗玮的口袋里搜出20多发子弹和1把匕首，“他的脚上绑了个救命包，有1万元钱和他美国姑父的地址。”谢竹生和卫南把王宗玮拖下了山，“又来了3个战士，一起拖”。他们把王宗玮拉到路边后，一直坐镇的江西省公安厅杨厅长也赶到现场。
杨厅长问他们：“抓到哪一个?”谢竹生说：“个子很高，可能是王宗玮。”大家一翻他的嘴：“两边都是假牙，是王宗玮!”杨厅长大声指示：“马上汇报!我们已经活捉了王宗玮!活的!”
谢竹生到现在都记得躺在地上的王宗玮的眼神，“那应该就叫凶残吧!他谁都看，但一句话不说”。“有很多人上来围观，杨厅长说‘坚守岗位，还有一个王宗方。”
王宗方身高只有1.65米，不会用枪。搜山人员就在距谢竹生抓王宗玮平行8米远的地方发现了他。当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但还能看见王宗方的人影。武警的枪齐齐扫射过去，10分钟后，王宗方被几名武警抬下了山。
谢竹生说，“从脖子以下到大腿根部，整齐的9个弹孔，是一梭子弹打死的”。
武警战士被自己人误伤
“有一个武警战士叫吴增兴，在抓捕过程中牺牲了。事后调查，王宗方其实根本不会用枪，也没打死过人。他只放了一枪，而吴增兴身上有5个弹孔。”谢竹生说，“我下来的时候还有武警对我说，我可没朝你开枪啊!”他当时穿着警方配备的白色制服，“我爱漂亮，这也保护了我”。
尽管上级命令不准围观王宗玮，但搜捕王宗方的战士们下山后，还是围到了王宗玮身边，甚至开始打他。谢竹生完全理解战士们的情绪，“那么多人花费4天在深山老林里摸索，还有人牺牲。当时就觉得‘二王’太坏了。大家都处于兴奋期，就像真地打了胜仗一样，到处欢呼“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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