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4年对于中国国民党而言无疑是难堪的一年，从年初爆发的太阳花学运、年中的食安风暴、再到年底在“九合一选举”中遭遇滑铁卢式的惨败，国民党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跌入谷底，这个“百年大党”的命运可以说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急时刻。在这种背景下，2015年伊始，国民党迎来了史上得票率最高（99.61%）的党主席—身兼新北市长的朱立伦。作为蓝营在“六都”中硕果仅存的直辖市长，朱立伦在如此艰困的局面下，当仁不让挑起党务的勇气令人钦佩。然而，摆在这位新主席面前的挑战却丝毫不会因此而减少。
“外有强敌环视，内有重重矛盾”，这是朱立伦接下国民党主席一职后所必须面对的残酷政治现实。尤其是在外界普遍预期他将是最弱势的一位党主席之时，朱立伦如何能够“攘外安内”，团结全党，真正成为改革的领航者，帮助国民党及时止血，将是极其考验朱主席政治智慧和魄力的。所谓“有危必有机”，他若能够妥善处理以下的五大挑战，在内外交困的时局中五箭齐发，相信就职演说时那句“我可以最弱，但国民党必须最强”的坚定誓言在未来将很有希望成为朱立伦时代的最佳注脚。
枯木逢春 党建要领先怎样才能拯救一个千疮百孔、内部分崩离析而又军心涣散的国民党？表面上看，朱立伦在担任党主席以后，行政和立法两大权力皆不在握。他既不能够直接调用台湾总统马英九所掌握的行政资源，又未必具有“政坛不倒翁”立法院长王金平整合议会的经验和号召力，而国民党备受争议的党产问题也已经被放在了台湾社会的放大镜之下。朱立伦一无权威，二无资源，三没有足够的威望，可以运作的空间似乎的确是十分有限。
流失，在短短数年之间由250万人暴跌至34万人。此次党主席选举朱立伦的得票率虽然创下新高，投票的人数却是主席由全体党员普选产生之后最低的一届。
可以说，国民党是一家“百年老店”，虽然有宝贵的历史经验，但历史给其带来的包袱同样不轻。迂腐不堪的官场文化，隔断了该党与基层和青年的有效联接。今时今日，不同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很大程度上转化为街头政治，大家比的是声势，拼的是亲民。一个长期得不到新鲜血液补给和青年人广泛认同的党注定将走入历史，而这就对国民党吸收党员的创新性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一点上，朱立伦有着自己先天的优势，作为曾经留学美国名校的博士，朱立伦在年仅35岁时就成为台湾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1998年弃学从政随即顺利当选为立委，2001年以超过55%的得票率当选桃园县长，是当时最年轻的县长。而2010年在新北市市长选举中又打败同样在青年人群体中拥有超高人气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这些特质都说明了朱立伦有着不同于传统国民党政治人物的一丝清新，有望给这个暮气沉沉的党注入活力。
然而，具备了这些优势，朱立伦还须谨防变成第二个马英九，“只见魅力，不见能力”是后者从政以来始终无法摆脱的痛。不但在反服贸抗争等争议事件的处理上表现不佳，党内也屡次爆发矛盾，最为突出集中的体现就是2013年9月的那场“马王政争”，事件让马英九沦落到众叛亲离的地步。如今，朱立伦成为党魁，自身能力质的提升将是当务之急。 从目前来看，朱就任之后首先改组了国民党的领导架构，任命郝龙斌、黄敏惠为专任副主席，李四端为国民党秘书长，并废除了马英九就任总统之后开创的“中山会报”，让党务权力中枢重回国民党中常会，颇有“马规朱不随”，与马英九分庭抗礼之架势。如何明显撇除马英九给国民党带来的负资产又不任人唯亲，在马的阴影之外团结全党各个派系，在“以党领政”和“以党辅政”之间寻找平衡点，无疑将会是朱立伦任内一项极为艰巨的挑战。
党产问题将成朱立伦关键筹码除了后备力量的发掘与梯队人员的建设成效不彰之外，数额庞大、来源不甚恰当的党产同样是一直是困扰着国民党历任党主席的一大难题。自1988年台湾解除戒严后，民进党及一些组织和学者都曾试图厘清国民党党产的数目与来源。2011年， 台湾内政部公布“民国99年政党财务决算报告”，国民党收入35.3亿元新台币（下同，1新台币约合0.0319美元）。根据国民党申报的资料，来自中央投资公司等股利收入，约为28.9亿元，占总收入的82%。国民党“国库党库不分”的做法也让该议题也一再成为民进党攻击的把柄，而近年来社会上有关党产的争议更有愈发扩大的趋势。
国民党的党产，主要包括该党在1945年接收台湾后，以某些争议性手段取得的资产，以及其他透过党营投资公司参与营利事业的资本。而这些资本大多是国民党在过去台湾处于威权体制、一党专政的政治环境下，以非法手段或者是当时合法，但在当时及现在都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方式，取得财产作为党内使用。早在1960年，由著名政论家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杂志就曾发表《国库不是国民党私囊》的文章，列举国民党侵吞共有财产的种种状况，认为这是国民党在自绝于人民。在台湾民主化后，党政军退出媒体，国民党也开始对其党产进行不定时的处分，巨额的财产快速地化整为零，变得无法追讨。
虽然在各方的围追堵截之下，国民党前两任党主席连战和马英九任内分别承诺将按照法律和公平正义的原则，完全处理党产，但是在巨额“党产”清零的过程中，随之产生的是腐败的问题。毋庸置疑，台湾民众对于国民党这种“国库通党库、党库通内裤”的做法早已经怨声载道。
在这种大背景下，朱立伦在上任之前就喊出了“不当党产绝对归零”的口号，显示出彻底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雄心壮志。其实，朱立伦大可不必过于头痛，在这方面现在中国大陆如火如荼进行的反腐运动颇为值得国民党借鉴，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中共的反腐还是国民党的“清理党产”都是在处理不正当的“党营事业”，其本质都是政党发展问题。大陆在习近平时代开展的铁腕反腐，不惜一切代价向“自己人”开刀是为了剔除那些一心要“发党财”，反噬政党价值观的腐败群体，而朱立伦目前也亟需清除那些将手伸向“党库”的人。毕竟台湾是一个重视民生的地方，如果纵容这些人的手脚，就是脱离人民。要知道，清理党产关切到台湾社会的“社会正义”、“政党竞争机会均等”和“民主巩固”等诸多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党产问题上给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复，也是朱立伦获取民众支持的一个砝码。
破除官商勾结才能绝地反击在朱立伦面对的重重挑战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台湾经济民生上的困局。曾几何时，台湾贵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创造了享誉世界的“台湾奇迹”，被很多国家和地区视为经济发展的典范。但如今台湾的经济活力逐渐消失，经济数据退居亚洲四小龙的末尾，昔日的辉煌早已不再。当人们放眼台湾社会现状，可以归纳为“经济衰、民生闷、改革难、亮点少”。
台湾经济增长率低，工资常年停滞，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薪资至今还停留在16年前22,000新台币（约合4,269人民币）的水平，被媒体戏称为“22K”，与此同时物价却在不断飞涨。而经济改革进展缓慢，除了对外合作方面鲜有亮点，也是台湾踏入21世纪以来的真实写照。
种种迹象都显示，台湾已经步入了“M型社会”，贫困人口数量增多，中产阶级日益萎缩，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台湾家庭收入金字塔顶端5%家庭的收入是最低端5%的32倍，2008年时这一数字则飙升至66倍。另一方面，目前台湾的经济是典型的“无感经济”，普通百姓对于政府标榜的经济成果无感，他们只感到生活压力与日俱增。这是国民党在“九合一”地方选举败选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也正是朱立伦最为迫切需要让民众感受到自己与马英九不同的地方。
台湾经济遭遇困境固然有许多原因，比如说台湾的经济发展一个岛屿所容纳的极限，趋于饱和；台湾社会未能妥善应对经济转型的压力等等……但其中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最为令人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在台湾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商集团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多数台湾民众未能得到相应的好处。长期以来，国民党的经济政策都被质疑是向大商家倾斜，忽视中小微企业和基层民众的利益。“官二代”、“富家子”形象明显的连胜文在台北市长选战中惨败给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如果朱立伦决心要打造一个新的国民党，就必须在党的经济和民生政策上作出调整，要具有破除官商勾结的勇气，而不是纵容那些丑闻缠身的企业继续做大，这样才能挽回公众对蓝军的信任，也才有机会在2016年上演绝地逆转的戏码。
两岸互动新模式考验朱政治智慧朱立伦执掌下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将走向何处，外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颇为期待。毕竟，两岸关系的好坏直接关乎台湾的生存与发展。朱立伦在两岸问题上的态度对国民党未来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他与中共总书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也将是拓展自己国际知名度的有利选项。值得一提，朱立伦当选后立即回复习近平的贺电，高度肯定两岸关系的发展现状，并表示“期盼贵我两党在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上，继续扩大交流，创造互利双赢，促进两岸永续的和平与繁荣”。在就职演说时朱立伦又提出两岸关系要“行稳致远”，不仅基本消除了国民党在两岸政策上“开倒车”的可能性，也提高了人们对两岸关系在其任内“更上一层楼”的期盼。
必须承认，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其相对于民进党的最大优势。即使是在“九合一”选举遭遇惨败之后，台湾陆委会所做的民调仍显示，有80.9%的台湾民众肯定两岸应持续进行各领域的民间交流，77.1%的人赞成持续推动两岸官方互动交流正常化，74.8%支持两岸持续透过制度化协商来处理两岸间交流问题，亦有70%的受访者赞成“两岸关系和平稳定有利于台湾整体利益与未来发展”。对此，甚至就连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也表示，“九合一选举”并非对国民党两岸政策的公投。可见，国民党在改善和促进两岸关系上的努力还是被台湾人民广泛认同的。
然而，朱立伦接棒之后还是必须要充分利用他的聪颖，在处理两岸关系时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这不仅因为如今两岸民众对双方关系有更高的希冀，更因为一旦国民党在2016年丧失执政权（现在看来很有可能），届时一个重回在野的国民党要怎样与中共进行良性互动，将是极为考验蓝军掌舵者的政治智慧的。特别是现在两岸之间的密切交流在给台湾民众带来实惠的同时，对台湾社会心理层面的冲击也很大，国民党更是被贴上了很多的负面标签。其实，社会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声音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不了解，朱立伦怎样才能把那些被公众误解的政策和以前没有阐述清楚的理念讲明白，是需要去费心思量的。
以国民党上一次在野时期（2000-2008年）的经验来看，国共论坛无疑是两党很好的一个沟通交流平台。在大陆国台办例行的记者会中，发言人马晓军也明确表示，国共论坛当然应该继续办下去，国共两党有关方面一直都保持着沟通。朱立伦过去虽然是国民党的副主席，但对两岸事务着墨相对较少，在此之前也只造访过大陆两次。接任党主席后，亲自参与国共论坛，无惧流言蜚语，敢于直面与大陆领导人讨论，应成为朱立伦的不二之选。
除此之外，朱立伦也必须要思考，仅有现存的国共论坛一个平台是否足够？在两岸问题上，仅仅延续现有的路线是显然是不够的，只有开创出新的境界，有更大动作的突破，才能为他自己和国民党加分。正如两次竞逐总统失利的国民党前主席连战2005年赴北京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面，为国共两党冰封六十年的关系成功破冰的效果一样。展望未来两年的两岸关系，朱立伦能否带领一个很大机会在2016大选后再次丧失台湾中央执政权的政党闯出一番别样天地，在逆境中寻找到两岸互动的新模式，相信对他的历史定位至为关键。
壮士断腕方能破旧立新除了面对上述四点实际问题的挑战，能否展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处事魄力也是决定朱立伦可不可以在国民党主席位置上取得成功的一大因素。朱立伦接下党魁之位以后绝对不能当马英九的棋子，该勇敢改革就要改革，毫不犹疑地勇敢向前行。过去国民党一直都被认为“就是这么烂”，而现在国民党的最大任务，就是将失去的民心找回来。
众所周知，马英九的领导风格长期为人诟病，他的性格一向都被认为是一个学者多过一名政治家。不但用人圈子局限在与其背景相当、观点类似的“马友友”团队内部，在面对政治压力时也经常立场反复、改变初衷。而在这样一个破旧立新，时代交替的时刻，国民党需要的显然不是这样的一位“白面书生”式的领袖。
反观朱立伦的行事风格在国民党内属于罕见的霸气型，从桃园县长到新北市长一直都是如此，而上任之后的种种举措也足以证明朱立伦意图迅速集中权力，巩固党内领导地位，借此摆脱党内的种种包袱积弊。这当然是一个好的现象，但他是否拥有坚定的信心与无能的马英九彻底切割的魄力，引领国民党进行真正的改革还有待观察。
在这方面，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现在同样面临“复兴”，与国民党“一握泯恩仇”的中共同样也处于破旧立新的关键时期。习近平上台两年多的时间，就已经展现出一位不畏艰难的成熟领导人的强大气场。可以说，他在中共总书记位置上所表现出的崭新形象与言行，正正是今天的朱立伦可以效法的。须要知道，一个有魄力的领导人的一言一行，都不应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脚踏实地地推动改革。如果习近平在反腐方面能够不畏艰险，用足够的勇气与胡、江两位前最高领导人作出切割，显示出壮士断腕的气概的话，朱立伦也应该有决心抛弃马英九的包袱，在改革的道路越走越远。当下在大陆，习近平正在建立一整套符合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官吏队伍和全新的官场模式。而毋庸置疑，以目前台湾和国民党的情势，也亟需转变治理模式，而这有赖于作为党领袖的朱立伦去塑造全新的形象。
路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的，如果想要将国民党这个选举机器真正变成服务机器，找回深蓝、浅蓝、乃至是非深绿民众的支持和肯定，成为真正的“全民政党”，就需要一位魄力与使命感并存、坚毅与睿智兼具的新政治领袖式人物的出现。朱立伦如果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位强势党主席，2016年蓝营仍然具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会。国民党能否在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内上演绝地反击？“百年老店”又能否在内外双方面的逆境中突出重围？这一切都视乎于朱立伦治下的“第一里路”。对于这位目前国民党内唯一有能力的中生代政治人物而言，低起点未必坏事。如果不想以行动践行外界“最弱党主席”的封号，拿出魄力带领国民党在改革的航道上乘风破浪，对朱立伦来说已是箭在弦上、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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