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新书《世界秩序》（World Order）在2014年9月9日发行出售，这是他的第21本著作。顾名思义，《世界秩序》是一本观察和思考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和未来走向的书。在书中，基辛格总结了过去，思考当下的国际政治，也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分析。
基辛格见证中美建交
历史经验：西方秩序不具有普遍性
中世纪欧洲神权政治体系解体后，开始组成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为近代意义上国际体系的开端。400年来国际秩序变迁留下的主要遗产和历史经验是什么？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列举了欧洲、伊斯兰、伊朗、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美国等各种国际秩序观的历史演进。他认为，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各种文明都曾有过自己的国际秩序定义，把自身视为世界的中心，将自己的原则视为世界的普遍价值。如果不承认这些差异和多样性，不承认西方秩序并不具有普遍性，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后果。
基辛格认为，世界秩序不是大一统的实体，而是受到文化和历史影响的产物。各国内部变化和宗教文化影响往往更深刻地改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基辛格认为西方国家应当学会尊重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这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关键。
这里涉及秩序和自由的关系。基辛格对此有独到的看法。他曾经说过：“如果一种选择是正义和无序，另一种选择是秩序和非正义，我始终都会选择后者。”而从“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国”崛起的灾难性后果来看，基辛格关于在秩序和价值观之间维持平衡的国际秩序观，是一种明智的判断。
现实挑战：美国主导世界秩序衰落
基辛格分析了美国主导世界秩序在观念和能力上面临的双重挑战。在观念上，基辛格坦率承认，当代世界，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已难以得到大部分国家的拥护，其欧洲盟国也经常与美国发生歧见。在能力上，基辛格认为，冷战的胜利具有模糊性和局限性，虽然两极格局结束，苏联解体，但美国并没实现其战略目标。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和道义越来越受到质疑。仓促应对危机、过分冒险投入和不计后果撤出、匆匆打发了事、恶性循环，每况愈下。长此以往必将造成地缘力量失衡，酿成更多军事冲突，世界将更加失序。
那么，出路何在呢？基辛格认为，美国必须摆脱战略僵化，展开新一轮的战略调整。其要点包括：确定其优先目标，回答新的问题，寻找新的动力；重新评估美国式世界秩序的适应性，更新军事实力，重建国家优势；把道义制高点与战略要素结合，研究其他深层次的战略因素，特别是充分研究对手的战略目标和资源配置；重塑新的世界秩序，在不放弃美国价值观基本内涵的前提下，使美国的世界秩序观较少利己性和威胁性，继续保持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权力和合法性。
塑造未来：中美成世界秩序核心问题
在《世界秩序》中，基辛格进一步就中美两国的国际秩序观，进行了战略分析。
基辛格认为，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距离西方的价值观最远。但历史上中国的秩序观并不挑战西方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是非进攻性的，即使万里长城也是防御性的。中国人追求的是文化主导的心理优势。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都是逐步将它们“华夏化”。中国并不输出制度，而是吸引别国前来学习其制度。中国本身就是某种世界秩序，或者是更大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基辛格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融入而不是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都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他们受到中华文明、革命传统和西方文化的三重影响，他们在国际秩序观上与世界各国的共同点在不断增加，而不是减少。
基辛格在书中详细列举了中美双方的异同。例如，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在21世纪体系中将发挥史无前例的作用，但在这方面缺乏经验。美国在如何与这样一个大国保持长久关系方面，也缺乏经验。
中美两国文化与政治背景有重大差别。美国的政治哲学是实用主义，中国则是从理念出发。美国从未有过强大邻国的威胁，而中国在其边界以外始终存在强敌。
美国人习惯于对可运作项目制定具体议程以解决问题，中国人则习惯于提出总原则和引导问题进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结合，而美国人对这二者都很陌生。历史上相互隔离的中国与美国，只是到最近若干年才进入一个共同的国际体系。
中国认为自己是例外的，在很大程度上在这个体系中受到遏制。美国也认为自己是例外的，但在这个体系中传播其价值观。
中美两个大国现在都在进行根本的国内调整，不论二者成为敌手，还是成为新型伙伴，都会对21世纪世界秩序起到重要的塑造作用。
中美两国如何避免战略误判和战略冲突，构建 “新型大国关系”，基辛格特别关注。有人把21世纪初的中国比作20世纪初的德国，怀疑美国与中国难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基辛格认为，避免这种历史惯性，必须排除一系列巨大障碍。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唯一出路。基辛格提醒，纯军事方式的东亚平衡很可能导致比一战前更为强硬的盟国集团对抗。
军事因素不应被当做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平衡定义者。
基辛格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是大国均势与伙伴关系的结合，伙伴关系理念应成为亚洲均势的核心要素，并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他更具体的设想是，能否保持和平取决于各自在实现目标的克制程度，并有能力将竞争限定在政治外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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