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因其一贯的左派言论，常被外界冠以“五毛”的称号，近日网络上疯传这位“五毛”移民美国的消息，虽然其本人已否认，但依然激起了舆论的广泛的讨论。司马南从最早的气功打假者到如今的“左派旗手”，他一直都是一个极度充满争议的人物。这样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有着怎样的成长历程，这样一位“五毛”是怎样炼成的。原《南方周末》副主编，现任《南方人物周刊》主编的徐列在1999年10月曾对司马南进行过一次专访，采访过程中，司马南谈了自己的成长史。
司马南
司马南个人简历
司马南，1956年生于黑龙江省，祖籍山东，初中毕业后做过赤脚医生、建筑队力工、瓦工、砖厂工人、宣传干事、广播站编辑，1977年考取黑龙江商学院，1981年分配到国家机关，1984年任《中国商报》记者，1992年任国家机关高级经济师，之后离开单位自办公司。
在杭州参加的一个全国杂文会议上，与司马南不期而遇，算起来，这已是我们第四次见面了。8年前见到的司马南以他的《伪气功揭秘》风行一时，由此确立了他公众人物的地位而备受关注，这之后便不断地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他与“大师们”角斗拼杀的情景，他俨然斗士一般风风火火突奔南北，后来的几次见面都是在饭桌上听他海侃。岁月匆匆一晃8年，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只了解那个有着绝佳口才外加斗士般形象的司马南。这次终于有了机会畅谈一番，时间是1999年10月12日晚，地点浙江宾馆。根植于心灵的气节
记者：一个人的成长总是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儿时的哪一件事情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司马：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曾是抗日民众自卫团的成员，解放后在东北的劳改农场任政治处主任，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不会写字。父亲“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关在当年他们看押犯人的监狱里。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被一次次地批斗，我被别人一次次地羞
辱，每天给父亲送饭，只要一出门，那些家庭出身好的孩子就追过来打，我那时就练出了一种本事，拎着汤汤水水的饭盒，见他们追来撒腿就跑，单臂保持平衡，人跑得飞快汤却一滴未洒。那时家里的收入最少时一月只有18元，挨饿是常事，我基本上是在一种活不下去的
状态下过日子，童年时捡煤核，刨树根，家里没钱买不起煤，睡觉时都要戴着皮帽子，屋里结着冰瘤子像冰窖一样。
记者：父母对你的教育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的一生？
司马：父亲给我的影响是刚正不阿，印象最深刻的话是“宁可被你打死，决不让你吓死”；母亲极其刚强善良，家里最好的东西一定要留给客人吃，她常说的话是“宁可身子受苦，不让脸上受热”。我感谢父母根植在我心灵深处的带有英雄气的并不深奥的启蒙。可惜在
我未成年时父母双亡，我活到今天不容易。
记者：父亲去世，当时你在身边吗？
司马：没有。父亲住院在哈尔滨，离我们那儿有200多华里，我没钱，只能扒运煤火车，被人打下去，再往上扒，然后摸黑往医院里走，还是没赶上。
记者：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当大夫？
司马：是的，初中毕业后因家境所迫我就出去谋生了，在一家卫生所给人打针换药，因为小时受父亲影响，懂一些针灸推拿，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当医生。
记者：可上大学时，你报了商学院而没报医学院？
司马：十年文革经历了那么剧烈的政治动荡，一时想能够踏实一些就好了，就选了一个冷门的经济商业，没想到20年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别人都说我有预见，我哪有什么预见。记者：毕业分到国家机关后，你最终还是跳出来自己做，为什么？
司马：正在跳，还没完全跳出来。我性格太倔，很傻，有时候只要拐个弯儿就可以应付过去，我总拐不好。独立性强一些的工作可能会好些。
做条汉子 忠孝难全
记者：你最初是怎么迷上气功的？
司马：毕业分到北京后，当时全国盛行特异功能，什么耳朵听字脑袋开砖啊，一看就傻了，太神奇了，于是开始追随那些“大师们”，跟他们练气功，当时是把这些东西看作很神圣、很有灵性的东西来追求的。这些师傅的文化素质普遍很低，但当时想，也许正是我们这些文化人受后天意识的影响，原始的潜能被压抑了吧。后来跟他们熟了，一些幕后的把戏他们也不避我，我当时想，有假的，不一定没有真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老祖宗总该给我们留下一点儿东西吧。你看到100个是假的，不能说明第101个也是假的（现在还有不少人这么认为）。这之后，有不少人来找我练功治病，叫我老师，说接触我病就好了，把我说神了。于是一些瘫痪的病人也来了，有个人还真站起来了。难道我真有特异功能吗？我真的也是大师了？后来跟医生请教，才知道这跟特异功能无关，是前面治疗的效果，功能恢复了，我只不过学大师的样子给了他一点心理暗示。
记者：从“预备役大师”到“揭露大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你的转换？
司马：最初是道德而不是科学的原因。我看了那么多年的“大师”用魔术骗人，记得有一回陈希同看后，当场给了20万元，那些人喜形于色，弹冠相庆，我心里很痛苦：我所崇拜的师傅们竟用这种方式来骗钱，你可以出错，你可以表演不成功，但你不能做假吧？我
当时很犹豫很矛盾，曾经在内部把这种事讲出来，人家非但不重视，反而说我幼稚。当时我有三条路可走：一、索性当大师捞钱，人们公认我当大师素质好。二、我不说话，离开就是了，大师们背后有多大的势力啊。三、把道理讲明白，揭露他们。
记者：什么力量促成了你的第三种选择？
司马：首先是天地良心，不说出来，我就不是司马南。其次是看到大师作报告时，下面百姓歇斯底里愚昧受骗的情景让我痛心，那时，连一些重要机关名牌大学都在大师阴影之下！三是采访精神病院里走火入魔的练功者，良心使然，我再也坐不住了。记者：“大师们”后面都有强大的力量，你考虑过后果吗？
司马：后来的压力这么大，我当时没想到。我知道会得罪人，他们会写文章骂我，但没想到，今生今世将要永远和这种危险相伴。
记者：哪一次遭遇最危险？
司马：去年在终南山与胡万林交锋，被几百上千人围着，胡手下有20多个打手对我拳打腿踢，一位生病的老太太也上来打我耳光，她骨瘦如柴，手像刀子一样刮得难受－－不是她打得痛，我当时已被打得都麻木了，我是心痛；接着，一拨又一拨的人上来“练”我一个人，当时我想，死这儿了，太冤枉了。人一旦被洗了脑，真可怕啊，这是多么愚昧的国民啊！
记者：当初和你一起反伪科学的人有人已经退了出去，是什么力量使你坚持了下来？
司马：1991年，一位同志的脸上被那帮人划了三刀，满身是血，他躺在医院里浑身颤抖，搂着孩子哭诉：“他们一边打我，还一边地喊着你司马南的名字叫你小心脑袋。”我当时非常难过，说不出话来。在场的一位女记者也哭了，她家的玻璃昨夜被人砸了。她问：我们捍卫科学，可谁来保护我们呢？我能理解，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女儿的选择。生命很脆弱，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提着脑袋做一件完全公益却充满危险的事，实在不容易。不论现在他们怎么样，先前所做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应该得到尊重和理解。我早有准备，所有的事情我都想过了，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记者：这安排也包括你的家庭？
司马：对。
记者：但我听说曾有人打电话威胁，要对你的家人实施绑架，这时你的家人是什么感受？
司马：所有爱我的人都认为我必须放弃。
记者：但你没有。
司马：对。可我不得不常常搬家，换电话，晚上也很少出门，以致高度戒备十年之后形成了一种下意识：到一个地方总要先扫视一番，弄得有人觉得我像警察。
记者：你可以英雄般地献出自己，但家人的血是他们自己的，你考虑过吗？
司马：想过。可我无从选择，做条汉子，忠孝难全。记者：你很痛苦也很难过？
司马：是。（长时间的沉默）
记者：想过放弃吗？
司马：想过。如果三年五年我就忍了，可这辈子没完。哪一天你听到司马南叫人一刀子捅了，你不必惊讶。遭遇太多，我叫人打怕了，我想，我和他们正面交锋的日子该结束了。这件事我肯定还要做下去，我更希望通过我的演讲和书籍去播撒反对愚昧迷信的种子，也许这样也有价值。
记者：有传媒提到这些吗？
司马：没有。
记者：是你在有意回避还是传媒忽略了？
司马：都有。有时我说一点，但多数情况下我不说，不理解的人会认为你是在渲染悲壮；有些人觉得你活该，是自找的，重复多了就成了讨嫌的祥林嫂。我的外在形象一直是昂扬乐观甚至幽默调侃的汉子，但真实内心有时是很脆弱的。
记者：即使这样，你依然是个理想主义者？
司马：是的。我常常被一些东西所感动，内心深处还有一块空地放置一些良心理想崇高情操气节等人文精神的元素，我一点不感到羞愧，我为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自己还葆有一份良知而自慰。
我像个孤独的斗牛士
记者：在揭露“大师们”的过程中，除了你的对手，哪方面的压力最大？
司马：来自某些权势人物的打压。在某些人眼里，我是异类而受到种种限制，因为他们和“大师”是哥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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