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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马年文艺界:爱欲里的爱国主义

即将过去的马年有一种公共现象,不妨称作爱欲与政治的博弈共舞。

先从文艺谈起。马年央视春晚,重新跳起昔日的革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除了红色的题材引起了一些争议之外,也有人注意到这也是爱欲与政治的重新共舞的一星回光,勾寻起对那个禁欲主义年代中的短裤与大腿的集体记忆。只是在性欲弥漫的当下,也没有溅起什么波澜。

但是,大约在6月中旬,一张舞蹈剧照在网上疯传:剧照中的几位身穿短衣长裤的女战士目视前方排成一排,用手端着举平了的小腿向前方瞄准,像是以腿当枪向敌人射击。不少网友认为该剧照出自《红色娘子军》,很快被澄清这是误会。但是,以美腿为枪,怎能不是性与打击的隐喻?爱欲与政治,以博弈的名义如何共舞?

一部爱欲与伦理及政治对峙的现实大片首先在南国大地骤然上演,有“性都”之称的东莞全面“扫黄”,风暴很快遍及全国。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网上汹涌着极端错位的煽情与不无悖谬的站队,折射出在爱欲与伦理之外的政治症候群:所有的自负与恐慌、仓促的压制与反弹、颠倒的庄严与无耻,都与对灵魂和肉体的重新考量有关。

有关爱欲与政治的历史的重压,顷刻间都在一个被刻意选择的缺口中狂啸奔泻。有敏感的评论家指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从来都是被污名化的爱欲竟然第一次显示出对峙的姿态。还有,“扫黄打非•净网2014”,如果有谁曾认真地分别研究过“扫黄”与“打非”还有“净网”的区别、实绩以及影响,恐怕会有更具深意的发现。

没多久,演员嫖娼、导演嫖娼的娱乐片相继上线,一时间娱乐圈上下红灯闪烁、警笛齐鸣。这边厢,反性人士与性学研究者冲突频发,对性学家的咒骂与泼粪齐飞,值得关注的是多元观念是否会被劫持进更逼仄的空间,“民粹”思潮是否会借助道德话语而集结和不断上位?那边厢,反腐风暴中“性报”频传,贪腐与爱欲同受曝光,引申出对公德与私隐的话语交锋。

接下来更精彩的剧情被一名古装女子的“剪胸”风波引领着,无论谁能读懂或读不懂“大头”武媚娘含泪的忧伤,反正“剪刀手”相信剪掉的是今人有伤风化的爱欲。但是偏偏有博士生和律师不离不弃,以武媚娘的名义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到底是纯洁无暇的权力太任性,还是情有不忍的观众太执着?甚至连考古学家也产生了兴趣,引典据图欲说“胸”中事。在这幕爱欲与政治共舞的热播剧中,更夸张的情节在一对男同志“约炮”产生纠纷、并报警求助的视频中上演,霎时间“小红帽”、“百元哥”爆红网络视频。在网民的娱乐、嘲笑中可以看到对异常性别形象的排斥,而随之发生的另一位当事人被公司辞退则暴露出性倾向就业歧视。

剧情翻飞,高潮迭起。捧腹之余,也不妨把反思的目光从事件上升到性与政治关系的层面,思考爱欲曾经和应该如何与政治共舞。这是人类社会由来已久的问题,更是当代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必须认真思考和对待的课题。

兹事体大,于此难以备述。忽然想起历史学家王学泰先生在他的《监狱琐记》(三联书店,2013年10月)中说过,“文革”中拍的“革命电影”特别适合在监狱中放映,因为影片中一律孤男寡女,不食人间烟火,不涉及性,这不会引起犯人的遐想,有利于思想改造。(第214—215页)

这是一个囚犯通过电影对中国社会的爱欲与政治关系的独特观察,但是其隐喻却很深刻:监控与改造的全能政治与爱欲有着天然的对立抗争关系,对爱欲的压抑是普遍的政治压抑的深刻表征;真正的自由应该包含爱欲的自由,否则社会形同监狱。

那么,所谓的爱欲与政治共舞,起码有一种关系,那就是在对立与抗争中的依存逻辑。前几年当“3D金瓶梅”上映的时候,专程去香港观看的人潮冲溅着大陆电影管理禁锢的堤坝,可以汉语电影教科书上的性政治思考题。

我曾与法国汉学家潘鸣啸(以做中国知青运动研究而在国内读书界知名)聊天,他是“五月风暴”的亲历者与研究者,他认为性与革命的并行不悖是学生活动的天然属性。

贝托鲁奇导演的《戏梦巴黎》(The Dreamers)改编自作家吉尔伯特·阿戴涉及同性性爱及兄妹乱伦情节的小说,以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为背景,讲述青年造反运动中的一女两男在狂热的电影爱好与对性禁忌的大胆冲击中的微妙而极端的关系。

有评论家认为,对于贝托鲁奇来说,性与政治都不是表达重点,允许理想主义随风飘荡的社会环境才是他想呈现给观众的珠玉。那么,是否意味着爱欲与政治的和谐共舞是一种理想主义的青春形态?一个活色生香的情色乌托邦,一段心醉神迷的身心冲浪之旅,所有这些之所以能够打上理想主义的印记,关键在于窗外远眺是红旗的海洋,心灵里跳荡的是青年造反的音韵。“越革命就越想做爱”,这是68年风暴中的爱欲与政治的共舞宣言。

毫无疑问,性政治的极度紧张贯彻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形塑着今天无比矛盾和复杂的性政治文化。回到今天的都市爱欲与政治博弈的关系,我们不妨先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从古老的希腊城邦中理解现代人难以意料的爱欲与政治共舞的N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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