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1907—2003），山西省永济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周恩来指示，1938年初，率领一批干部进入太行山区，在刘伯承、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创立并领导了太行革命根据地。1954年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0年10月，被任命为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本文是2005年1月22日李雪峰诞辰98周年家庭纪念会上的发言记录，发言者包括李雪峰的子女李小林、李丹林、李晓雪、李丹宇、李晓峰，侄女孙卫宁，儿媳谷丹，由舒云整理。
李雪峰家庭照
1
自“文革”开始，父亲遭遇到来自“四人帮”的打击，也遭遇到来自战友、同志的误解，尤其是1971年10月底父亲因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横遭诬陷，被塞进陈伯达反党集团，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押到安徽隔离审查，长达八年。
（孙卫宁）1968年家里五个孩子插队的插队，当兵的当兵，全走了。姨父没出事前，大姨病得厉害，二林（李丹林）要走，我到医院帮助照顾，那时我十六七岁。我父母上干校，妹妹当兵，家里只有我一人，我分在工厂，每个星期都来。姨父出事后，零零星星写检查，我去就多了。
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姨父被监管，生活上看不出，几点起床，几点吃早饭，还是非常规律。他没有长吁短叹，照样打拳，洗凉水澡，进书房。每天中午喝点味美思红酒，吃一把维生素，削一个苹果，下午3点起床再进书房。但姨父的心路非常沉重，他在大院子里走，从会客室走向书房，步子很急，什么也不说，大姨问好几次，也不讲。书房和会客室从来不让孩子们进，为了缓和姨父的情绪，大姨破例叫我到书房，几次叫他都不出来，也不说话。姨父是老知识分子，有一年专门被邀请出席《红楼梦》研讨会，讲得红学家们都目瞪口呆，认为有突破。元曲、诗词、字画、工艺品、杂剧、京剧，无所不知。说什么都带“典”，大到名山大川，小到俚语，很文化的一个人，麻木了。大姨让我多给他说工厂、社会的事，开玩笑，你逗他，他不理你，认为你干扰他。到安徽以前，话多了一点儿。（李丹林）父母押送安徽时，家中只有他们两人，我从黑龙江农村赶回来送他们。收拾行李时，父母无语，我问父亲是不是为孩子们留一两间房子，两个弟弟都在外地当兵，以后复员回家怎么办。父亲一贯的作风是听组织安排，自己从来不提任何要求，他认为孩子们复员回来，组织上会考虑。果然不要说我们兄妹回到北京没有地方住，就是父亲“抗战”八年回到北京，也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招待所。
（李晓雪）1973年因父亲的问题我复员当工人，回北京没家了，投亲靠友，住在姨家。姨家在外交学院，也因父亲的问题被批斗。我们一次一次上访，1974年有了房子，全家才算有了落脚的地方。
2
（李丹林）1971年11月6日，父亲被押到安徽六安独山镇。刚开始，妈妈还被允许和他在一起，也允许孩子们前往。由省委安排，辗转了几个地方，肥东、肥西，都是农村。到1972年春，父亲被挪到安徽肥西蟠龙墩。一年多的时间，妈妈得了三次肝炎，开始被诊断为亚急性肝坏死，后来诊断重症肝炎，一次比一次厉害。1973年6月，妈妈报病危，先隔离在陆军105医院，又被赶到专门收传染病的104医院，与世隔绝。中央通知一公布，105医院马上刷出大标语，为什么包庇“林彪死党”李雪峰的老婆？其实妈妈本身没有问题，还被任命为合肥市革委会副主任。上边把妈妈转到104医院也有考虑，有保护的意思，传染病医院不能冲击，病人也不能与外界接触，这是个天然的限制。妈妈活动的地方就是一间病房，外面全是肝炎，生活环境非常危险。如果妈妈第三次感染肝炎，将生命不保。妈妈用大黄药，终于退了黄疸，转到了省里的半汤疗养院，这是距巢湖很近的一个偏僻小镇，交通不便，也等于与世隔绝。妈妈在抗战中得了严重的关节炎，正好可以在这里洗温泉。
妈妈是大家庭中的长女，单纯快乐向上，18岁上教会学校，拿毕业证前毅然出走。19岁当游击队长，抗战时就是左权县的县委书记。姥爷在石家庄车站当站长，非常有技术，家中十多个孩子，个个学有成就。老大在板门店当过翻译，老二是化工专家，建国初回国。三妹1950年从复旦大学英语专业毕业。1939年妈妈和父亲结婚，妈妈没当过太太，非常泼辣，干工作没白天没黑夜，与农民同吃同住。从这村到那村，半夜还遇到过狼。有一次双膝肿得老大，被人抬回来。为救战友，眼睛被马踢瞎一只，有一张二级残废证。解放后妈妈一直被压制，进城10级，矮一级，应该升，又没升。没沾上父亲的光，还差点儿打成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一直不顺。说起来，父亲耽误了家里很多人的官运。共产党员家庭嘛，妈妈写过一首诗：“一荣不俱荣，一衰俱衰败”。（李晓雪）父亲出事前，妈妈从华北局调到石家庄抓经济，解放干部。石家庄的“点心水平”就是从妈妈开始上去的，她派人到北京饭店学习。妈妈玩命工作，为庆祝国庆，要造新的东西。妈妈提出造飞机、造汽车，石家庄都造出来了。生产安-2飞机，硬是用手工敲出来。那时妈妈太累了，一大早出门心脏病犯了，摔倒在地。到北京看病，正赶上父亲出事，再没有回去。
3
（李丹林）“十大”召开前各省开预备会议，有一天安徽突然通知父亲换地方，不讲原因，也不讲去向，我们还猜父亲“解放”了，但从此父亲与我们失去了联系。多年后我们才知道，父亲被押到肥西瓦屋岗的军队仓库。住在两间平房里，监护者住在隔壁。院子里的树很多，半人高的荒草中还有野兔，父亲对生活没有更高要求，甚至说那里的条件还不错。后来他写道，猫是我惟一的伴。半夜来了野猫，两个打架，又叫又闹，我起来，拿个棍子保护我的猫。猫非常亲人，要上床。他脏，我把他关在小屋里，在窗户上留个洞，他回来，一窜就上来了。后来年纪大了，就窜不上来了，天气又冷，我在门上给他留了个洞，让他进来……在父亲眼中，猫就是他的一个亲人。
妈妈住院时，父亲也跟着住进了医院。他向周总理写信，要求孩子们都来。
（李丹宇）父亲1973年被划入林陈反党集团开除党籍后，就被关到安徽肥西县的一个部队仓库。不给他报纸，不许他听广播，严密封锁消息，只是一味让他写揭发材料，深刻反省错误。几年中，妈妈给上边写了很多信。直到1976年底，父亲被怀疑胃癌，送到105医院，这是和父亲失去联系后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妈妈立即四处奔走，强烈要求见父亲。1977年2月，终于允许我和小林去看他。
（李丹林）我们都去了。小林到淮南，晓雪借探亲假也来了，全家赶到肥西，那时父亲没有工资，妈妈老想省点钱，用煤球炉做饭，给几个孩子弄点豆腐之类好吃的。我已经怀孕五个月，在那种惊恐的环境中，我不得不服用大量的保胎药，没想到造成孩子残疾。
父亲正在刷牙，我告诉他，开除了他的党籍，父亲怔了。都开除好几年了，却一直对他封锁消息。那时父亲每月生活费50元，买煤花去30元，党费却坚持交。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个消息，现在想还很后怕，不知道这个可怕的消息对他是怎样的打击。人最大的痛苦不在肉体，而是精神上，我担心父亲精神垮了。但父亲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1971年他被押解离京前，一再对妈妈和我说，我绝对不会自杀，如果宣布我自杀了，必定是我被谋害了。（李小林）我在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时，高音喇叭传过两三次，说父亲自杀。父亲给每一个孩子说了，我决不会自杀。（李丹林）父亲被秘密押到瓦屋岗后，一度我们在北京听到许多关于父亲自杀的消息，但是我们都不相信。
（李丹宇）我们一年后才得知他被单独关押，为了见到我日夜惦记的父亲，我给华国锋写过两封信。第一次信发出一段时间后军区给了回音，华主席让转告你，现在还不宜让你去探望，以后时机允许再说。“四人帮”倒台两年后，沉冤多年的案子逐渐有了松动。1978年我第二次给华国锋写信，终于得到批准。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了关押父亲的仓库探亲。老旧的白色围墙内一个矮矮的平房，大点儿的一间有十几平方米，父亲睡一个大一点儿的木板床，我们和一岁的儿子住在隔壁，40多度的夏夜，一翻身两个条凳上支的木床板就吱吱作响，同时不隔音的泥墙那边也常传来另一个床板的吱吱声。我知道如此炎热的夏夜，七旬的老爸肯定也难以入睡。白天吃饭老爸总担心我们吃不好，让人去买只鸡给我们，尤其怕他疼爱的小孙孙吃不好。而我们从北京又背又扛，辗转换车，带来点儿腊肠之类能放的食品就是要留给老爸慢慢吃的。今年大姐去肥西“寻旧”，老乡当年的印象是，那里面（指仓库的围墙里）住的是中央大人物李雪峰，他一天要吃一只老母鸡。其实那时父亲的衣食住行只有十几元钱，根本不敢“奢侈”。
每天我们把从北京的老同志们、朋友亲戚们听到的各种消息一一讲给他听，因为害怕有窃听器，我们总是在屋前走来走去地讲，不敢站下来说，那时可以说是草木皆兵，桌子、凳子下、屋门门后每一处都被我们警觉。父亲告诉我们，事情终会水落石出，因为他从不反党，这个帽子是扣不到他头上的，不管多少年，党中央是会给他平反的。那时我们对毛主席也很有意见，但父亲决不容许我们哪怕是发个牢骚。我那时觉得他真算得上是“愚忠”，你跟着毛主席一辈子，他说翻脸就翻脸，连个当面申诉的机会都没给，就那么武断地把你划到反党集团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我知道一生把党的事业当作命根子的父亲受到这个打击应该是泰山压顶般的沉重，他剥夺了你的工作权，剥夺了你实现自己追求理想的自由，甚至剥夺了你的人权，你却还从骨子里热爱他，我实在不能理解！过去这么多年，到现在我从父亲对事业的热爱，为革命的献身精神里，从父亲把革命事业与毛泽东这个中国革命带路人的等号中，理解了父亲那时对我的不满。
（李晓雪）父亲参加革命不是生活所迫，而是相信马列理论，自觉参加的。父亲在山西师范大学入党，当时他是学生中左派领袖，古文底子非常好，外国书、数理化都读。一开始他并没有信仰马列，读了很多书后，认为马列说得有道理，从此走上革命。父亲对毛主席非常尊重，老干部对抄家批斗有怨言，父亲回家常说，1967年他还正面向毛主席提出意见。一直到死，父亲对理想信念仍矢志不渝，而对生活中受到的极大委屈看得非常淡。我一直记得父亲给我的一句话，朋友若要好，莫要银钱搅。我从小就这么认为，从实践中也这么认为。我高中我当团支部书记，学校团委委员，有一次散步，父亲对我说了一句，少年得志是人生的一大不幸。小时跌跤比老时跌跤好。也给大姐李小林说过。4
（李小林）父亲令人敬畏，喜怒不言于表，平时父亲没有亲密语言，拍一拍，但你回来晚了，一直等你回来才睡。那时中央有特供站，最困难的时候特供食品，一月两斤花生米，加上表妹，家里六个孩子，都打“秋风”，吃饭看着小菜碟的几粒花生豆。父亲的老战友李钢阿姨（包钢党委书记）要买小米，父亲同意买20斤，不让再多买，因为自己的额度就这么多。父亲从小爱吃小米粥，宁肯自己不吃。1958年风调雨顺，各地纷纷到北京调演。父亲叫我和二林去怀仁堂看戏，说从戏里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戏，有现代，有古典，听不懂，捏着鼻子去。
（李晓雪）我从初中到高中六年，没看父亲过星期天，总是办公开会，家里有一间华北局会议室，只要进来就谈问题。一来人，你们必须出去，书房不能进。听别的孩子讲，我们像听西洋景。孩子的事服从秘书，秘书不同意带同学回家，带同学要秘书批准。父亲做过地下党，非常严谨。
（李小林）真正与父母接近，还是父亲倒霉后。上初中买共产主义教育的书，父亲偶然发点议论，都是先国内后国际，讲长话，一讲一两个小时，讲到夜里10点，我听不懂，打呵欠。父亲看我老打呵欠，小林，又张嘴了。文革开始父亲到新市委，我们都不知道文革怎么回事，觉得比较远，封我为伪革委会副秘书长，你爸到新市委，运动怎么搞，你回去多请示。我回家没机会请示，很快伪革委会因非组织行动砸烂。父亲的政治生活与我们分开，我们念我们的书。十几拨抄家，一进院就刷大墨笔字，进驻了好几个月。有一次我回家看材料扔了一地，妈妈正在收拾。父亲不在家，新市委书记没当几天，办公室锁着，门一踢，半夜砸窗户。家里老阿姨1967年走了，说闹国民党就这样，受不了。父亲到处做检查，在北大，一鞭子抽过来，差点儿没出来。1968年2月，父亲被任命为河北省革委会主任，重新复出。其实这次倒了还好了，也就没有后来更大的灾难了。
（李丹宇）1966年“文化大革命”，夜里12点，北京的“三司”的造反派忽然上门抄家，门和玻璃敲得哗哗地响，叫我们全体起床，进屋挨个搜寻父亲，把老阿姨吓得够呛，一直说，这简直跟解放前国民党查户口一样的，吓死人了。说什么也不在家里呆了，很快就收拾东西离开了跟随了十几年的我们回了老家。也幸亏她那么早回了家，后来天津的造反派又来围我们的家。他们要求见周总理，周总理说，你们要不离开雪峰同志的家，我就不见你们。这样造反派才又撤出去。最后一次造反派占领我们家是机关的人，他们批斗秘书，墙上、地上巨大的墨笔字都是打倒父亲的话，胡同里大街上贴着被丑化了的父亲画像，标题是“寻人启事”，内容是控诉父亲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先锋、吹鼓手一类。他们在家里开批斗会，让厨师、公务员揭发、批判。公务员大杨叔叔不堪压力说了些什么（内容记不清了，大概也是鸡毛蒜皮之类），十几岁的我对他这种不坚定的立场不满，所以1969年我在唐山接兵时骑车去丰润的路上巧遇上他，远远地他高兴地同我打招呼。我装着没看见，加快速度骑向一边，心里还恨恨地想，装什么洋蒜，你不是要划清界限吗？谁理你。回北京时跟父亲说起这件事，有一种报复的快感。原以为父亲也高兴，没想到父亲说，不要这样做，这对他不公平。清华大学批工作组时我在卡车上，批完了下车，一堆学生围过来要同我辩论，批我，那么多人很危险，大杨个子高，要不是他拼命护着我，说不定那天我会被挤死。至于人在压力下做些不得已的事是应该谅解的。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学会了理解与谅解别人，尤其是在你自己“得理”的情况下。5
（李晓雪）1968年父母正红，家里五个孩子全都奔赴边疆。有人说上山下乡高干子弟怎么不去？我是家里第一个走的。1968年2月17日，学校征兵。我们家的生活环境，不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高干子女，那时我不到9岁，三年级第二学期转到育英小学。这是中直机关的学校，父母都是司局级以上，互相攀比。而我们从小就没有级别地位的概念，不知道父亲是什么首长，回家问妈妈。妈妈说不是首长，是“脚长”，我真以为“脚长”是个首长。但“脚长”是多大的官不知道，当兵后才知道父亲是华北局第一书记。我当兵在陕西空军，搞地勤，一直是先进，当了班长，入了党，还当新兵时我就被选上支部委员。从那时起我建立特别大的自信，相信自己在群众中能站得住。不管命运抛到任何地方，只要有群众，就能活下去。
（李晓峰）父亲对我们子女要求非常严。我1968年当兵，那时正是上山下乡的高潮，同学去山西、内蒙插队，我选择了当兵。当解放军无尚光荣，咱家的气氛就是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我当兵完全可以当在机关，父亲的意思是去基层，38军。这是打仗的部队，训练极艰苦，因为派性的原因，没收我，我去了63军。本来人家想安排到机关，父亲执意让下到基层，当一名普通战士。63军是北京军区的战备值班部队，188师是军的战备值班部队，我们团是师的战备值班部队，我们营是团的战备值班部队。我们连是猛虎连，中国军史上有名的连队，理所当然是营的战备值班部队。我们排又是连队的战备值班部队，就差班了。1969年风云突变，要打仗，部队拉到内蒙古百灵庙一线驻守，晚上穿着衣服抱着枪睡觉。离前线100公里，除了前面有个秃山头，全是平地，要挖很多反坦克工事。正值冬天，住在土坯房里，非常冷，好多人耳朵、脚都冻坏了。草原上没吃没喝，还要干重体力活。从天不亮一直干到太阳下山，抡大锤，我练了一手很不错的锤。开始五磅，后来用八磅的锤。放炮，山上全是石头，用人工硬是打出两米深、四米宽的工事。我们是第二线，苏联坦克很厉害，那时我们誓死与国土共存亡，包括十几岁的娃娃兵。每个人都写了遗书，我也写了，没发，放在背包里。
到了1970年春，我还是没有别的心思，就是打仗干活。那时什么都抢先，抢山头，铁锹、米袋全背上，那个累，在那么多农村兵中，我爬全连第二。我们家的孩子都能干，群众关系也好。有一天父亲到师里视察，问起来，领导说李晓峰不错，准备提到师里当干事。人家告诉我，李政委不同意，说才改造一年半，还没改造好，就这样把我的干部路葬送了。那时在连队我文化算高的，我与另一位战友办“猛虎战报”，这是前线惟一由战士办的板报。军政治部在包头办通讯报道学习班，每个团抽一个，把我抽去了，事后得知，这是小黄埔军校，干部培训班，都特别高兴。几个月采访，我干得很起劲。父亲又到内蒙古来了，军政治部说，你儿子表现不错，群众反映好。父亲还是不同意让我提干，说还应该在基层锻炼。我多少有些丧气，实在有点儿过了。当然当时不知道，这两个决定，对我今后的人生轨迹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从内蒙古回来，调到山西的深山里，还是修工事。这里的老乡没见过汽车，可想是多深的山了。我们干牛马活，吃老乡缸里长了蛆的咸菜。到了1972年三打三防，又天天训练。很快父亲的问题出来，营里找我谈话，现在政治形势，你不适合继续在部队，马上复员。还不能进北京，回石家庄。我根本没想过走，真蒙了。生为部队人，这条命都交给部队了，还准备打仗呢，何况现在也不是复员的季节。陈伯达、郑维山的儿子都清除了，人家都是干部转业。咱家几个孩子都当了干部，如果我是干部，转业到地方仍是干部。可是我纯粹是大头兵，没办法，单独复员，复员费仅够买一双新球鞋。
我被分到石家庄化工三厂毒性最大的苯车间当工人，到地方还是当兵的习惯，风纪扣扣得紧紧的，到大街上还走正步。早上5点半就醒了，跳起来，以为紧急集合。这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但因为有“背景”，空有一身武艺，却连民兵也当不上。我成天不说话，只拼命干活，不是思想负担，就是想干活。群众推荐我当电工，这个工作当然很好，轻松干净。不行，调我到锅炉房。我穿一件破棉袄，绳子往腰上一系，铲头一尺半长，煤小山似的，冬天就光膀子烧，铲完煤光着身子躺在煤灰上取暖，出一身虚汗，身体就这样弄坏了。住的地方是一间特别破的宿舍，我从垃圾堆捡几块刨花板，自己钉一个箱子，回北京时还没舍得扔，带了回来。部队带回来那点儿衣服，工厂给点儿衣服，整整8年，完全是非人的生活，底层的底层，不可能比我更苦了。厂里吃饭都蹲着，我每次都自觉走到一边，没人和你一起吃饭。生活不安定，在厂里最没地位，与地富反坏右在一堆里。地富反坏右都比你好，你是“现行”。
那时上街非常恐惧，怕警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抓起来。那时候说过好几次，要把我送农场，我是重点对象。好几次批判“老爷子”，我完全在漩涡中心。1976年天安门事件，厂里工作组冲我来的，因为群众关系好，老工人事先告诉我，什么时候追谣言，你就推到我们身上，上厕所听来的。要是发生在我身上，那就是重大政治案件。批林批孔，把妈妈也拉出来一块批，叫我去，我一听火了，不去！不去不行，妈妈没有反革命言行，但到厂里来过。大会还在批，我站起来就要走，后边师傅把我拽住，走了要出事。形势危机，盯上我，要抄我宿舍。我把妈妈的来信到处藏，哪里也不安全，缝到褥子里，又拿出来，找富农的孩子。我的被褥是他帮着做的，他不怕，我还怕呢。他家在农村，进了村，鬼鬼祟祟，这东西千万不要让人发现。富农的孩子说放心，放房檐上，用报纸糊上。一年多，风声过去，我才取回来。什么叫人间真情？别人对你笑一笑，看你一眼，都是莫大的安慰，给你笑脸你能乐半天。那时光棍干什么去？政治气候下又不好到工友家串门，但工友全拉我去，热烈欢迎，炸肉丸子，白菜，喝点儿8毛钱的白干酒。正是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同情心保护了我。在工厂8年，尤其头几年，也没觉得太了不起，没那么严重的压抑，就是平民百姓的生活。但“苦海”无边，腰也伤了，落了一身病。“不幸”实在太长了。如果在部队穿上“四个兜”，何必像现在这么风里来雨里去？当然我感谢父母的高风亮节，给了我这么一笔丰厚的“财富”。
6
（李丹林）从父亲身上，我们学会了选择的方法，理想、志向、信仰，以及对困难、对个人事情上的选择，不断的选择。我认为我们都是父亲的复制品，基本上没走样。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有人说广阔天地，你们为什么不去？我真憋着这口气。第一志愿报新疆，还报了黑龙江。考虑到父亲身边没有子女，学校工宣队的队长找我谈，说照顾首长，想把我留在北京。按说起码应该给父母打个电话，报告好消息，我没有。宣布的当晚，两个男同学找我，其中一个团支部委员，世代在福建，又有关节炎，分到了黑龙江，零下48度。说自己去了活不回来，你反正报边疆，咱俩对换一下。我连一秒钟也没有考虑，那好，你去与工宣队说。这件事我只对父亲说过，十几年后，我偶然说起，妈妈还不相信，有这么回事吗？
我24岁毕业于北京大学，世界观成型，仰赖于大中小学和社会风气，最主要是父母。前头走，后头跟，龙王儿子会浮水。我们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只有过年、晚饭才能看到，根本不可能儿女情长。父亲管华北局，三省两市，责任重大，大量的时间不在家，他没到后院转过。平时又不讲自己，很难露风。我们子女学会一种方法，“熏”到骨头里了。共同的习性，认真，有个性，极其独特的家风，我与姐姐有同样感受。
（李小林）都不愿回忆，能不讲就不讲，有的是比咱苦的，有的没等到平反就死了。1962年，困难时期，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我喜欢植物，第一要学植物，第二要学动物。那时有机高分子刚开始建立，只有生物系对口，你不是喜欢植物吗？东北林区。可是北大生物系出来当老师，而我从小在炕头上睡出来，想往边远的苦的地方去。父亲说参加革命前想上农大，表哥开始答应资助，后来拿不出一个月几个银元，才读的师范。那时我一个同班同学的姐姐在读北京农业大学，国家正需要。实习在青海，又艰苦又好玩。高考复习时我心里打鼓，拿不准，考不上怎么办？1963年邢燕子才下去，那时还没有上山下乡这一说。但我肯定不能留在家里吃闲饭，好好复习吧。过两天去问，踏实了，考上了。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