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和动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认为：惟有理解，才能关心；惟有关心，才能帮助；惟有帮助，才能都被拯救。或许正如她讲的，拯救动物也是在拯救人类自己。
野生动物
珍妮·古道尔的这句名言，频繁被环保主义者引用。然而，这世上像她一样为保护濒危物种而汲汲奔走甚至奋斗终生的人，却寥寥无几。
珍妮·古道尔被尊称为“奔走的特蕾莎修女”，她是联合国和平信使、公益组织“根与芽”创始人，被尊称为“奔走的特蕾莎修女”。26岁时，为了观察并研究黑猩猩，她奔赴非洲原始森林，度过了38年的野外生涯。当意识到自己的研究不能阻止黑猩猩种群减少的严重问题时，她毅然决然走出密林，开始为营造更好的保护濒危动植物的条件而奔走。她希望，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尊重和爱护所有的生物，保护我们的环境，保护地球，创造更美好的生存空间。
珍妮·古道尔，曾获得了联合国所颁发的马丁·路德·金反暴力奖。这个奖过去曾经也有两位人士获得过，他们分别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以及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1975年，她建立了致力于野生动物研究、教育和保护的珍·古道尔研究会，向全世界推进动物的研究工作。她的巨大贡献以及“国家地理”为她拍摄的几部精彩的电影使她名扬四海。她为成人写过六本书，包括那本著名的《在人类的阴影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她英帝国司令的头衔。她还获得过多次褒奖，包括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极富盛誉的KYOTO奖和国家地理学会的胡博奖，以奖励她在研究、探索和发现方面的突出贡献。
如果说我们是自大的种族莫不如说我们是科学历史的牺牲品，我们应该懂得生命的意义及价值。古道尔对黑猩猩和灵长类动物的感情之深厚，还可以从一次谈话中听出来。她说：“当我看了有些医学科学家实验用的关在笼子里的猩猩或猴子时，就好像在波兰参观纳粹集中营时所感受到的同样滋味。”她把在非洲各地市场上骨瘦如柴可怜的黑猩猩收养起来。可是当她的妈妈薇恩的生命得救于猪心瓣的嫁接时，也不得不承认她对动物的爱好也有其片面性的方面。“根，在地下四处蜿蜒而生，为植物生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幼芽看似柔弱，但为了接触到阳光，它们努力生长，甚至可以钻透厚厚的砖墙。困扰着我们这颗星球的种种问题就好像是那些砖墙。成千上万如根之坚、芽之韧的年轻人遍布世界，为了更广阔的光明，他们一定可以冲破重重壁垒。”珍妮说：“年轻人容易悲观失望。我回想起60多年来世界的变迁，也会对某些改变感到遗憾。但是，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很多令人不满的状况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的。只要你去做。”创造一种信念、信心，是“根与芽”的初衷和目标。
从东非成立第一个组织起，“根与芽”已发展成为在50余个国家注册的1,000多个团体，无论是学龄前儿童还是大学生。“根与芽”组织的活动推进本地人对动物、人类社区和环境问题的关注。这些小组之间建立了稳固的联系，通过各种渠道互通有无，共同商讨怎样使生活更美好的课题。 “这是学生们自愿报名参加的课余小组，8岁以下的孩子是有老师指导的，小学以上的学生小组完全是自主的，没有老师和家长的干预，但是我们会对他们提出每个学期的期望。学生们自己寻找问题和解决办法，自己去募捐资金。只有当孩子们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组织，是在为自己做事情，他们才能够认真地去感受和体验，才能树立起信心。”
珍妮·古道尔之所以有如此的理想，和她的童年经历分不开。年幼时，在善良的母亲影响下，她就开始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动物。刚满周岁时，伦敦动物园首次降生了一只小猩猩，母亲给她买了一个蓬松玩具黑猩猩，取名“朱比里”，以示庆祝。有一次，花园里的几只蚯蚓被她捡到床上，和她一起睡觉。母亲并没有斥责她的古怪与疯狂，而是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小动物放回它们自己的家。等她又长大了一些，母亲买来《泰山》和《怪医杜利德》这些书给她读，让她更加热爱大自然，也知道了原来人与动物可以平等交流。她家养了条狗叫Rusty，是她的玩伴，“第一个教会我动物也有人格和喜怒哀乐”，珍妮·古道尔说。平素，她喜欢在外婆家伯恩茅斯的乡间游走，观察筑巢的小鸟、把卵囊背着走的蜘蛛、在树木间追逐嬉戏的松鼠，就这样，安静而充实地度过了风华少年时代。
由于家境清贫，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珍妮·古道尔高中毕业即走向社会，到伦敦接受秘书培训。这段经历，使她拥有了处理繁杂事务的耐心与能力，也为后来她成为路易斯·利基的秘书打下了基础。那是1957年，这个没有学术背景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姑娘，凭借一腔热忱只身来到肯尼亚，找到国家博物馆馆长、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只是想和他谈一谈动物”。利基非常欣赏她，延请她担任秘书，协助自己研究自然与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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