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到过天安门，参加过破四旧，进行过大串联，至于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饭；他们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私设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已的同学老师……他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但当文革的烽火烧到父辈身上时，这批干部子弟祭出“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人大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省市委革干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红卫兵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中共领导人检阅
在发动全国各级干部子弟的基础上，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这一反文革的纲领干扰了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部署，“联动”很快被镇压消失。纵观“联动”
从组建到覆灭的短短过程里，折射出所谓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也充分验证了红卫兵这个所谓的群众组织，从它诞生起就已经沦为一种被人利用的工具。本文选自《极端十年》一书，作者柯云路。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简称北航附中）出身干部家庭的红卫兵，贴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着重要“历史地位”的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出现，立刻引起了支持和反对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写对联的一方则耀武扬威地把这副对联称为“鬼见愁”。
8月1日晚，北航附中的学生将对联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人民大学、地质学院等北京主要的高等院校，当天晚上就在所有张贴该对联的大学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些院校围绕着这副对联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午夜。
对于这个政治性极为敏感的爆炸性动态，中央文革迅速作出了反应。8月2日凌晨，陈伯达便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把它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然而，中央文革的权威与思想说服工作并不能平息和改变被这副“鬼见愁”对联唤发出的强烈的“血统论”情绪。就在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组织了近千名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以及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到清华大学游行，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口号，与清华校园的造反派学生发生激烈冲突，并引发了清华大学关于对联问题的两派不同意见的大辩论。
这副对联所发动的“血统论”思潮，疾风暴雨般扩展到北京所有的高等院校及中等学校，很多学校开始成立“干部子弟协会”，“贫下中农子弟协会”，“工人子弟协会”乃至“工农革干子弟协会”，有的干脆就成立了“贫协”。
对联的出现无疑冲击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在“传统”的既得利益中产生出的“阶级路线”，已经成为毛泽东、中央文革推动政治大革命的障碍。于是，就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和干涉的措施，当然，声音显得犹豫和温和。
8月6日，在对联思潮的席卷下，部分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出席了大会。在这个所谓的辩论会上，“血统论”的观点极为嚣张，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需要借助红卫兵革命造反行动的江青，只能继续扮演一个爱护学生运动的领导形象，并一再重申陈伯达提出的对对联的修改方案，那就是“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在这里，显示了毛泽东、中央文革与红卫兵运动双边关系中对立的一面。
“血统论”思潮在这副纲领性对联的带领下，冲向社会，冲向全国。一时间，革命干部子弟都穿上了父辈的绿军装，佩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以无比自豪与骄傲的姿态明确地标榜出自己血统的高贵。这种装束成了蔓延全国的出身革命干部的红卫兵时尚。1966年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谭力夫等人贴出了题目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将对联中含有的政治内容理论化了。他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
谭力夫的讲话以其富有鼓动性的雄辩口才及鲜明强烈的“阶级感情”而成为一个迅速辐射全国的文本，不仅各地持有相同观点的红卫兵以传单、大字报的方式广泛传抄、张贴，甚至一些省市的负责人也认为这是一个水平很高的讲话，数万、数十万地印刷和发放。“血统论”迅速在全国“政策化”。很多地方住旅店、上火车、进商店，首先要自报家庭出身。
特别是在刚刚开始的大串连运动中，红五类的家庭出身是真正有效的通行证。在上海、长沙、天津等城市，一切火车站的出口都有红卫兵把守，对前来串连的学生，第一件事就是查出身。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热烈欢迎。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弟，坚决不让出站，甚至予以扣压，强行遣返。在“血统论”最猖獗的一些学校，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特别是所谓“黑五类”、“黑七类”或者“黑九类”出身的学生，完全在红五类学生的管辖之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了运动的对象。
这种明显干扰文化大革命政治进程的思潮，势必遭到文革派力量的反对。在9月、10月、11月、12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反动”的“血统论”遭到了大规模的批判。实际上，“血统论”在这一时期的泛滥已确实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之一了，它已成为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支青年进卫军。
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大、中学校举行了全市性的大规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批判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批判“鬼见愁”对联及其所代表的“血统论”。
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文化大革命将矛头越来越深入地触及到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高中层一大批领导干部。
“血统论”的反文革政治倾向终于显示出来了。红卫兵已经不再把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首长请到辩论会上，期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了，有的只是明显对立的政治意识。1966年11月27日，一批以“血统论”为主要思想基础的革命干部子弟在北京大学附中秘密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随之在老红卫兵的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秘密串连，并于12月5日发布了成立宣言。这个宣言的文字如下：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从这一天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名噪一时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正式成立了。
这个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组织，立刻显示出他们“联合行动”的政治能量。他们对抗当时正在进行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及传单等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行动。他们的大标语“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等布满京城。当他们受到公安部的镇压时，又于12月多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的“联动”成员。
1967年元旦，部分“联动”成员策划了一个更为极端的政治行为。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人大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省市委革干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该《通告》宣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勇敢的领导干部。”《通告》全面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典型的反文革纲领。它所发出的政治声音，把矛头直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
在这个《通告》中，还宣告了一个典型的高干子弟性质的组织路线。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这个极端的、毫不讲任何“策略”的纲领，不过在更典型的意义上注释了“联动”的政治性质。它的组织路线也以极端的方式注释了“鬼见愁”对联揭开的“血统论”思潮的实质。
在这里，让我们伸出历史的笔触，写下必要的分析文字：
一，我们在上一章分析红卫兵运动时，曾指出红色特权是早期红卫兵的社会思潮基础之一。早期的红卫兵（跟随清华附中红卫兵最先成立起来的一些中学红卫兵组织）与后来广义的红卫兵概念不同。这些被称为“老红卫兵”的红卫兵是以革命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子弟的特权组织。红色特权不仅是其思潮基础之一，而且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基础。无论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无论是对所谓共产主义思想的忠诚，无论是要当毛泽东路线的小卫兵的青春热诚，都是外在的。最终，切身的利益决定一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清醒地看出，在早期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掩盖着多少不同的现实利益。对此，毛泽东大概没有足够的预料。
二，“联动”同“全红总”一样，是我们分析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个案。它和“全红总”同样说明，决定不同社会势力政治态度的最主要因素，是切身的利益。就学生运动而言，因为他们并没有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所以，他们通常不是以直接的个人经济利益（工资、待遇、福利等）内容表现出来，因此，往往显得更政治化，更意识形态化，这是一切学生运动的共有特征。
在社会大动乱中，很多阶级都会提出与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裸露的要求，惟有学生运动常常表现为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然而，对学生运动更要分析。
一方面，他们容易感应大的历史潮流，例如，在民族受到压迫时，他们率先感应民族抗争的情绪，当一个时代的腐朽政治压迫社会进步时，他们率先感染社会要求进步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运动往往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且全社会化，常常很难看出他们各自的社会阶级地位与切身利益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同样有着非常切身的、现实的利益驱动，只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才能更充分地显露，通过分析才能够有分别地揭示。
三，如同“联动”一样，像蒯大富这样一些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学生，一方面他们是在为一种所谓革命政治奋斗，这不过是卷入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潮流；另一方面，他们各自都有着非常具体的切身利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表演，本质上被切身利益所驱动。离开了切身利益这个基础，他们一天都坚持不下来。
四，在批判“联动”、“血统论”的过程中，有着特别强大的政治力量。
1967年1月31日，《红旗》杂志在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曾明确指出：“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当时，不仅对“联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围剿，抓捕了一批“联动”成员。直到1967年4月22日，毛泽东出于策略的考虑，亲自下令释放“联动”分子。
之所以对“联动”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围剿：
第一，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需要，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文革集团的政治需要。不打倒联动，任其扩张，就可能形成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
第二，这也是社会上各种造反派势力的需要。这个需要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既是一件事，又是两件事。
所谓是一件事，就是一切造反派势力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司令部”的时候，面前都有一个直接的障碍，就是“联动”势力。不冲破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难以进行。所谓又是两件事，就是这和造反派队伍中有很多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相关。出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出于他们的政治地位、个人前途等一些根本性的切身利益，他们无疑有着批判“血统论”的强大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对“血统论”的批判要比对刘少奇的批判有着大得多的战斗冲动，甚至有一种直接反对“阶级压迫”的阶级性含于其中。此外，在造反派队伍中还有一些出身工人、农民的红五类学生，他们对“联动”高干子弟的特权优越感同样有某种程度的对立情绪，这种情绪有时甚至比那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更为强烈。这些都汇入了批判“血统论”、“联动”的斗争之中。
五，被对联激发起来、又被“联动”所注释了的“血统论”，确实有着极为现实的利益基础，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既得利益性质的政治思潮。这不仅高度政治化地显示为“联动”要打倒中央文革的政治纲领，还特别社会化、阶级化地表现为早期红卫兵的社会行动。
当早期的红卫兵席卷学校，冲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时，我们看到了两个特别具体的进攻方向：一个，就是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一系列早已被共产党打倒的敌人；另一个，就是指向教育、老师、知识和文化。在学校中，毒打教师的主要是他们，在社会上，毒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又主要是他们。至于摧毁各种文化，“破四旧”的核心力量还是他们。这里暴露出了以农民出身为多数的共产党在掌握了政权之后内部相当一些人的一种政治倾向，就是对知识、对文化的恐惧和敌视。这种倾向曾经是毛泽东得以领导全党进行1957年反右斗争的政治基础，也是毛泽东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同盟军。
正是由于毛泽东不断号召的对“资产阶级”文化、艺术、教育、学术权威的反对与批判，才使得党内一大批从农民出身的、对现代文明有恐惧感和敌视感的干部队伍对文化大革命保持某种理解和接受。特别是当文化大革命初期只批判学校内的“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时，他们尤其能够理解和接受。
这也是早期红卫兵与毛泽东的共识；当他们以“联动”的方式站到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时，不过说明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又向纵深推进了。回顾红卫兵从“破四旧”到“联动”的发展过程，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联系。
六，“血统论”是当代中国最腐朽、最落后的观念之一，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糟粕之一。它是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中等级制度、世袭制度哺育出来的巨大传统观念。这一观念渗透整个中华民族，也渗透着共产党。作为一种积淀，作为一种心理模式，这样的传统文化深深储存在民族的潜意识中，文化大革命只不过给了它表现的机会。
现在，文化大革命早已过去，中国的历史也翻过了“血统论”这一页。中国的历史似乎也翻过了恐惧和敌视知识、文化的一页。当社会的政治领域在逐渐知识化，而生活又给人们超越家庭出身提供了比较均等的机会时，回顾文化大革命，不过使我们更加感到历史进步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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