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市委书记王荣2月11日接替落马的朱明国被选举为广东政协主席的同时，中国省级地方两会也密集落幕，并产生一大批新晋的省级官员。而梳理近期中管干部的任命情况可见，有几种中央任命干部的显性趋势体现的尤为明显。
根据媒体此前的统计，截至2月1日，中国已有28省份开完省级两会。会议期间，共69名省级领导履任新职，仅上海市、山西省未有变动。到2月11日，广东完成政协主席补选后，仅剩海南和吉林两省还没开完会，从国家海洋局局长位置上“空降”海南的代省长刘赐贵将在人大会上正式去代转正。
学者从政对于此次中央任命干部的显性趋势，大公网2月12日刊文称，“学而优则仕”案例再现。为师自需技高一筹；为官更需博学富勇。这从理念到操作上的共通点为教师从政提供了理论基础与转轨机遇。
“学者从政”，成为本轮人事调整中的最大亮点。据悉，在近日召开的“一带一路”领导小组会议上，王沪宁继兼任深改办主任后，再掌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之职。
有观察人士认为，从“中南海第一智囊”走到工作一线，折射出领导层的新用人安排，就是让国家的“大脑”更多地走到前线、直接参与施政布局工作，辅助习近平提升国家管治水平。
“学者从政”的更多案例，则是在这一轮高官“音乐椅”调动里，多名大学校长及知名学者走出书斋，踏上当官仕途。
1月28日，中央组织部宣布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任环保部党组书记，接替年届65岁的周生贤。51岁的陈吉宁，此前履新清华校长时已引起舆论“大惊失色”，此番履新的他，将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中最年轻的首长，同时也是首位“60后”阁员，因此备受外界瞩目。同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侯建国出任科技部副部长。
更早前，外交部旗下研究机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曲星，确定出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北京工业大学前校长郭广生，确定出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属正局级干部。
中国内地近年的高官人事调整中，学者从政的例子偶有出现，现任科技部长万钢、教育部长袁贵仁都曾是高校校长，有着“平民法学家”之称的徐显明，2013年也从山东大学校长调任中央综治委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有专家认为，此举折射高层用人新思路，“学者从政”这种旋转门机制，在他们熟知的领域既保证了改革“大刀阔斧”，又保证了改革的“精准”和“稳健”。
中央办公厅2014年11月发出了《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首次提出要从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单位里，培养和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则为这种干部轮岗的新常态注明了原则来源。另外一批典型案例来自北京，2014年12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北京大学知名学者张颐武等8人，正式挂职北京市政府部门和市属国有企业，担任副局级领导职务一年。
京官兼职地方
1月15日，中纪委常委姚增科“空降”天津市，担任该市纪委书记，两天后，中纪委常委崔少鹏调任吉林省纪委书记。
在这之前，中纪委常委侯凯于2013年11月调任上海市纪委书记，9月，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黄晓薇被任命为山西省纪委书记。
其中四名“空降兵”来自中纪委常委会，他们在担任地方省级纪委书记的同时，依旧兼任中纪委常委职务。这也凸显出中纪委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提升，表明中央逐渐掌握了省级纪委书记和副书记的提名权和任命权。这一权利原属省级党委。
此外，除了纪委书记一职外，中共也从中央“空降”多名纪检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出任地方纪委领导。例如，2014年12月，曾任中纪委监察部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的迟耀云调任山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2015年1月，中纪委副秘书长刘明波“空降”安徽省，出任该省纪委常务副书记。有媒体统计称，本届中共领导人上台后履新的10名地方纪委书记中，有一半为中央“空降”。这样的纪检干部选任方式将有利于破除中国地方官场“关系网”，为反腐工作增添效率和红利。
另外一个京官兼职地方的经典案例是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傅政华。
2013年8月起，傅政华兼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这成为2013年度政法系统人事变动的一个焦点。分析认为，获任中央职务后仍然担任地方职务，在公安系统乃至中共层面都属于比较罕见的案例。
2015年1月，傅政华接替刘金国担任中央政法委委员，晋级为正部级，也成为全国唯一一位正部级的省级公安局（厅）长。有分析认为，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高配，通过授以高级别的职务方便傅政华的行动；但也有观点称，傅政华目前的正部级局长，可能只是过渡期，尚不能说是一种常态。
专业对口
从“政治官僚”到“技术官僚”的进化，是中共干部任用的一大历史趋势。在这一波人事调整里，“央地交流”仍是重点，但跟过往有异的是，近期的调动更凸显“专业对口”。
其中，最瞩目的要数从能源大省（区）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一职，调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兼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努尔•白克力；以及从国家海洋局局长的职务，调任海南省省长的刘赐贵。
政情观察家认为，今次“央地交流”调动，显然是要借努尔•白克力的新疆经验、刘赐贵的海洋经济工作经验，推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
实际上，从“专业对口”的角度看，此前提到的四位中纪委常委调到地方任纪委书记均属此类。此举无疑能够提升地方纪委独立性和办案专业性，加强反腐、整顿地方官场的能力。
非典型趋势：省级政协主席来自啥岗位？
这属于从现实案例总结出的结论，并不代表中央此后对政协主席任命的常态化。
一般认为，人大、政协等岗位多是官员退休转岗的二线职位，政协在本地政治系统里的话语权不大。当然这不是定论，从政协重返一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北京的王安顺和吉林的巴音朝鲁。省级政协主席从省内产生基本是通行做法，特别是届龄的党委常委，往往是政协主席的重要来源，十几年来，也只有王巨禄（黑龙江）、黄跃金（江西）等少数几人属“空降”类型。对于政协主席一职的省内来源，本轮人事调整同样显示出惯例和亮点同在的特点，如新任天津政协主席臧献甫此前任纪委书记，湖北的宋育英原来也是从纪委书记升任政协一把手；空缺一年多的四川政协主席一职由省委副书记柯尊平接任，李崇禧、朱明国、山西的薛延忠、山东的刘伟等皆来自该职。臧、柯两人均基本达到退休年龄，转岗政协在意料之中。
今次履新广东政协主席的王荣，是从副省级城市“一把手”升任省政协主席，这种模式似乎很少，而且58年出生的王荣是彻底退居二线，还是有机会重回一线，值得继续关注。
川津粤政协主席人选确定，意味着中国31个省级政协主席“补缺”完成。此前，四川、天津和广东的政协会议都出现了“开幕不见主席”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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