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这一困扰新中国二十多年的意识形态死结，终于不能不解、非解不可。要么以国家为革命工具、永不休止地开展阶级斗争，要么以中国的稳定、富足、福祉为重，改弦更张，将重心置于经济建设。这是“九一三”致“文革”狂飚突然短暂停顿时，中国面临的两个可选项。毛泽东、周恩来各自选择了其中一项。
毛泽东与周恩来
作家赵长天当时还是一名军人，在海拔四千米的某地担任雷达班长。
几年来，“时刻准备打仗”的宣传紧锣密鼓，连普通百姓都认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这天，突然接到“一等战备的命令”。赵长天第一反应是“总攻的枪声已响”，“战争爆发了”，虽然并不晓得究竟跟谁开战。
接到命令起，“雷达天线几乎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旋转，我们盯住荧光屏，生怕眨眼就会放走敌机的光斑”。然而，什么也没出现，“被监视的空域洁净无瑕”。苏联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蒋介石匪帮”----所有假想中的可能来犯之敌，无一露面。这且罢了，蹊跷的是，连素日都有的民航班机也从荧屏消失，“杳无影踪”。（《那年秋天，我们睁开眼》）。
赵长天当然不知道，命令直接来自周恩来。1971年9月13日凌晨，周恩来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年谱（1949-1976）》，以下称《年谱》）。
必定发生了极其重大的事件。假使你经历过那个年代，就会懂得此事的惊人程度足以使语言变得苍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于当日零时三十二分，挈妇携子，在山海关机场夺机而逃；一个多小时后，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毁爆炸，没有幸存者。史称“九一三事件”。时隔近四十年，年轻一代也许不易明白“九一三”意味着什么。
林彪当时地位，一人之下而已。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使他独获“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名义，还使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称谓。翌年，“九大”通过新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做出这样的规定，在党史上是第一次。
提前确定、宣布继承人的做法，使林彪在二十世纪享有一种古老的待遇。换言之，他是中国的“储君”。
“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分别指向林彪在毛泽东心中的两个特殊位置。一是林彪对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给予了坚定有力支持；二是经过这场考验，毛泽东对林彪感到满意，认为他是跟着自己走的，堪以衣钵相传。
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评价。“亲密战友”标识了利益关系的远迩，“接班人”则相对偏重于理性考量，涉及思想、能力、忠诚度的认可。固然，政治上的事情基本不会与实利无关，但即便出于功利，也有比较和筛选的必要。以林彪为接班人，在毛泽东也许不是最理想，但从“紧跟”、实力、资望各角度看，比来比去唯有此选。
应该说，那不是权宜之计。起码从五十年代中期始，接班人问题就悬于毛泽东心头。他希望找到令其满意、放心之人，而终于大为失望。观察的结果，他确信对方非但不可信任，相反，恰恰是所谓赫鲁晓夫式人物，以至于必须发动一场倾国大乱的“革命”，来把当初悉心栽培如今却已尾大不掉、乃至成为对手的那个人赶下台。这一目标顺利达成，然而接班人问题却也重新成为空白。当然，在毛泽东那里这场“革命”除了可以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也同时将发挥考核的作用，以验明究竟谁更为接近其心目中有关接班人的标准。就是在这过程中，林彪脱颖而出，被立为接班人并郑重写入党章。
“九一三”构成了毛泽东一生中最苦最重的打击。不管宣传上怎样把这事件欢呼为巨大胜利，都无法回避和掩饰。毛泽东的健康变化便是直观的说明。
以“九一三”为分水岭，毛泽东判若两人，从之前“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精神焕发”，突然老态龙钟。这景状，当时人们透过纪录片和新闻图片都看在眼里。
吴德于“九一三”后二十天重新见到毛泽东，发现他“满脸倦容”，说话“缓慢”，倍显“疲乏”；接见过程，几乎成为塞拉西皇帝的独角戏，“他讲一阵子，毛主席只答复他两三句”，后来，周恩来不得不打圆场，对塞拉西皇帝说“两国之间的问题，我们具体再谈”，而将会见中止。（《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如此虚弱，是因刚刚生了大病。权威的《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以下简称《毛传》）记载：“九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亦即，“九一三”没几天，他便即发病。而病情之凶，毛泽东自己这样说：“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过了三个月，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离去时人们发现他“无法自己上车”，“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蹬不上汽车”，后由工作人员帮助，“才勉强登车”。又一个月，2月12日，发生了最危急的情形：毛泽东突然休克，一度脉搏消失。目击者描述：“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经过二十多分钟抢救，血压、脉搏和心电图才逐渐恢复正常，毛泽东神志“慢慢地清醒过来”。半年以内，他已经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当然不是巧合，或仅仅是年老所致。《毛传》评论道：“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毛泽东需要时间从这样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对他来说，幸运的是身边还有一个周恩来。
“九大”总共产生出五位常委，毛、林之外，是陈伯达、周恩来和康生；九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特地说明，后三人的排位是“按姓氏笔划为序”，但实际上，不论在报纸上，还是新闻电影镜头中，周恩来都紧随毛、林之后，排第三位。
眼下，林彪殒命，陈伯达接受审查，康生则抱病不能工作（1973年“十一大”，勉强坐轮椅露了面，1975年亡故）。这样，常委五去其三。余下两人中，毛泽东深居简出，视事宸掖，凡事均由别人趋内请示，或由联络员报告外情；因此，在那里入内出外、维系全局的，只有周恩来。
9月12日深夜出现异动那刻起，格局即已如此。从危机产生到消弭，都是周恩来一手处置。包括事件突发之际的调度，涉案者的搜查、监控、羁押，组织对材料的整理，草拟及审阅一连串中央文件，斟酌传达方案以及掌控舆论分寸……事无巨细，悉赖斯人。这里仅仅从中举一个很小的细节----9月13日，事发当天，周恩来亲自、逐一给十一个大军区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要求各地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年谱》）整整四十个电话，从清晨一直打到下午。
然而，透过这种辛劳，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重要迹象：一夜之间，周恩来仿佛成为国家的定海神针，一身而系天下安。确实，林彪事件迅速提升了周恩来的分量，令他望重国中，也把他推到一个历史高点。
除了遥远的四十年前中央苏区一段时光，周恩来过往政治生涯尚未获得这样的空间。现在，因了林彪的消失，他突然成为毛泽东身后的第二人。虽无“二号人物”的名分，实际位置却是如此。其实这也与某些人知趣地退避三舍有关。当此棘手局面，并非随便什么人都能加以靖匡、平复。我们发现，局势未稳之前江青、张春桥等很少吱声，他们静观周恩来如何处理手中滚烫的山芋，伺机再动。暂时来看，权力确有向周恩来汇集之势。这是林彪事件所衍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虽然周氏任总理职已二十二个春秋，却头一次得到这种表现舞台。他独撑大局，调和鼎鼐，弥缝其阙，匡扶其危。吐握之劳，让很多人想到周公故事。这为他赢来巨大尊敬，1976年辞世之际，从政界到国民的一致爱戴，很大程度是这段经历打下的基础。
林彪折戟沉沙，对这结果额手相庆者，应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尤其是素怀“大志”的张春桥。他们是林彪集团真正的敌手。《“571”工程纪要》里一再为之咬牙切齿的“笔杆子”，即这群人。“文革”夺权成功后，两大集团----武人集团和文人集团----之间的龃龉就愈益激化和公开。不同场合，双方多次当面顶撞。设国家主席之争终于成为最后的导火索。当人们一边倒赞成设国家主席（五大常委甚至有四位持此意见）时，张春桥押宝正确，激烈反对。拼到最后，林彪挈妻携子葬身火海，江、张、姚能不大呼快哉？
其他人，谈不上兴高采烈，至少不是单纯感到高兴。比如毛泽东（如前所述），还比如周恩来。
协助周恩来处理事件的纪登奎，回忆了惊人一幕：
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经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转引自李丹慧、史云《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事情不那么简单”，是指林彪这件事，抑或将要发生的事？抑或兼而有之？不明。然而作为“文革”所有内幕的知情人，以及作为差不多整个党史的见证者，周氏这场不避人前、痛彻肺腑的号啕大哭，至少提示林彪事件的内蕴并非文件上简单的政治结论所可穷尽。
这样的痛哭，一般发生于两种情形：或积郁太重，一经触动，非倾箧而出则不能止；或者，已到背水之时，不能再退，必须义无反顾、痛下决断。虽然周恩来欲言又止，但结合历史我们仍可将由来略加梳理。
1956年6月，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指出，“自去年反保守到现在”，出现了“急躁冒进”。自此，连续数月在经济工作中抓“反冒进”，主导思想是：建设不应追求高指标、以速度至上，而要平衡合理。“反冒进”不单纯是要把速度、指标降下来，周恩来还有更深入的认识。他提出，要以“注意人民生活”为原则，“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经济建设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生活。他认为，当时东欧国家（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动乱，从经济上检讨，就是搞重工业而“失掉人民”，搞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反冒进”，一开始即为毛泽东所嗛。这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反映周恩来观点的“反冒进”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毛泽东当即批曰“不看”。后来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他提起此事，这么说：“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1957年11月，刚刚取得“反右”胜利的毛泽东，赴苏联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其间，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超美”目标后，毛泽东于18日提出中国将以十五年在主要产品上赶上和超过英国。
带着“超英”豪言回国，毛泽东立刻强力推行跃进。着手点，就是拿1956年“反冒进”开刀。1958年初，他连续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上批“反冒进”：“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他不惜面折周恩来，拿着柯庆施不久前在上海市党代会上迎合“上意”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当众奚落：“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被迫两次公开检讨。事情并不到此为止。1959年7月，庐山开始批彭德怀，毛泽东旧话再提：“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这句既是“表扬”又带着揶揄的话，刻画出1958年的折辱之后周恩来作为一个“伤痕人物”的形象。此后，“大跃进”中，包括在庐山，他已学会沉默以至顺服。
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由当时形势条件所决定，党内民主有所恢复。此时，周恩来展现了晚年仅有的畅所欲言姿态。他批评“一言堂”、“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民主作风不够”（1961年6月19日新侨饭店讲话），呼吁“讲真话”、“做实事”、兼听则明、效李世民之容魏征（1962年2月3日在“七千人大会”福建组讲话）。
和政局一样，周恩来如上表现也昙花一现。仅堪半年，随着经济困难缓解，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强调阶级斗争扭转了方向。“文革”将至的气息一日浓似一日，周恩来从此谨言慎行，极力与毛泽东保持一致。他的状态，就像李雪峰在1966年5月11日政治局会议上观察到的那样：“很慎重，不讲话。”（《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
不讲话，不一定无话可讲，往往也是有话不能讲。尤其在可能因言获罪的地方，夸夸其谈的，一般是那些不必忧虑其安全的人。
然而，人类语言不限于唇间话语。1971年9月的某一天，周恩来以一场惊人的痛哭倾诉了许多。这是面向自我的倾诉。他沉默太久，积压了太多的思绪，眼下因“九一三”而突然爆发，以致当着并非至爱亲朋的人奔泄而出。纪登奎认为周恩来像是有什么“心事”被触动。那会是怎样的“心事”呢？1972年1月1日，照例发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今年的标题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一句颇费心思的话，单从字面上，你会以为过去一年“形势”再次“大好”；其实，却发生了“九一三”那样严重的危机。
社论开篇避谈国内，却就国际形势展开长篇大论，宣扬美帝苏修如何穷途末路。随后才论及国内问题，突出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这是公开点名之前有关林彪和林彪集团的代称，以后我们会知道，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代称也是大有讲头、未雨绸缪。
内容一如既往大多属于空谈，无谓地重复“文革”的词语和导向。相对切实的内容，是一段评价经济形势的文字。就此，它概括说：“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国家和人民的储备进一步增加。”
如果对这一概括信以为真，则上当不浅。除了“物价稳定”，别的跟事实都不相干。那时无论粮、油、糖、布、肥皂……百姓生活必需品一概限制购买，工资十多年没变化而且水平很低。笔者乃伴随“文革”长大之人，从未见过市场繁荣的景象，也未听说周围哪户人家储蓄有所“增加”（许多人家完全没有储蓄）。至于物价，既然无太多物可购，无太多钱可花，想不“稳”也难。
这些陈词滥调，已延续六载。中国就仿佛迎来一个漫长的愚人节，而在愚人节中，人们据说可以随意撒谎而不担心受到惩罚。
但“文革”这场愚人节却独有一个奇怪情形，就是所有谎言都无法欺人，仅用于自欺。诸如“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世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之类。红卫兵小将还曾畅想，全世界都在等待他们的解放，他们将“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直至“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佚名《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当年幼稚如笔者，也真诚以为南京长江大桥、上海万吨水压机、哈尔滨三十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等，已是人类的顶尖成就。凡此种种，除我们信而不疑，这世界上其他人都目为无知。
真实现实被屏蔽得不见踪影。1971年下半年，我国作为军援为别国生产最新式战斗机“歼六”四十架，一经检查，便有七架不能交付，不合格率高达17.5%。1972年1月，我驻越南使馆提交报告，反映越方对我提供的汽车质量严重不满。同年10月，竟然发生了一架援外飞机因质量问题导致空中爆炸的恶性事件。“文革”以来，意识形态狂热和阶级斗争吞没所有，经济建设不仅不能稳定开展，且连基本秩序也化为无形。阅读《周恩来年谱》，意外发现一条记载：1969年的半年之中，铁路运输即因混乱不堪而事故频发，仅碰撞损毁的车皮就多至令人惊骇的二千余节。由于新闻媒体的静默抑或隐瞒，像这类当时真实发生在自己国家和身边的事情，人们往往在二三十年之后才从书籍或材料偶然得知。
与老百姓不同，那些能够掌控舆论工具的人却清楚鲜花般宣传的真相。但问题是，权力往往使人觉得事实不重要。如果权力不受约束，它确实可以做任何事，包括将事实扔在一边。“文革”中，许多事情都已非一朝一夕，然而从来不被面对，社论的调子永远是“形势一片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不过，这种情形在1972年被打破了。
就“歼六”事件，周恩来多次做批示，指出：“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么！”又专门召开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讲话中，除了强调重视质量，进而将问题引至恢复合理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上。并谈及应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对越南所反映汽车质量问题、援助某国飞机空中爆炸事件，也都予以切责。
十年前，64岁的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福建组由衷希望：“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经过看遍荣辱的十年，74岁的周恩来开始向自己的主张回归。他启动了新的话语；1972年起，中国的话语空间不再被“两报一刊社论”之类所独霸，悄然出现了对立的话语，它们的争锋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周恩来启动新话语的方式，起初不是通过言论，而是通过行动。那时，如果不想自寻烦恼，最好是少说多做。言谈是一个被高度警惕的领域，行动却有某种隐蔽性，做一分是一分。
“九一三”后不久，周恩来不动声色采取了行动。其中一件事，是抓港口建设。他责成谷牧和粟裕组成一个班子，深入调查研究，然后提出一个计划。他的要求是，争取三年内改变港口面貌。
在航空业欠发达的当时，海运对于中国进出口有着显而易见的基础意义。周恩来此举，透露了一个想法：他将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并且是以扩大进出口或者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产品为特色的富于新意的经济建设。与此关联的现象是，他“多次过问出口工艺美术品、出口画和宾馆布置等工作”（《年谱》），潜台词是创汇和便于开展对外交往。进口国外设备需要外汇，而当时中国可以出口创汇的产品，品种单调、狭窄，周恩来居然寄望于工艺美术品、中国画出口创汇，一方面固然令人为中国感到窘迫，另一方面却也从中看到周恩来心情的迫切。至于加强宾馆布置，当然是要改善中国接待外宾能力，以利交往。
事有巧合，1972年恰逢中美关系解冻。在这件事上，毛泽东、周恩来各有所思，明显体现出不同诉求。毛泽东是从地缘政治层面看待、把握和利用此事，他对这场游戏的兴趣和玩法，再次反映了从《战国策》到《三国志》等中国史籍对其思维方式的影响。在他看来，大国关系中的利害权衡与互相牵制，既是事情的本质，更是不容错过的收益。他完全以一个战术家、博弈大师的姿态投入其中。
周恩来的认识却建立在另一个层面。
毛泽东有意打开中美对话之门后，周恩来全力以赴，热烈响应、支持和推动。他们一个是决策人，一个是积极践行者，看起来可谓珠联璧合。
然而，协同一致的表象下面，却意趣迥然。如果说毛泽东出发点只是地缘政治，周恩来的着眼点却是经济建设。毛泽东要借调整中美关系，制衡苏联，周恩来则希望通过中美关系改善，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所以，他们在这一致主张的事情上，期待和视野分处两端。
周氏上述期待，当时不能大张旗鼓加以渲染，但点点滴滴形诸细节者不在少数。2月25日，尼克松访华期间，他要人转告新华社：这次大批美国记者随尼克松来华，应该注意从他们的工作中“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送走尼克松，3月3日，周恩来为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讲解中美公报，强调：“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一切不懂的项目都要学会，要下些本钱，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接过来，赶上去，超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自满自足，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年谱》）这样的立意与用心，在毛泽东就调整中美关系所作指示里却无从寻觅。
毛、周对于调整中美关系所抱目的之不同，后由毛泽东亲自证实。1973年11月，毛泽东出于对周恩来处理中美关系的不满，严厉告诫：“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毛传》）他指示政治局开会“帮周”。会上，江青直斥周恩来奉行“右倾投降主义”，至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之说。周恩来处境一时危殆，距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等仅半步之遥。只不过因种种现实所制，真要大动大整周恩来，亦属有心无力。毛泽东随即发话：“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但制止了江青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提法。（《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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