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越南来说，2015年至关重要，越南共产党在这一年会迎来“十二大”，在中越两国建交65周年之际，两国也将有所表示，一扫此前在南海瞠目相见的窘境。在两国即将迎来农历新春前，来自北京和河内的一系列异动已经暗示了越共的大变局：阮富仲、黎鸿英、吴文裕、丁世兄为代表的亲华越共北方要人开始从纪检、意识形态、文化宣传等角度统一思想认识，以“不姑息、不回避、不遮掩”的态度展开整党、整风、反腐败的工作。
对越共亲华人士来说，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总会在合适的时机“拉兄弟一把”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亦在11日与阮富仲共叙两国“友好合作”。当习近平邀请阮富仲“同志”于“今年早些时候”访华时，一种可能性也随之浮上水面：当越共准备在“十二大”洗牌时，习近平的认可已经为此前势力单薄的越共北方派（尤其是亲华人士）在天平上增添了一枚至关重要的砝码。在河内高官纷纷迎接“十二大”，阮晋勇应约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话却未能如愿时更是如此。
对于熟悉越南政治谱系的分析人士来说，河内高层基本上是“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国家主席张晋创、总理阮晋勇”的序列。自2012年的越共十一大六中全会后，阮晋勇虽然屡次遭遇越共质疑，但总能临危涉险，即便在2013年的党内评议中遭遇不信任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受北京垂青的阮富仲虽看似处于越共领导层的核心，在实际的活动中却总是显得“足不出河内”，更几乎要大发思古之幽情，以“屈原”自命。不过这种局面到了2015年初就大有变化。毕竟，越共已经根据“十一大四中全会”精神得出了“经济建设、文化发展与党建设及整风”的“三大支柱”。在越共中央开始筹备“十二大”之际，这些要素都将得到呈现。
就越共“十二大”这一重新洗牌排座次的活动而言，当前越共的权力核心都参与了筹备工作，就在1月21日的大会上，阮晋勇还以总理身份做过报告。可就在河内的越共要人紧锣密鼓的召开各部门的筹备会议时，身为总理的阮晋勇就突然逃离了首都，转而在胡志明市附近的越南南方各省市展开“经济工作调研”，待到会议暂时告一段落的11日才突然飞回河内会见外宾。考虑到阮富仲与黎鸿英等人此前几日间正在召集越南纪检部门及理论、思想界人士“统一思想、确定目标”。阮晋勇的行动就不免有了几分“避风头”的意味。事实上，比起阮富仲一系此前的势单力孤，他们在近期的上旬可谓相当活跃。就在2月9日，阮富仲就已与越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要员召开了一场誓师大会。阮富仲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了纪检工作的重要性，更要求越共纪检人员“进一步做好检查监督职能，切实掌握实情，积极主动提出工作建议，不姑息、不回避、不遮掩，努力重视提高战斗力”。考虑到越南纪检机构的首脑吴文裕曾专程向包括中共反腐首脑王岐山在内的北京反贪人员取经，越共中央组织部等要害机构人员亦曾分批前往中国整训，越南的反贪机构也已在2014年内于阮富仲直接领导下展开全面的反腐工作，张晋创更在6日发表讲话称“越南政府要安民心就必须将毒瘤予以清除”，这或许给了阮富仲、吴文裕些许敲山震虎的胆气。
在分析人士看来，这场越南式打虎的核心其实早就落在了现任总理阮晋勇的头上。也就在2014年6月前后，就曾有消息称阮晋勇疑似被查。尽管这条曾被中国官媒转载的消息有“三无”之嫌，阮本人在当年6月18日更已会晤杨洁篪，由此证明未受拘束。但阮晋勇未能参加当年7月时“越共十二大文件起草小组会”也是事实。这场会议由阮富仲主持，张晋创、阮生雄为首的越南要人均列席，“旨在确定未来五年和后续年度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当阮晋勇被排除出此次会议时，从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阮富仲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将“总理”排除出越共领导层的核心。而坐拥家族企业满身“痛脚”的阮晋勇在领导越南反贪的阮富仲面前恐怕也难有招架之力。当阮富仲祝愿纪委“打出气势与决心出色完成党和人民所托付的任务”，以“不姑息、不回避、不遮掩”的态度展开进一步行动时，恐怕再迟钝的人都会想到“查办阮晋勇”这一层上。
此外，阮富仲在河内还与以越共党刊《共产主义》、党报《人民报》为首的一批理论、宣传、知识界的要人进行了串联。就在2月12日的一场大会上，阮富仲更与前《人民报》总编、现越南宣传部长丁世兄和越共中委、前纪检要员黎鸿英亦随之一同出面。在这场大会上，阮富仲特别向越南73个文艺、科学相关机构部门的负责人发表指示，希望“知识分子、科学家和艺术家”要在“迎接十二大”时“拥护党的领导”。这对于从2012年起就乱相频生的越南思想、文化领域不啻为敲响了新年的战鼓，对于此前助长自由化，试图淡化越共领导的南方一系更可谓是下了战书。
也就在1月末，黎鸿英、阮晋勇曾分别专门与越共纪检部门和党刊《共产主义》的相关责任人举行过专门的思想工作会议。曾经在中国学习过“干群路线”相关理论的黎鸿英更专门强调越共理论工作者“要以有序有系统地宣传党的方针路线为方向制定活动计划。多发表联系实践的调查、研究、探讨不同观点的文章，以在认识和行动上达成统一，明确、深刻、具体分析党的纲领和路线”。考虑到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一批知识分子已从2012年开始有系统的针对越共领导、宪政等方向展开文宣攻势，试图瓦解越共基层，黎鸿英针对越共的指示就已经明确了河内在“越共十二大”召开前决定稳固意识形态领域的用心。在越共当局基本可以控制官媒、报纸与网络消息之际，这一预警也暗示了站在明处的越共似乎已经不那么怕身处暗处的异见人士了。很显然，尽管以阮富仲为代表的越共北方派在越共十一大后看似势力单薄。但在2014年到15年间，越共北方派高层在整风、整党、反腐等领域逐渐有了心得，在中国进修过的越共中组部和纪检委成了北方派的奇兵，黎鸿英等人从中共处揣摩学来的干群经验也开始起到了一定作用。在“三根支柱”于北方派手中逐步落实了两根后，仅剩的经济问题就得看南、北派人士的后台了，这一点也决定了谁将最终掌握越南。
对阮晋勇来说，他解决经济问题的靠山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日本，当年越南流产的“日本高铁”计划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他本人也在2月13日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对话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从双方的对话来看，当阮晋勇建议日、越双方应加强协作配合，有效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竞争能力，开发配套工业、农业等项目时，安倍却并不能马上对此作出答复，更要继续以令日本获利的ODA加以搪塞。从这点看去，只要阮富仲取得北京支持，则越共北方亲华人士将有望大获全胜。
事实上，北京也没有让阮富仲失望，尽管在习近平与阮富仲在南海问题上并未多言，但习近平仍在对话中积极评价了“以阮富仲同志为总书记的越共中央带领越南党和人民在全面推进革新事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当阮富仲被习近平以“同志”相称时，这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褒扬。在北京已经发现了“中越两国都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和革新事业的关键阶段”时，这也意味着习近平“中越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的评价将为等待“一带一路”南线的越南尤其是北部中越边境地带提供最根本的保障。鉴于国计民生的相关大计本不属于两党党务交流的范畴，当类似的内容从阮、习二人脱口而出时，这里就只剩下一个答案：阮富仲虽非越南政府元首，但至少在越共“十二大”后将有可能进一步处于越南权力核心，成为与习近平位置相当的角色。
于是，就在中越各界人士准备欢度春节之际，伴随着北京和河内的几通电话，一个身处危机的共产党国家就从他意识形态相近的邻国处得到了启示。对于中共和越共来说，两党之间并无宗藩关系，发生在越共“十二大”前的这一系列风波证明了一件事：从毛泽东的时代开始，中国都会在关键的时刻点化越南，以工农阶级的情谊拉兄弟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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