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四人帮虽已粉碎，但邓小平仍是被批判的对象，政治局又有人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讲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误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复出遥遥无期。曾是邓小平老部下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借南下疗养为名，密会罗瑞卿，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武汉军区司令员、政委杨得志、王平，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叶剑英之子叶选平等为邓小平复出串联、造势，不久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正式复出。本文选自舒云博客，作者舒云。
1980年6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左一）副总参谋长杨勇（右三）视察甘肃酒泉
借疗养为名到南方活动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北京仍有大人物阻止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不久，有人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点名攻击小平同志。接着，政治局又有人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讲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误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这些出自中央政治局委员口中的话，真叫人难以相信，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坚持错误，丢弃真理？为什么要和广大群众的意愿相悖，阻止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阻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决定到南方度假去。这时，他已经得到消息，要离开新疆。杨勇在军区常委会上说，我患肺气肿，向中央请了假，去疗养几个月，准备到武汉住几天，然后到广州、海南岛。现在把“四人帮”揪出来了，工作也好做了。没把握的就请示在北京的第一书记，必要时我们也可以通通气。有给我的信，军队的交给郭政委，地方的给司马义处理……重新工作后，杨勇没休过假，怎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节骨眼上突然到南方度假呢？原来杨勇以休假为名，借机到外面走走，沿途和一些负责同志商量如何争取让小平同志快一点出来工作。12月上旬，杨勇把军队和地方的事情安排好，从新疆先到了北京。罗瑞卿听说杨勇要去南方休假，也要一块去。杨勇调到新疆后，有一次林彬回北京住在白广路总参三所。所长告诉她楼下住着罗瑞卿，刚放出来，上面规定三条，是释放不是解放，不要称同志，不要到他家去。林彬打电话告诉杨勇。杨勇认为罗瑞卿是无端受害，他干脆地对林彬说，不要听他们那一套，把从新疆带回去的瓜给罗总长送些去，代我问候他。
和罗瑞卿商量好，杨勇向陈锡联要了一架专机。那时罗瑞卿还没有专机，他对杨勇说，我就沾你的光吧。杨勇说，哎，哪能这么说，一块走。事情在机场出现一点波折。那时搭专机有规定，不能随便谁想搭就搭。再说罗瑞卿的问题还不明不白，必须得中央批准才能外出。而这个批准又是比较难的，杨勇和罗瑞卿到了机场，就坐在候机室里等待批准后才上飞机。加上韩先楚，他们一起从北京飞往武汉，要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王平谈谈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事情。一路上，不论是坐车，还是住房，杨勇都把罗瑞卿推到前面。每到一地，杨勇都要先看给罗瑞卿安排的房子怎么样。如果安排得不好，就换过来，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他。杨勇和罗瑞卿经过这次寸步不离的南方之行，受命于危难之中，他们的感受特别深，俩人的友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在武汉一下飞机，迎接的是副政委王猛。杨得志和王平外出开会去了。杨勇和罗瑞卿、韩先楚商量，决定在武汉等他们几天。吃过饭，大家都起身告辞，王猛也要走。杨勇说，怎么，你也要走？还有事吗？没有，再坐一会吧。杨勇说，现在问题很多，正在解决，很快会得到解决。王猛记得杨勇没直接说请小平出来。但王猛的态度杨勇是知道的。四届人大前，杨勇很高兴地对王猛说，小平同志现在主持常务工作，毛主席讲，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主席讲了，现在由小平同志管常务事情。杨勇说，有什么问题今后好办。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实际上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气氛很紧张。要说服大家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不能范围太小。但是又不能公开召开会议，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造舆论工作。如果不像后来那么顺利，走漏一点风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总是人心所向，王猛等武汉军区不少同志都希望小平同志早一点出来工作。
为邓小平出来工作造舆论
12月底，韩先楚有事留在武汉，杨勇和罗瑞卿飞往广州。他们走访了汕头、湛江深圳、澳门等地，还去了万山群岛，最后在海南岛的三亚过的春节。到了广州，住在留园。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以东道主的身份请杨勇一家到他家里吃饭。这时候，杨勇的二儿子冀平和老三北北都不约而同来广州休假，加上一直跟着杨勇的女儿京京。三个孩子和杨勇夫妇热热闹闹去了。杨勇腿不好，走路拿着个拐杖。许世友见了，说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老？许世友比杨勇大七八岁，他可不管杨勇腿好不好，总之不能让杨勇充老头。客人一落座，菜就紧忙着上了桌。许世友请客很有意思，跟他的性格一样，全是家常菜。家常菜也罢，但许世友不一般，上桌的菜用洗脸盆一般大的盘子盛着，要按北北的说法，是最大号的洗脸盆。整整一盘冒着尖的油煎鸡蛋，还有小虾米，还有肉，也是冒着尖的大盘子，盘子一个比一个大。大概都是许世友最爱吃的几样菜，他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海量。他请客，不重在菜，重在喝酒，喝起酒来，神仙都会被他醉倒。谁都知道，许世友的三件宝，草鞋茅台吉普车。杨勇的女儿京京能喝，在朝鲜她跟吴振宇酒杯排着队喝，一喝就是10杯。吴振宇到中国访问，一见杨勇就说，我大侄女呢，我跟她喝过酒。文革前夫人林彬也能喝酒，像喝白开水一样，每天中午或晚上都要喝个二两，喝啤酒更是有多少喝多少。可惜此时杨勇已经不能喝酒了，他得了过敏性肠炎，一喝酒就拉肚子，从60年代以后就不怎么喝酒了。许世友说，你不喝，我喝。喝了一阵，许世友说，我的部队都拉到山上去了，野营拉练。意思是，没问题，我支持你。
在武汉和广州，杨勇多次和罗瑞卿交谈，他们一致意见是：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众望所归。但真要让小平同志出来，首先要给天安门事件平反，这就涉及一系列的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造成舆论，不经过争取，是难以办到的。元旦前，罗瑞卿和杨勇、许世友找广州军区的一些老同志座谈，许多人提出必须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并且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件事，不能再拖，越拖越被动。座谈会后，杨勇给耿飚打了个电话，向他反映了在武汉和广州了解到的情况，问：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是否可以放映由小平同志致悼词的总理追悼会的电影？干部和群众都有这个要求，请中央考虑。耿飚沉默了一会，说我一定向政治局反映你们的意见……中央已经决定了，这次还是由解说员念悼词，……有人主张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都要坚持……电话挂断了，杨勇还把电话听筒拿在手里。这种局面让人感到凶多吉少，前途未卜。只有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才能化险为夷，把国家、民族从十年动乱中解救出来。杨勇马上去找罗瑞卿，俩人关起房门，深夜长谈。几天后，杨勇又通过叶选平向叶帅反映了他和罗瑞卿的意见，建议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揭批“四人帮”，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大事办完了，之后他们开始了真正休假。早春2月，杨勇回到武汉，继续在东湖边住下。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王平都回来了，只要一有空，他们就来看望罗瑞卿和杨勇，有时王猛和其他负责同志也来。2月7日，早间新闻播出“两个凡是”后，杨勇让赵秘书赶快去找报纸。“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杨勇紧锁浓眉，一言不发。没过一会，罗瑞卿就坐着轮椅拿着报纸来找杨勇，两个人又关严了房门。副政委王猛来了，对秘书赵德路说，今天的报纸来了吗？那篇两报一刊社论你们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按上边说的“两个凡是”，小平同志还怎么出来工作呀！我看要害就是不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赵秘书说，罗总长比你来得还早，也是找杨司令谈这篇两报一刊社论，你快去吧。
现在再也不是评《海瑞罢官》的那个时候，突如其来的风暴把整个中国都打懵了。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面前的这一阵风浪已经算不了什么了。杨勇回答得很简单，“两个凡是”站不住脚，长不了。他们决定尽快返回北京。
中央正开工作会议和军委座谈会，杨勇留在北京开会。到北京的第三天，杨勇就去西山看望邓小平。回来后，杨勇兴奋地对来开会的新疆同志说，小平同志情绪很好，身体也很好。我同小平同志谈到我们在天安门事件后顶不住了，也讲了一些违心的话。可是我们在新疆顶住了，没揪什么正在走的走资派……小平同志讲，那是以中央名义发下去的嘛，毛主席又讲了话，你们下面的同志也不好办，想顶也顶不住。你们当时那样做已经很不容易了，想方设法为我们党保护了一批干部，稳住了新疆的局势……杨勇说，小平同志是理解我们的。新疆同志表示也想去看望邓小平。杨勇说，以后有机会我们一起去，我已经把你们民族同志的心情转达给小平同志，希望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只有他出来工作，才能有真正的安定团结，我们的党才有希望。
对于批邓，我是想不通的
1976年，杨勇在新疆军区任司令员已经三四年了。他善于团结同志，在新疆威信很高。杨勇到新疆不久，就平息了文化大革命在新疆造成的混乱。但因为“四人帮”的捣乱，形势越发展越严峻，大字报的矛头主要对准杨勇，说他是新疆“刮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推行邓小平资产阶级路线的代理人”。还有个创作小组搜集资料，准备写戴领章帽徽师以上军内走资派的剧本。
杨勇接到中央紧急通知，让他到北京参加“批邓打招呼”的紧急会议，有人好心给他写了个条，不要去北京，小心鸿门宴。文革初杨勇被抓不就是在京西宾馆开会吗？但中央通知开会不能不去，他还是做了回不来准备。他逗孙子南南说，爷爷奶奶如果被江青抓走，你跟谁呀？临走前，杨勇把工作做了安排，对政委郭林祥和副司令员郑三生说，如果动用部队，必须经中央军委批准。杨勇在西郊机场一下飞机，意外地碰上在北京开完会正要返回南京军区的廖汉生。老廖阴着脸，压低声说，你也来啦……会上没别的，让咱们转弯子批邓，有什么弯子好转？不用打什么招呼，不通就是不通！因为周围人多，他们只简单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到了京西宾馆门口，碰上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皮定均说他不干了，要回家当农民去。在那种人多眼杂的情况下，杨勇还是不好多说什么。
杨勇住进京西宾馆，刚一到，大会秘书处就送来一大堆会议材料，杨勇从中抽出《上海常委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情况报告》和《辽宁省在批邓打招呼会上的集体发言》，仔细看过后，对同来的李增林说，看到没有，这上面已不再称小平为同志，会议上发这样的东西，不是有意暗示小平同志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吗？让人担忧啊……
28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开会的各地领导同志，给会议定了调子，一条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另一条是揭批邓小平同志犯的路线错误。在这种会上，人人都得表态，而且有专人纪录，与杨勇一起来开会的新疆同志都来向杨勇讨主意。杨勇和李增林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后，商量到深夜，才把发言的调子定下来，然后分别与新疆同志打了招呼。杨勇悄悄对他们说，来时我们商定力争不讲违心话，这条现在办不到了……但是，到底具体如何讲，讲多少，讲到哪种程度，还是在我们自己。主席讲过小平人才难得，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千真万确的，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前后联系起来看……我仍然相信主席不是要把小平同志打倒。对小平同志这一年来的工作究竟如何评价，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从我们新疆的情况看，经济上去了，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对这些怎么能批？硬顶当然不是办法，发言时我们可以绕开“批邓”，避实就虚，多检查自己，实在避不开时，至少要按中央文件的口径坚持三条，一要称同志，二要算人民内部矛盾，三不给戴帽子。
杨勇在分组会上发言，很短，只有几分钟，整理成简报，不到二三百字。他是这样说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在学习元旦社论之前，由于自己路线觉悟不高，识别能力差，没有看出问题，并且传播贯彻了。毛主席从七届二中全会就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以后又一再教导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们还理解不深？原因在于我们学习不够。从这次教训中，使我进一步体会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避实就虚，一句也没有批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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