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天，在文革最高潮时，北京发生了“小混蛋事件”。多年来，经由王朔小说、电视剧《血色浪漫》等文艺作品的演绎，这一事件已成为江湖上的传说，至今仍众说纷纭。
所谓的“火热年代”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最后一幕，除去在座的几位当事人能说得清楚，其他的众多传闻大都是杜撰。”曹都都告诉笔者。
在2008年到2013年间，作者多次访谈了事件的核心当事人王南生，重要参与者刘沪生、江小路，见证者王冀豫、曹都都等。当年，他们大都是北京“三校”(翠微路中学、育英中学和太平路中学统称“三校”，其生源大部分是部队大院的孩子)的老红卫兵。
作者试图寻找死者周长利(即“小混蛋”)的亲友，遗憾的是未能联系到，只能根据能接触到的现有材料，呈现另一方的陈述和观点，以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这一事件。
结怨“红八月”
事情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革初期。
文革发动前夕，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成立并亲自主持了保密级别甚高的“首都工作组”，甚至林彪、江青都未能与闻。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下设七个小组：部队指挥组、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清查)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之后北京出现的红卫兵打流氓、抄家、遣返等，都可从这一初始布局中找到依据。
1966年8月初，北京发生流氓用刀刺伤47中红卫兵及砍伤外交人员等事件，被定性为阶级报复。之后，北京出现了镇压流氓的高潮。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授意下，凡是在公安机关“挂了号”的、哪怕只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员，都由基层派出所提供名单、地址，由红卫兵抓到各个学校，实施“群众专政”。在这一过程中，多人被打死打伤，这一事件被称为“打流氓”。
由此，老红卫兵(又称“老兵”，指文革初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以干部子弟为骨干)和“流氓”之间结下了梁子，为日后双方的打群架埋下了伏笔。到了1967年，对老红卫兵们来说，却已换了人间。
曹都都记得，仿佛一夜之间，他的父母成了黑帮。他家所在的海军大院里，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大都遭受了批斗和关押，靠边站了，还不时传来谁谁受虐致死的噩讯。王冀豫回忆，他所住的空军大院里，家里的大人不是被隔离审查，就是出去“三支两军”了，很多家庭只剩下“留守儿童”。
老红卫兵自己的组织－－曾经风光一时的“红卫兵纠察队”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等，也先后遭到中央文革镇压。一群奉旨造反、制造“红色恐怖”的未成年人，被挑唆和利用完毕后，摇身一变沦为“可教育好的子女”。“那种‘沉舟侧畔’的感觉，当时的民众也许很难理解。”曹都都说。
这些少年身上开始躁动着一种无法无天的暴力倾向，成群结队游荡街头，打架斗殴。他们之中，“王小点”的名头渐响。
王小点，大名王南生，1949年出生于南京，其父王文轩曾任国防部五院(七机部前身)副政委，开国少将，文革后出任中纪委委员。
在部队大院中长大的王南生，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不能欺负人但绝不能被人欺负，要打架就要打胜。曹都都说，他们在外行动，常常是群体而上，谁胆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会被奚落甚至孤立。
文革开始的1966年，王南生在北京翠微中学初三读书，1米8左右的个子，是学校的篮球健将。8月，他和另外6个同学在翠微中学发起成立了红卫兵。“那时候，中学生比大学生有战斗力，初中生比高中生有战斗力。”他说。
失势之后，老兵们开始到处捣乱。按王冀豫的话，他们虽然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了，但是还可以收拾流氓。
1967年5月29日，红卫兵成立一周年的时候，老兵们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纪念大会，有组织地喊出口号：“镇压流氓！打倒流氓！”
“小混蛋”崛起
不光是老兵们，在“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最高指示的不断煽动下，几乎各个阶层都被唤起了暴力的潜质，特别是“痛打落水狗”式的群体暴力倾向。经过“红八月”残酷打击的玩主(又写作“顽主”)，休养生息，开始复苏。他们以地域为界，形成了一个个“码头”，并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兼并和冲突。
其中，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混蛋”渐成气候。“小混蛋”本名周长利，为北京西城区积水潭、新街口一带平民子弟玩主的首领。周长利的出名并非因为打架凶猛。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领头人一般是不动手的，“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混)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善于策划和组织，名气越叫越响。
“小混蛋”的另一左膀右臂、后来曾写作《天字》系列小说的王山(网名“四横竖”)认为，“红八月”过后，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老红卫兵的再造反心理。但起初，由于老兵打流氓运动的余威尚在，顽主方面羽翼未丰，双方基本井水不犯河水。双方的第一战，发生在1967年的6月，地点在西单闹市。
据王山说，事情的起因是：前一天，周长利等人第一次进到属于老兵传统地盘的新侨饭店吃饭，遭到讥笑。当天，他又因戴了墨镜(这被认为是高干子弟的专利)，在西单商场里被老兵羞辱。怒火中烧之下，周长利不问青红皂白把35中的老红卫兵卫×打得头破血流，还抢走了他的军装和鞋。
这之后，双方冲突不断。根据《1968年的北京江湖》一文，边作军称，在月坛公园，周长利带着两个人靠苏式武装带突围，七八十个老红卫兵没拦住。在紫竹院公园，周长利一方以10人对付80多个红卫兵，不但以少胜多，还抢了对方11辆自行车。
但在王南生等看来，这纯属无稽之谈。据他们所知，当时北京没有发生过这等规模的打群架，否则他们“早灭了小混蛋了”。
无论如何，双方积怨日深，确是事实。
导火索
1968年6月间，几天内接连发生的三件事，就与“三校”这个群体直接相关了。
第一次是刘沪生和几个朋友到北海公园划船，结果有人被抢去了军装，还被钢丝锁打破了脑袋。事后，小邱子带了一个人来到北大医院，塞给刘沪生50元钱。“当时50元钱比工人一个月工资还高呢！”刘沪生说。他问小邱子是谁干的，小邱子不说话，说：“这事就这么算了吧！”后来刘沪生才知道，那天跟小邱子一起来的，就是“小混蛋”，他来查看情况。那是刘沪生头一次见到“小混蛋”。
不久，刘沪生和姜晓军、苏新民在西四一带理发，姜独自出去买冰棍，看见小邱子，打招呼间，对方一群人围了上来，问他：你哪的？姜反问：你们哪的？那伙人说：我们是“小混蛋”。姜说：我是“三校”的。那伙人说：叉的就是你们“三校”的！话音没落，一人从背后给了姜晓军一刀，捅在了肩胛骨上，另一个给他大腿一刀，捅断了一条肌腱。
王南生与姜晓军相熟，得知消息后去看他。在他看来，“叉的就是你们三校的”，这是在公然向老兵挑战了。他把身上的钱都给姜晓军留下了，还撂下一句话：“晓军，你好好养伤，我一定给你报仇！”
冤家路窄。仅仅在第二天或第三天中午，还是在同一个地点－－西四丁字街，双方就狭路相逢了。
对方用刀顶住王南生的后腰，双方口角了几句，但没动手，本来都要擦肩而过了，王南生突然听到弟弟王毛点的喊叫，扭头看见弟弟正被追打。他把自行车一扔，拿起车上的钢丝锁，迎面冲了过去。
据边作军回忆，他当时从旁边一个木箱子上卸了一根抬把，迎面朝王南生抡过去。
王南生抬手一挡，瑞士手表被打飞了，棍子上面的钉子划破了他的肩头和手臂。
混战时，周长利一直没有动手，双手叉腰，独自站在路边观战。打完架，王南生走到他跟前问：“你就是小混蛋？”周长利很沉稳，没动，也不说话。
“你记着，三天之内我要不碎了你，我那个‘王’字立起来写！”王南生说。
当天傍晚，王南生和刘沪生等人去西城公安分局报案。警察提到，他们正要找小混蛋找不到。王南生说：“那好啊，我们帮你们找。找到之后，把他送到你们这儿来，可以吗？”对方表示欢迎，但提醒他们，不能打人，可以自卫。另一个警察还补充道：“你们只要不打死他就行。”
因为衣服上都是血，王南生没敢回家，在学校过的夜。大家分头串联，邀约各大院的老兵，第二天一起去找小混蛋算账。
集结
边作军记得，那一天是1968年6月24日。早上，他和“小混蛋”等8个人按约定在北京动物园集合，先在早点铺吃饭，准备饭后乘车去香山。因是出去玩，他们没带家伙，还带着吉他。但王南生和曹都都确信，那天是6月23日。
王南生清楚地记得，那就是在报案后的第二天。曹都都则记得，那是个星期天，亨得利表店在文革中首次开始卖进口手表。他去排队为家里买表，因此错过了集合时间。
集合地点在王南生所在的翠微中学。早上，老兵们陆续赶来。“小坛子”（姓谭，其父时任工程兵副司令）也来了。“那时候，我们这帮‘三校’的人对小坛子印象不大好。因为小坛子经常跟小流氓混在一起，和“小混蛋”也很熟。”王南生说，“那时对那些不入流的干部子弟，我们也照样动刀子。”因此，他故意当着小坛子的面大声说：“今天谁也别给“小混蛋”说好话，谁要是给他求情，别他妈怪我翻脸！”
出发时，大概有二三十人，骑着自行车，带着家伙。一路上，城里的老兵们不断从建工部、国家计委、物资部等大院里出来，汇入车流。据说，最多时达到一二百人。
刚开始，听说“小混蛋”可能在北海公园一带，队伍涌向北海公园方向。后来又听说，他可能在北京动物园一带。于是，后队变前队，都往动物园赶。
遭遇
据边亚军回忆，他最先吃完早点，一出来，就看见黄压压的一片（解放军旧式军装为黄色），立刻大喊：“他们在这哪！”之后扭头狂奔。刚好一辆公共汽车已经启动，他扒上了车门跑掉了。
当时，动物园的对面是一片商业区，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铁道，铁道边上是条土路，通向二里沟和甘家口之间。“小混蛋”和小邱子就顺着土路往西跑。
老兵们追了上去，先把小邱子打倒在地。小邱子躺在铁路上，谁过来都要上来刺一刀。刘沪生看他快不行了，就在那护着他，不让别人再刺他了。刘沪生至今认为：“小邱子挺仗义的，在后面护着，要不然“小混蛋”跑不了那么远。”
小邱子一共挨了20多刀，后来缝了100多针。据说，那之后他就废了，不再当“佛爷”（即小偷）了，以修鞋为生。
其他的人继续追赶“小混蛋”。当时，江小路因参与“粮校武斗”事件，刚被公安局放出来不久，身体虚弱，坐在别人的车架上。他看到，“小混蛋”身材不高但很匀称，肌肉发达，“跑起来非常矫健，像一个运动员”。在103路电车二里沟站前面，“小混蛋”被截住了。最先追上来的，是王南生的弟弟王小六，以及建工部、百万庄申区的几个人。他们命令“小混蛋”跪下，扒了他的裤子和鞋，摘了他的手表。
“小混蛋”突然挣脱开去，只穿着绿色军用线袜朝前跑。老兵们追上去，有人朝他背上砍了一菜刀。他停了下来，一群人骂着，一路推搡着他走。
重创
王南生赶到时，“小混蛋”正被押着迎面走来。小胖子、刘xx等人在后面用刀子顶着“小混蛋”，王小六夹着他的鞋和裤子。
“小混蛋”后背有一道五六寸长的伤口，白衬衫上一片鲜血。“这一菜刀我知道是谁砍的，但当事人不愿讲，我也不提了。”王南生如是说，“不过那一刀只是皮肉伤。”
看见王南生，“小混蛋”说：“小点，你的手表丢了，我赔你。”王南生说：“你不用说赔我，我知道你会偷，你的东西都不是好来的。”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苏xx推开了。“小点，别跟他废话了！”苏上来就给了“小混蛋”头上一锤子，是那种一头尖一头圆，专门供铁路检修列车用的。
据后来审讯王南生的公安人员向他透露，根据医院的尸检报告，“小混蛋”受了三处致命伤。这是第一处。
“跟着，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全总的祝xx用一把裁缝用的大剪子，刃部有20公分左右长、3公分宽，一下子从锁骨上方扎进去了，可能伤到了血管，血就从胸前流出来了。这是小混蛋所受的第二处致命伤。”王南生说。
“周围的人都在嚷着：“小点，让我剁一刀！”“让我给他一叉子！”我喊道：“都别他妈打了！他都给你跪下了，还打他干什么？！把他送公安局去！你们走吧，都别管了！”以后，大部队陆续散去。”
最后一击
王南生打算先把“小混蛋”送到附近的海军总医院。正好旁边有个骑车看热闹的路人，刘沪生遂命令他：“你过来！骑车带上他！”他不干，说：“这人浑身全是血，我不带他。”刘蛮横地说：“你带不带？你不带他，连你一块揍！”此时“小混蛋”还很清醒，对那人说：“你就带着我吧，弄脏了你衣服，我买新的赔你。”
那人不得已，带着“小混蛋”骑在中间，王南生骑在最左边，在他们之间是小坛子。“小混蛋”的右边是马猴子，再边上是刘沪生。一群人沿着水电科学院所在的路向海军总医院骑去。
突然，有人拿着擀面杖冲上来，一下子打在“小混蛋”头上。“我冲后面跟着的人喊：“你们他妈的别打了，血都溅到我身上了！””
这时，“小混蛋”向王南生求情说：“小点，今天放过我吧。”王说：“别废话！现在先把你送医院治伤。完了以后，送你去海淀公安分局。你呀，玩到这儿就算到头了！” “小混蛋”可能不想进公安局，于是又转向旁边的小坛子：“你跟点儿说说，我服了，放过我吧。”
这时，一群人都看着小坛子，眼露凶光。小坛子挂不住了：“你他妈废什么话，你以为我不敢叉你？！”说着，一刀扎了过去。
“小混蛋”两腿一蹬，身子一下就直了，然后直挺挺地从车上栽下来，倒在了地上。
后面跟着的一些人又拿着菜刀拥上来了。“这是流氓装死！小点，你别管他，我们要打他了！”
“小混蛋”撑着坐了起来，正好面对着王南生，说了一句：“都叫你们红卫兵爷爷了，救救我，救救我！”说完，扑通又倒下了。
王南生看他身体还在动，喊道：“谁也不许打了！”他跑到路边的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的传达室，想借电话叫急救车，传达室的人死活称“电话不外借”，他只好拜托对方给公安局和海军总医院打电话。
这时，有人把他从传达室里拉了出来，让他赶紧走。他对呆若木鸡的小坛子说：“你还不赶紧走，这一刀出事了！你记住，什么都别说，赶紧走！”
人散后，江小路才赶来，在周围转了一圈。“心里觉得挺恐怖的，地上好多血。”
等曹都都回家放下表去找队伍时，路遇熟人，说架已经打完了，对方没几个人，根本不堪一击。中午时分，他去海军总医院看了看。门诊楼内乱糟糟的，门外一辆板车上还有血迹。他听说，人拉来时就已经死了。“我们”要说的话
顽主周长利
无论是王朔还是谁来扮演，当小浑蛋唯一的一张照片出现，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去除夸张。妹妹周秀兰不知道该不该公布照片，“有人说哥哥行侠仗义，有人说地痞流氓，但起码这是真人真事”。周秀兰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周长利死了四十年，依然能从各种渠道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她的理解是，“哥哥从小就人缘好，嘴甜，他从没为家里的事打架，都是帮朋友打完架，回来再被父亲一顿揍”。周长利的朋友告诉笔者，周的水性很好，在颐和园还救过落水儿童，和一统北京江湖的老大形象很不一样。“电视剧里都把我哥哥描写成冷血动物了，胡说八道。”周长利的父亲传说中是蹬三轮的，其实是第三机床厂的锅炉工。家里六个孩子，周长利是大哥。“父亲特别严厉，家里也穷，哥哥带着两个小弟弟睡。到了一九六六年他上初中就停课了。那时工作都是等分配的。”
周秀兰一直以为，周长利就是红卫兵，但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主力大多由各机关大院的高干子弟组成。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血统论下，青少年很快就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八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邻里关系非常好。今年七月这个楼已经拆除，楼前就是西海的北沿。如今，拆迁的地方被围成了工地，也挡住了二环路的喧嚣。西海的北沿被圈成了鱼塘，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钓鱼，安静得像公园。沿西海不远有装修精美、价格不菲的四合院。周长利的朋友边作军回忆，楼前不远应该有台阶延伸到水里，因为他曾经把周长利的尸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挪下去清洗。但现在台阶都已经不存在了，据钓鱼人讲，这里已经修了十几回，已经没有印象曾经有台阶了。周家弟弟在德胜门的烟摊也早在八十年代消失。
在周家弟妹们的记忆中，哥哥从小练武术，谁生病了都是哥哥背到医院，还买三分钱一包的米花糖给大家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总说，他吃过了。”但在社会上，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浑蛋”已经颇有口碑。北京的顽主群体大多出自贫民，他们打群架，保护自己管辖领域的“佛爷”（小偷），并和红卫兵势不两立。周长利的弟弟周长生说，母亲还把哥哥买的食物踩在地上骂，“觉得来路不正”。尽管杀死周长利的王小点等老红卫兵至今还在强调，“小浑蛋”是小偷，他们是为民除害。但稍微一打听就有四十岁以上的老顽主说，“顽主是顽主，佛爷是佛爷，顽主怎么可能是佛爷？我们最看不起的就是佛爷，哪看见两眼冒贼光的，我们就上去‘洗’了。佛爷都得管顽主叫爷爷，得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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