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在陕西和贵州探望基层的新闻占据了中国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纪检老干部团拜会上的讲话也在舆论场广为传播。领导层在新春之前与基层群众和老人交流并表达问候，是十八大后中国形成的政治传统。因此习李王等人的集中现身也非偶然为之，通过这种高层集体行动而各有侧重的安排，能够向外界传达出其内部的团结一致。
中共十八大后，新上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其实观察者应当早有察觉，习近平最高领导人地位的确立，胡锦涛“裸退”，江泽民表态需要一位习近平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习李王等政治局常委之间的统一行动和默契，坊间政治斗争论急剧降温，反腐、改革、军事、外交方面推出大动作时几无杂音，共同展现了本届执政团队领导层的“集中统一”，如今甚或可谓中共30年来凝聚力最强、最团结的一个时期。
习李步调一致再现“集中统一”
自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与李克强在春节之前探望基层渐成惯例。在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内的春节前夕，习近平分别到过甘肃、内蒙古和陕西，李克强分别到过内蒙古、天津和贵州。在时间点上，习李二人基本保持了同步，只是调研慰问的地区和讲话内容有所区别。在此期间，习近平相关的新闻被置于门户网站的头条，紧跟着就是李克强的新闻。虽然对习近平与李克强新闻位置的安排有所侧重，但是就其探访本身来说，习李二人都可视为中央的代表，表达了领导层对基层民生的重视，对群众路线的坚持和实践。
事实上，习近平与李克强的统一行动不仅体现在这一方面，在布局中国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时，习李二人的动作也同样协调一致。在2014年中国实施高频外交为海外投资开拓空间时，在解释中国道路化解意识形态争执时，习李也在同一时期密集外访。分析人士认为，一般而言，同一时期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代表中央者仅有一人，即中共总书记，如此才能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权位的明确、高层政治圈的团结一致。如果有两人或多人同时出现、分路而行且各有侧重，容易使外界产生缺少中心的猜想。在一些热衷权力斗争，对政治排位过于敏感的观察者看来，这些细节和表象背后很有可能存在某种权力斗争。但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即使习李在具体观点中难免有所差异，但是其共识显然要远远多于分歧。两人同时代表中央治国理政的现象，恰恰说明了其主题目标的一致，共同的职责和使命，以及两人之间的默契和重合。
当然，在最顶层的权力构架中，习近平是当之不愧的最高领导，这尤其体现在决策和监督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进入执行层面时，或许需要习李等人中央层面的合力才能推动中国这一过于庞大的“磨盘”，并使之更为顺畅地运转。十八大过后初期，外界曾仿效上届“胡温体制”的称号提出“习李体制”，后来随着习近平权势、威望日著，又过于强调习近平的个人作用。其实还应该注意到，中共领导集体在十八大后两年内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也就是在习近平最高领导地位确立的同时，中共决策层所呈现的一种极为团结凝聚的现象。这一场景在中共近百年历史上也极为少见。
30年内凝聚力最强时期
在中共建国之前的革命和战争年代，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逐步确立是一条观察其高层动态的重要线索。苏联派驻与中国本土群体之间，左倾与右倾之间，以及不同派系之间一直存在复杂的斗争。最后在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手腕整合下，在延安建立起一个以自己为唯一领袖的革命领导群体。高层的这种团结、稳定和高效，是中共能够度过抗日战争，不断发展壮大，驱逐国民党，最终上台执政极其关键的因素。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建国初期，毁于毛泽东在晚年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斗争。
文革之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人共同组合成新的领导团队。固然没有了毛泽东式的绝对领袖，但以邓小平为核心，还是实现了执政群体的高度粘合。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使国家恢复到正常的发展道路，是老领导们的共同目标，也是这种凝聚力得以形成的基础。不过，这种状况又因改革具体方式和速度等方面的分歧被打断，并出现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位中共总书记被换的极端现象。在江泽民执政时期，得益于邓小平对其“核心”的定位，中共高层表象上维持了较为团结的局面。不过客观地说，矛盾争执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只是被压制被掩盖住了。因为不仅有尚在人世的老人们身影，“六四事件”的“后遗症”在高层政治中也有所反映。另外，在政治社会生态环境急转直下的背景下，左与右的意识形态的争执也逐渐向上蔓延。在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期，又出现了失去“核心”的新情况，胡锦涛权势难树，江泽民余威仍在，导致中央层面权势弱化，中央与地方“山头”隐现。
以此来看的话，习近平执政时期中共高层的这种团结统一的局面，是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第三次出现。这三次出现有一个特殊规律，即都是经历过严重的动荡和危机之后，经过深度的权力架构调整才实现的。比如在这三次团结局面之前，毛泽东经历过多次革命挫折和长征，邓小平经历过文革等政治运动，习近平也经历过权力失序、帮派山头、腐败、意识形态激荡等所导致的中共执政危机。即使是在江泽民时期表面的团结之前也经历过“六四事件”。
中共第三次否极泰来
相对而言，第三次的新局面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尽管如此，也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在执政末期权势最盛时的胡锦涛在十八大“裸退”，经常借助各式场合表达个人存在感的江泽民也作出中国需要习近平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的表态。老人们的对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支持，避免了自中共建国以来就存在的“老人干政”的再现。而“核心”或最高领导人的确立则是政治稳定巩固的关键。
或许在薄熙来事件发生后，中共十八大之前，当时的领导集体就已达成共识：高层的集中统一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于是，“集中统一”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重构的原则之一。表现在中央就是，习近平最高领导地位的强化，其他领导人物的相对弱化，以及以习近平为主导的中央集体的一致行动，比如由习担任组长的各式领导小组的成立；表现在中央之外则是，通过反腐打击朋党势力，削平中央与地方“山头”，打掉与中央和公共利益不一致的利益集团，通过党纪国法的监督抑制地方与个人，重塑中央权威。
意识形态方面的整合也不可忽视。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争议，主要分为主张走普世价值的一方与走中国特色道路的一方。现在显然已经有了答案，而且明确之后即不容再有异音。此前曾有消息透露，十八大前两位“红二代”孔丹和秦晓曾就此展开激烈辩论，现在来看，那场辩论的意义很有可能被低估，或许是中共“红二代”群体在集体性上位前的一次意识形态整合。此后，中共执政团队的意识形态就被明确，至今几乎没有出现任何与中央不一致的声音。不止如此，以往颇为高调的官员如汪洋等，也低调了很多。这种中共团队整体一致的现象，不仅是源于中央权威和党纪的加强，还是其内部意识形态融合成为共识的结果。观察人士表示，相对于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整体生态环境出现了较大的改观，似有“否极泰来”之意。一方面，中共面临着政纲失序、经济下行、执政危机、腐败、特权等方面的高压；另一方面，中国又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比历史上都更接近其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分别是中共自我整顿的压力和动力。在这种趋势发展下，中共及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值得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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