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地上，江姐这个名字大家耳熟能详。她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而说出的“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这振聋发聩的话语，被无数人们引为战胜困难的座右铭。江姐钢铁般的意志让人肃然起敬，而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她柔肠百结的情感故事，更是催人泪下。
组织决定让他们假扮夫妻
1943年5月，在成都工作的江竹筠接到了组织给她的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回重庆与中共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以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
当时彭咏梧的公开身份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但因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十几个人的单身集体宿舍，这对开展地下活动非常不利。恰巧在这时，中央信托局刚修好职工宿舍，因此组织上决定彭咏梧以家属要来的理由申请分房。作为业务骨干，彭咏梧的申请得到同意，他分到了一套住房。但是，彭咏梧要求把在云阳的妻子、孩子接来的请求却没有得到批准。
当时根据地下党组织决定，彭咏梧从云阳、万县县委书记的岗位上调到重庆。他到重庆不久，即经过组织同意，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叫她带上儿子到重庆来。但是，因当时儿子彭炳忠正在出麻疹，而妻子谭正伦借钱与人办的一个家庭纺织作坊也刚刚开张，无法脱身，于是她回信给彭咏梧，希望过段时间再去重庆。
谭正伦的这封回信，却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担心和警惕。因为，当时重庆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极大破坏和不堪设想的后果！
而彭咏梧来重庆时，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在公开介绍彭咏梧时，说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北平银行当过职员，因此，如果他与云阳老家的通信被特务邮检发现，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重庆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建议彭咏梧立即断绝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络，包括与妻子的通信。而现在，正需要有家庭做掩护，彭咏梧提出把妻儿接来，本应是可以的，可考虑到彭咏梧的工作性质，特别是整风期间，有大量的文字工作和联络工作需要处理，一个普通的家庭不能起到帮助老彭工作的作用。因此同志们提出，能够掩护彭咏梧的，应该是稳健而有学识、能应付各种复杂环境、有斗争经验的党内的女同志。
在人选的问题上，市委经过讨论，选中了虽然年轻但却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江竹筠。
江竹筠，1920年出生在四川自贡一个贫苦家庭。8岁时，由于家乡的一场特大旱灾，江竹筠姐弟在母亲带领下，从自贡乡下到重庆，投奔三舅李铭义。12岁时，接受三舅的安排，进入由慈善家刘子如和李铭义合办的孤儿院小学读书。
1936年秋，江竹筠小学毕业，考入南岸中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向来文静不爱出风头的江竹筠坐不住了。
暑期到了，她不再像过去那样潜心帮助母亲谋生，而是和同学们组织了歌咏队、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演话剧，唱救亡歌曲，贴标语。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洗礼下，江竹筠迅速成长。
1939年春天，江竹筠读高中。就在这年的夏天，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政治生命。
1941年，21岁的江竹筠完成了中华职校会计专业的学习，被地下党组织安排到宋庆龄、邓颖超领导的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按照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作出调整重庆地下党组织、紧缩党员数量的决定。她被川东特委指派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
1942年下半年，江竹筠与她的上级区委书记魏兴学接头时，两次发现有人监视，于是党组织立即决定她转移撤退。江竹筠离开慰劳总会，考入綦江铁矿当会计。
1943年初，组织决定安排江竹筠到成都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合作社工作。
一种特殊情愫在他们心中悄悄滋生
对于彭咏梧来说，他与江竹筠虽未曾谋面，但却是神交已久。从1941年8月起，彭咏梧除全面负责市委工作外，还具体负责建立和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学生运动。
江竹筠是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的党员正是在彭咏梧具体负责的这一地区，两个人的工作神秘地交叉着。
江竹筠的上级魏兴学向彭咏梧经常讲到新市区女区委委员江竹筠，说她虽然年轻，却稳重、干练，不仅把新市区的女党员联系得很成功，而且把沙坪坝一带高校的工作领导得隐蔽且卓有成效。
可是没想到，他和江竹筠的相见竟会是组织上给他安排的这样一个十分尴尬的场面。
对于江竹筠来说，这份任务的困难绝不亚于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扮假夫妻确有很多具体问题。朝夕与一位男同志在同一间屋里共同生活，白天是一套，晚上是另一套，又要使旁人看不出是假的，这毕竟不是在舞台上演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万一露了馅怎么办？还有，假扮的时间有多久，要是时间长了，真的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怎么办？
假扮夫妻的生活考验着彭咏梧，也考验着才23岁的姑娘江竹筠。刚开始时，她是那么不习惯。邻居称呼她“彭太太”时，她差一点忘了自己已“为人妻”，以为不是叫她。她立即警觉起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有强烈的掩护组织领导的责任感。
那时，彭咏梧有严重的肺病，工作担子重，急需合理调配膳食。每当彭咏梧工作到深夜，她就把煮好的莲米汤送到他的桌上。
邻居们发现，彭咏梧虽是白领阶层，却没有当时那种成功男人们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他对江竹筠十分尊重和爱护，除了必要的应酬外，他总是下班就回到家里，帮着做一些家务。家里的重体力活，他总是抢着干。邻居们经常看到他们手挽手，有说有笑地出去散步。
邻居称赞说：“这对年轻人真有教养，没听见吵半句嘴！”
为了使这假戏真做到位，江竹筠毅然决定把彭咏梧以她“丈夫”的身份介绍给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江竹筠还带着彭咏梧去拜访三舅李铭义，稍闲时还将亲朋好友约到一起聚会。
她亲热地叫彭咏梧“四哥”，亲友们也跟着她这么称呼，而彭咏梧也亲热地称她“竹”。人们都以为他俩是一对真夫妻，就连江竹筠的母亲也一直以为彭咏梧就是自己的女婿。在这个“家”里，她关起门来就能自由地阅读党的文件，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得到彭四哥的指点，这样的机会到哪里找呢？整风学习运动开始后，她一面帮助彭四哥工作，一面联系实际扎实地学习整风文件。她总是不断地向他的“假”丈夫、“真”领导虚心求教，彭咏梧也不厌其烦地向她说明解释。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特殊的情愫在两人身上悄悄地滋生，但是，谁都没有捅破感情上的最后一层薄纸。
两地分离，剪不断、理还乱
1944年的春天，江竹筠同挚友何理立一道去《新华日报》营业部买苏联小说《虹》，从报社出来，被特务跟踪。她们发现后，想了很多办法才甩掉了“尾巴”。
党组织知道后，为了保障市委机关的安全，决定她俩先后转移到成都，于是江竹筠离别了这个纯洁无瑕、温馨惬意而又充满戏剧色彩的“小家庭”。
到成都后，江竹筠根据组织安排，考入四川大学。当她静下来，梳理着和彭咏梧的感情时，却发现这份情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这次分离，也让彭咏梧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失落感。
这种情感的折磨很快就结束了。当时组织上鉴于工作需要，批准她与彭咏梧正式结婚，组成正式的家庭！当得到这一喜讯时，江竹筠的内心里充满了矛盾。
从内心里，她是那么地爱彭四哥，能够与彭四哥结成真正的夫妻，是她心里期盼已久的。
但彭四哥已经有了妻儿，他的妻子----么姐谭正伦又是一个那么贤淑、对他帮助那么大、付出那么多的好女人。虽然彭四哥也深爱着自己，但他是那么传统，那么理智，能忍心抛弃糟糠之妻吗？如果是这样，她岂不是陷自己最爱的人于不义之中吗？
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终于见到了分别半年的彭四哥，他俩都万分激动。
这迟来的蜜月让彭咏梧和江竹筠都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但在他俩的心中又都深藏着另一份复杂情感----对谭正伦深深的歉疚。
转眼暑假就过去了。亲历了重庆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欢盛况，带着新婚蜜月的喜悦，1945年8月下旬，江竹筠回到了成都四川大学继续读书。在学校，江竹筠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运中。这时，她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他们爱情的结晶也悄然来到了。
但当时不能通信，为了让丈夫及早知道，她甚至步行几十里路从成都九眼桥到金牛坝，将这一喜讯告知在四川省驿运管理处的好友何理立，希望她能有机会带信给彭咏梧。但何理立此时已回重庆，不再到成都，只有好友王珍如。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珍如。
怀孕后的江竹筠，克服了妊娠反应带来的痛苦，一如既往地坚持学习和投身于学运之中。
这个寒假，江竹筠没有返回重庆与丈夫彭咏梧团聚，而是留在了成都。
为革命，生子后坚持做了绝育手术
1946年春天，江竹筠要生产了。她借住到川大附近文庙街姓丁的中学女同学家里。4月初的一天，江竹筠难产，她的同学找了一辆黄包车，把她送到华西医科大学协和医院妇产科住了下来。由于难产，需要做剖腹手术。手术前，江竹筠作出了大胆的决定：请求医生在做剖腹手术的同时，为自己做绝育手术。
江竹筠何尝不想多要孩子，享受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可是如今斗争越来越残酷，前方的道路更加艰辛，为了今后工作的方便，只能忍痛割爱啊！
在她的再三坚持下，好友董绛云签了字，医生才给她做了绝育手术。半个月后，彭咏梧才闻讯匆匆赶来。得知竹筠做了绝育手术，彭咏梧虽然很难过，但对江竹筠的行为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当时孩子还未取名，彭咏梧看了看一旁的董绛云，说：“孩子是云阳人，出生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又是在董绛云她们帮助下生的，就叫彭云吧！”
彭咏梧不能久留，很快回了重庆。1946年7月中旬，根据组织决定，江竹筠返回重庆，负责布置好市委的机关，协助老彭搞宣传和学运工作。江竹筠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儿子彭云，从成都回到了重庆，回到了丈夫彭咏梧的身边。江竹筠以丈夫彭咏梧的名义，在大梁子青年会的三楼租了一套住房。
为了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在江竹筠舅父的帮助下，她去了舅父和冯玉祥合办的敬善中学做了兼职会计。
江竹筠和彭咏梧在共同的生活和秘密工作中，感情一天天深厚。但他俩都在心底里牵挂着另外两个常叫他俩揪心的人----彭咏梧的原配妻子和大儿子彭炳忠。
“必要的时候，我愿意把你还给她”
一次偶然的机会，彭咏梧知道了谭正伦和大儿子炳忠的下落。
1946年11月7日晚上，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地下重庆市委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举办了一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九周年的电影晚会。电影快开映时，彭咏梧正匆匆朝电影院走去，突然听到身边有人惊喜地轻唤了他一声：“邦哥！”
彭咏梧惊诧地侧身一看，竟然是多年没见的谭正伦的堂弟谭竹安！
自从收到丈夫的信后，谭正伦就一次次给丈夫寄信，但总是只见飞鸿去，不见雁归来。
1941年，谭竹安考进免费的中央工业专科学校。临行前，谭正伦紧紧抓住堂弟的手，一再叮嘱：“竹安，你一定要访到姐夫的下落。”
到了重庆，谭竹安除了读书，假日时间几乎都用在寻找姐夫的事情上。他四处托关系打听姐夫的下落，但都是无功而返。
1943年冬天，谭竹安从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毕业，考进了社址在较场口附近的《大公报》做资料工作，而且有幸结识了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的夫人、地下党员方卓芬。
开始，谭竹安只说是打听亲戚的下落，方卓芬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并对他违反地下组织纪律的行为给予了严肃的批评。最后，谭竹安只好把他和彭咏梧的关系以及他姐姐的情况和盘托出。他震惊了。经过痛苦的思考，他决定干脆对么姐瞒下这件事情。
与谭竹安见面的事，彭咏梧本想瞒住江竹筠，但细心的江竹筠仍然察觉了。她真挚地对老彭说：“四哥，我了解你的心情，我和你一样，对么姐都怀着歉疚。你对么姐感情的执著，恰恰证明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不仅丝豪不影响我对你的爱，反而更加深了我对你的爱。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在必要的时候，我愿意把你还给她。你放心和竹安来往吧。这几年，他们够苦的了。”江竹筠的一席话，说得彭咏梧热泪盈眶。他为自己当初的想法而感到羞愧，他紧紧攥住竹筠的手，声音哽咽：“竹筠，谢谢你的宽容和大度。我彭咏梧何德何能，竟得老天如此恩赐，把两位这么好的女人派到我身边，今生今世，我真不知道如何回报你们的深情。”
“全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你能谅解吗”
一天，一位青年来找江竹筠联系工作。江竹筠跟平常一样，热情地接待，细心而又简练地布置任务。在交谈中，当得知这青年就是谭竹安时，她立刻明白这是党组织暗中的善意安排。
布置完工作后，她亲切地问起他的生活以及家庭情况。江竹筠的干练和平易近人，已经给这位青年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江竹筠问起他的家庭情况时，他很是感动，禁不住冲动地把憋在心里很久的对姐夫及江竹筠的看法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
江竹筠没有打断他的话，她一直面带微笑，静静地听着谭竹安的倾诉。等到竹安说完，她才轻轻地说：“我就是你说的江竹筠……”
谭竹安顿时惊愕万分，怔怔地看着面前这个依然微笑着的大姐姐。
“竹安弟，你是不是很恨你姐夫这样抛弃了你姐姐，也恨我这么狠心地夺走了你姐夫？”江竹筠依然微笑着温和地说，“其实，我和你姐夫也都不愿这样，我和四哥假扮夫妻一两年，我们都一直克制着感情，一直没有做过对不起你姐姐的事。你姐夫对你姐姐的这种忠贞，一直让我敬佩，说实在的，这一点，也在很大的因素上让我更倾慕他。要不是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让我跟他真正结婚，我想都不敢想。为这种情感，我和你姐夫都承受了很长时间的煎熬。地下工作太复杂了，它的特殊性你慢慢就能理解。你能理解我和你姐夫从同志到战友再到夫妻这种情感经历吗？我也觉得对不起你姐姐，其实，你姐夫在这件事上的不安比我还要深呢，但全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竹安弟，你能谅解吗？我和你姐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你能理解我这种想法吗？竹安弟，我们互相谅解，好好工作，以后就姐弟相称，好吗？我们其实已是一家子了，是吧？”
谭竹安听着，禁不住地点头。
他想不到江竹筠如此亲切又如此直率，一点也不回避自己的真情实感，心里感慨万千。这么好的一个女人，连自己都一见生敬，有江姐这样优秀、干练的女同志做姐夫的助手，对工作多么有利，这的确也是自己的亲姐姐在这艰险的地下工作中不能替代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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