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方舟子

一

有一位老人叫何祚庥。

有一个更久远的典故叫“二桃杀三士”。

何祚庥老人抛出一个鸡肋一样问题：“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引起方舟子、廖晓义、诸多智士名流竟相争论，一个农业文明早期的泛道德性话语由当代文化、科学界名流来大辨论，本身就是件可笑的事情，因为，这句话与“应该爱护小动物”一样，不是科学问题，是个泛道德问题或伦理学问题。结果，方舟子、廖晓义还有《新京报》编辑曹宝印都被扯进来，讨论问题不打紧，关键是这么三位我尊重的人士竟动了真格“厮杀”了起来，真可谓一题“杀”三士。

我尊重方舟子，因为他的学术打假事业对我国文化学术生态贡献巨大；

我尊重廖晓义，因为在一个急功近利、无视生态的时代她致力于环保公益事业；

我尊重《新京报》（曹宝印），因为《新京报》在京城诸多同类报纸中品位高洁、执义仗言。

而这三位人士中，方舟子攻势最为凌厉，他神通得一如电影中的“FBI”（美国联邦特工）他知道廖晓义的女儿帮妈妈写文章参与对他观点的讨伐，他还知道曹宝印在网上化名“嘿呵呵”对他进行批评！他还能将北大哲学系“一锅端了”，让他们改名叫“弱智系”！

由于不能及时反映自己观点，方舟子不仅辞去了《新京报》专栏作者身份，还在《新语丝》网站上为此刊发郑重的声明。方舟子如此这般的作为已不是为了学术打假了，而在是维护个人那么一小小的“面子”，或者“自尊”，我看到的是一个为自己而斗的刚烈青年。

遗憾方舟子！一个人一旦为自己个人些微面子而争而论时，他就进了小胡同，无论多么伟岸的身躯都变得渺小卑微，而当一个人为公众权益而奔走呼号时，无论声音多么微弱，都会行千里而隆隆可闻。

我希望方舟子从自家的胡同里走出来，摆脱这些琐屑无聊的论题，为国家学术生态、文化生态做些调研，发些呐喊，这才是我们大家希望看到的公众人物！

二

“敬畏大自然”与“爱护小动物”同属道德层面话语。道德行为会与科学层面、政治层面或经济层面产生交叉，或产生冲突，这是必然的，道德层面的话语如果将其泛化到科学层面探讨，却是无解的！

当某一条河流上要修水坝或建水电站的时候，与是否“敬畏大自然”这句话语毫无关联，要做的是科学考察，数据量化，全面的经济学评估与环境评估，哲学家、伦理学家在这里似乎扮演不了什么角色，环保人士是“第三只眼睛”，他们往往不请自来，他们来这里不会是代表哲学家与伦理学家，而是代表人类长远利益或环境综合利益来发表意见，他们的存在是有价值的，你可以批评他们，反驳他们，但任何人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与价值。

无论是“敬畏大自然”还是“爱护小动物”，都与人类自身的智识水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自身的生存状态有直接关联，有趣的是：在“敬畏大自然”方面，人类一步步变得“胆大”起来，因为人类对外在自然认识越来越深刻，控制力也越来越强大，当然，远没有达到预报、控制地震、海啸的地步，也暂时无能力再造一个月球与太阳。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在保护小动物方面，人类却一步步将它们“人化”，动物权在向人权靠拢！你看看城市小区里的老大爷们抱着小狗小猫，与一些母亲抱孩子、心疼孩子是一样的关切！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类在平等、博爱之后，将会考虑到生命体之间的平等、博爱？因为人类已有“余力”和“闲时”来表达这份爱心，并以此获取快慰。

“敬畏大自然”是人类童年时期的语言，它不是科学时代的语言，“敬畏自然”与“敬神畏鬼”是一个级别的词，当代人怀一丝敬畏大自然之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当做主流语言来使用，则失却当代人身份。当代人的语言表达应该是“尊重大自然、尊重客观规律”，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方式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当客体，而不是当神当鬼。

而“保护小动物、爱护小生命” 则属道德的泛化。人类的道德同情是有着历史阶段性的，例如：人首先是“同情”与关怀自己，然后是家人或是“族人”，然后是“国人”，然后是同类人——“人类”，当人类的道德同情还在“族人”阶段时，他会把别的种族、部落的人掠来做奴隶、当工具，而这种奴役几乎是没有同情心与道德感的，当人类的道德同情心界定在“国人”这一范围时，它会把征服，奴役别国做为胜利与快乐，在别的国家灭杀生命、践踏人权他都视而不见，毫无耻感，而当人类把同类看成生命中一个整体时，他对奴役动物（牛、马），屠宰动物做食品也是没有同情心与耻感的，如果有，那也是一闪念，主流的社会道德并不承认地球上生命体是一样拥有不可侵犯的生命权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将宠物“人格化”，家庭成员化，这是对生命权尊重的一种萌芽状态，局部现象，人类首先会对与自己较亲近的动物（狗、猫、鸽子、兔等）予以善待，当人类的食物与人力获得革命性的变化时，动物的生命权与道德尊严就会提上议事日程，人类目前的道德状态主体部分是“人权”，有世界人权宣言与人权保护性公约，而动物生命权公约预计要三百年之后才会签订。（[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