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助理研究员的郭树清，利用从英国访学回国的机会，对民主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和苏联四国进行了实地探访。当时的东欧苏联，正处于剧变的前夜，改革并没有让这些东欧国家变得更好，哪怕是改革最早、改革最深入的匈牙利，人民的不满情绪也在增加。唯一的出路只有改革，可是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该往哪个方向走？作者并不清楚，但是通过这次游历，他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应该走出一条新路，应该更长远的规划将来。这或许苏联及东欧国家对我们的启示。原文刊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年06期。本文作者郭树清，系证监会主席、现任山东省省长。
时任证监会主席的郭树清在十八大新闻中心接受媒体采访
从西德进入东欧后高速公路突然变得狭窄起来。但车辆减少，汽车的速度反而加快了，大雨使路面上泛起白烟—1987年8月3日，我终于踏上东欧的土地，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在随后的四个星期的旅行中，莫名其妙的矛盾和困惑紧紧纠缠着我，一切好像是在预料之中，一切又好像是在预料之外。我庆幸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游客，因而能够走到任何一个对外国人开放的角落。所见所闻自然零散而且片面，但因其是亲身体验，又显得生动、具体和富有力量。
民主德国：德国没有“童话”
按照朋友的建议，我们先去西柏林。从英国过来，西柏林显得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就城市建筑而言多少还有点破旧之感。次日，我们从西柏林乘地铁到东柏林—民主德国的首都。根据官方估计，民主德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劳动生产率超过英国和意大利。1963年曾提出“计划和管理国民经济的新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是60年代东欧改革中动手最早的国家。分散化导致经济混乱，加之外来压力增强，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全面恢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那时以来，只谈完善，不提改革。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它的现行经济体制是改进了的传统模式。经济近十年来似乎不错。这个事实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解释传统体制和合理性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西方研究东欧经济改革的专家们一时也无像样的分析论证。
然而，现实对我的这些知识和了解简直是一个嘲弄。出国以来我第一次在东柏林感到如此强烈的心灵震撼。即使一年前从中国到英国时也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差别是意料之中的。之所以震撼，恐怕还和这一事实有很大关系：民主德国、联邦德国本是同一民族，东柏林、西柏林本是同一座城市。
城市建筑，除少数门面之地外，比西柏林破旧得多，环境卫生也很差。马路街道平淡得出奇。市场、商店的货物品种、色彩和样式，都显得单调平庸，缺少变化。尽管多数商品价格还便宜。如有什么新鲜物品（特别是进口商品），要么价格高的无人问津。要么柜台前就排起长龙。奶制品和肉制品都有出售，但是品种质量无法和西欧相比。我们买到了巧克力，但一口下去，竟然撕出一团羊毛。香肠则又咸又硬。买到一条高级香烟（据说是民主德国最好的），但包装不如中国的一般香烟。在一家中档餐馆进餐，菜单上看到“牛排”，叫了一个，得到的回答是“牛排无货，要不要换成猪排？”猪排很不新鲜，但邻桌一个12岁左右的小朋友却比我更感兴趣。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的盘子，以致于他的母亲不得不从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糖果，这也无济于事。他的母亲只好匆匆喝完杯中的饮料，起身带他离去。
人们都知道民主德国机电工业发达。很遗憾，我没有机会去工厂参观。但我们乘坐的火车和汽车都显得非常原始和落后。马路上也有不少小汽车，样式统一，没有光泽，个个喷吐出团团黑烟。我知道这样的汽车在西欧是不允许开的。出租汽车能够看见，但却是坐不上的。
汇率不是根据购买力平价确定的。但是黑市汇率高过官价七八倍，大概是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差距的一种标志。看到印有马克思、恩格斯头像的粉红色民主德国马克，在西柏林银行和东柏林的车站、墙角被人廉价拍卖。不能说不是一种强烈的刺激。更糟糕的是，街上的行人一律面无表情。大家似乎都若有所思，又似乎若无所思。然而没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一点比英国要好一些。我们问路，总是能得到礼貌的回答。德国人不愧是有纪律有教养的民族。
不应该从这些表面现象引出过多的结论。但是，人民生活水平与统计数字所显示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是极不相称的。1976-1980年，1981年-1985年，这个国家的净物质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4.1%和4.5%，而同期匈牙利的数字分别是2.8%和1.4%。南斯拉夫则处于停滞或下降的状态。而且，后两个国家一直在忍受着通货膨胀的折磨。据此对比，东西方都会有人赞成这样的话：“经济改革不是出路。小改小问题，大改大问题，不改反倒没问题”然而，后来的考察表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民主德国。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恐怕更高一些，至少就市场消费品供应而言是如此。
民主德国当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很有点不以为然。据说他们自认为是“最成功的社会主义样板”。这颇有点我们当年夜郎自大的劲头。民主德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的、相对而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恐怕与以下因素有密切关系：（1）联邦德国的存在，使得民主德国始终在特殊的压力之下，这会产生特殊效应，加速经济增长。（2）民主德国与苏联分工合作较好，经济专业化程度也高。（3）联邦德国在技术和贸易上大力扶持民主德国。（4）国内经济政策特别重视“加速技术进步”战略。（5）集中计划体制得到最大限度的完善和强化，因而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其长处。民主德国之所以不接受改革，可能也与这些因素有关。面对日益激烈的内外局面，民主德国能否继续沿着以往的道路走下去，恐怖也是值得怀疑的。
诚然，并非宣布改革或者着手改革就能很快解决全部问题。恰恰相反，改革中还有一系列麻烦和困难，处理不当，还会出大的乱子。有些国家的改革政策协调注意得不够，没改革的国家可能还做得好一点，例如民主德国在结构和技术进步方面颇有一些成就。然而，民主德国并没有创造出不改革而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
匈牙利：改革需要改革吗？
我们从民主德国乘火车穿过捷克斯洛伐克，直抵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确实名不虚传，美的让人惊奇。多瑙河上的桥使布达和佩斯两座古城连在一起。上个世纪这里显然有过一段繁荣的历史。城市中最古老的一条地铁，据说也是欧洲大陆最早的地铁。站立在布达一座小山上的解放女神塑像是这个城市的标志。从市面上看，很难把这个国家的经济与危机联系在一起。但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却提供了非常令人不安的信息：通货膨胀率正在持续上升，积累率已下降到9%左右，平均名义工资增长持续多年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居民实际工资呈现下降趋势，外债高达200亿，等等。
我的匈牙利朋友带我们在城里转了几圈，介绍了各种情况。对于自己的国家和首都，他无疑有骄傲感，然而他的批评似乎更多一些。在我看来，市场很丰富，东西也很便宜（西欧相比），他却说物价一直在上涨，他的妻子每天都要去采购，听说物价还要大涨。正当我对漂亮的旅馆、酒吧赞不绝口的时候，他却说，匈牙利人享受的不多，多半是为了外国人开的。我很欣赏前几年建起的高层住宅区，然而他告诉我布达佩斯的建设资金现在还不够维修老房屋。我们和他的家庭住在一起，因而也看到了他们及其邻居的实际生活水平，我告诉他这是很不错的，他却说，匈牙利人十年来没有提高。有一点他是同意的，布达佩斯的交通大概是欧洲最好的，至少也是最好的之一。其实，他或许知道，匈牙利的官方汇率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接近市场汇率的。
我和几个青年人（大学教师和学生）谈天，他们都十分坦率而真诚。我问到改革，他们“改革”这个词在匈牙利己经用滥了。政府总是在说“改革”，可是多年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后来见到的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鲍威尔也告诉我，他认为匈牙利只有过一次真正的改革，那就是在1968年。我提起生活水平，他们承认，在东欧匈牙利恐怕是最好的。但与西欧相比，差距仍在扩大。关于前景，大家都表示不容乐观。首先是世界市场保护主义抬头，其次是国内成本上升，再次是争取不到外资和先进技术。政府已经告知百姓，准备好应付更严峻的困难，经济好转最快也要七八年时间。党的第一书记这次也公开发表讲话，要人民采取理解和合作的态度。明年起，要实行更紧的货币财政政策。
早在英国，就听说匈牙利正在开展一场“对于改革进行改革”的全民大讨论。争论之激烈，意见分歧之大是多年末有的。党内思想不统一，爱国民主阵线与党中央看法也不一致。其中在全国引起广泛注意的是财政部所属研究所几名青年经济学家有关改革和转折的报告。此报告迟至今年6月才公开发表，同时也传出研究所行将解散的消息。按照报告作者的意见，匈牙利以往的改革是不彻底不完全的改革。现在，进行全面彻底民主放权和市场性质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只有将经济改革与社会、政治、组织、机构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扭转局面，走出困境。他们认为，坦率现实的改革政策在短期内不可能带来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暂时倒退，但却是有前途的，要通过加强公开性，增加劳动者发表意见的机会，以及实行利益代表的多元化和民主，使社会成员能对市场经济和国家的活动进行监督。然而，党和政府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终于制定出一份《经济一社会振兴计划》。尽管仍有不少批评，但是向纵深推进改革却是这个计划的基调。9月，政府将向国会提交明年的具体改革方案。
我第二次到布达佩斯多住了几天，这使我有机会去拜访了专门研究和实施匈牙利改革的专家们。
这些知情者们对于过去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1968年的改革没有能依照预想进行下去。改革事实上多年来处于停顿和倒退的状态。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国际市场的波动是次要因素。1980年的价格改革，预期很高，但现在证明是失败了。主要问题是：所谓“竞争价格”，虽然与国际市场挂钩，但并不反映国内的供求和竞争，更重要的是它一开始就设立在人为的繁琐的税收和补贴制度之上，对买得起的企业征税，对买不起的企业补贴，即使价格水平再接近国际市场，制度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变化。1983年对建筑业实行招标的合同制度，然而却没有出现竞争。据说投标单位常常会联合起来对付招标单位，因而工程造价依然持续上升。其它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似乎都不太有效。
现行经济体制并没有摆脱传统模式的巢臼。虽然市场机制引入经济，但是行政协调顽强地保存着主导地位。用科尔内教授的术语，改革前是直接行政协调，改革后是间接行政协调。企业的经营决策权近年来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企业领导人的努力方向不是提高效率，而是去与上级机关谈判、争吵，讨价还价。行政协调阻碍了市场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自身发育的条件也没有创造出来。中国人常说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规律，看来在匈牙利也存在着。现行体制不断地再生产出收入膨胀和物价上涨的结果来。与此不无关系的是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和个人收入差别的不合理扩大。制度和政策优惠使得私营工商业者的收入比国营工业部门的职工高出许多倍(最高达20倍)。职工第二职业常常比第一职业赚钱更容易，私人出租房屋、别墅所得租金很可能高过工资。近些年来，政府面对消费膨胀的现实，不得不靠降低投资积累的办法来尽可能地维持总供求平衡，这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然而经济发展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长期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如果不紧缩投资，那势必出现与南斯拉夫别无二致的局面。这是一个真正的两难境地。
出路只能是继续推进改革。以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政策。然而理论家们对于目标模式的设想却是不尽相同的。如果简单归纳可以说有两大派别。一派强调劳动者集体自治，一派强调市场竞争关系。社会、政治方面改革的必要性是无人怀疑的，公开性、民主化等一般口号也是易于被大家所接受的。至于具体的构想，则存在许多争论，而且争论还将持续下去。1986年11月，匈党召开全会，做出了深化改革的决定。具体内容有价格、税收政策、银行金融改革、工资补贴改革、鼓励竞争、实行破产法，完善企业委员会制度，党政分开，发扬民主，实行广泛的“社会参政”等等。按照规定，1987年推出银行信贷改革，实行企业破产制度。评价这些改革的成效，半年多的时间恐怕不够长。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许多预想的效果现在是没有可能出现的。国家银行和科学院的经济学家们对我解释了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经济体制其他方面没有相应变化，这两项改革是无法展开的。企业亏损，责任不一定在企业，价格、税收、补贴等多重经济关系没有理顺，盈不盈利又能说明什么问题。破产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在不存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只能有行政性的“关闭”。迄今为止，只有一家国营企业被关闭了，或者也可以说是“破产”了。银行体制方面，将原有的国家银行分成两级银行（即中央银行和数家商业银行），这在机构上无疑是早该做的事情。但要中央银行统一管理调节货币供应，遇到了根本性的障碍—财政部自然有权决定贷款和透支（弥补赤字）。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虽然不再接受部门、地区干预，但是都直接受财政部控制。几家大的商业银行，董事会里都有财政部的一名代表，发放贷款或为企业代发债券、股票都要财政部点头，因为信贷原则是，企业告贷必须有财政部作保。糟糕的是，这种约束，在现在还很难说没有道理。对于银行信贷政策，科学院的托马斯?鲍维尔教授说，或许过些时候还能看出一点成效，但是国家银行的经济顾问克拉罗?乔尔女士则完全不抱希望。
也许有一个趋向值得观察，股份化已经开始悄然起步。金融改革的设想提出了资金市场建设的任务，允许企业之间互相购买对方的股票。银行改革也与此结合起来，新成立的几家国家商业银行就是以股份公司名义注册的，而且有进一步扩大非国家持股比例的可能。
对于此次新的改革，有人明确表示没有信心。无论如何，晚后两年才是关键时期。作为一个外来的观察者，我倾向于不早作结论。
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十字路口
从贝尔格莱德火车站走出来，第一印象很难说是良好的。车站内外极其肮脏，厕所更是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旁边的旅行社却很有点现代派头，工作人员免费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代我们打电话与人联系）。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走过来兜揽生意，我告诉他我们想步行去找一个地方，他没有丝毫失望，反倒详细告诉我怎么走。然而，几小时后我碰到的另一个出租司机，则公然敲诈，两公里的路程要10美元。商店里的服装等等物品，价格比伦敦也不低，但是汉堡包等食品却又比较便宜。城市里有的地方杂乱无章，有的去处却秩序井然。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对我们非常友好，虽然语言不通，给我们看了地址，一位妇女下车后还把我们送了一程。然而在现代化的斯洛文尼亚饭店的地下酒吧，我们亲眼目睹一位衣着笔挺西装的中年男子，忽然大骂侍者并掏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贝尔格莱德，你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我们去贝尔格莱德之前和之后都有人告诉过我，南斯拉夫有一些城市比首都要好一些，特别是海滨。我相信他们是对的。只可惜我没能去其他地方看看。然而，全国宏观经济形势之严峻是毋庸置疑的。1980年危机以来，经济增长无从谈起，通货膨胀率却如脱缰野马不断升腾。1981年是39.3%，1985年是79.5%，1986年是91%，而1987年肯定会破三位数大关。外汇收入的一半要用来偿还到期债务本息，借新债来还老债也成了办法。官方汇率从70年代后期的十几个第纳尔兑一美元，增加到目前的七百多个第纳尔，而在西方银行已经达一千第纳尔，居民生活水平还不如70年代中期。如此等等，大概就是南斯拉夫出现“社会主义经济滞涨”的表现和特征。
问题还不只限于经济。据报道，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起工人罢工，规模正在扩大。1986年还成立了一个具有“反对党”色彩的政治组织----“团结基金会”，成员数百人。民族矛盾也有激化的趋势。但是，这一切，在1987年8月的贝尔格莱德似乎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迹象来。
南斯拉夫人生性热情、开朗，然而，对于发展的前景却少有人乐观。我的一位朋友曾在这里留学，前些时候故地重游，昔日的同窗好友们谈到自己的生活，禁不住潸然泪下。我不懂当地语言，更无这样的知己，因而只能在马路上、公园里或快餐店和饭桌上，找会讲英文的人聊聊天。他们问我对南斯拉夫的印象，我回答说人们很友好，生活也不错，他们听后高兴得开怀大笑。过后，他们多半会补一句：过去比现在好。
经济学家不是一般民众。他们多数并不留恋过去。理论界对70年代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一片谴责之声。人们批评卡德尔的理想主义误国误民，批评党用发达的共产主义模式来套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批评政府奉行“通货膨胀有利论”，不顾一切地举债外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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