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三年前的因政治暗杀而死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格罗夫列夫的葬礼上，俄罗斯民主团体的领导人便大声疾呼：“俄罗斯进入了政治暗杀时代！”那时的俄罗斯，发生多起政治暗杀事件，刺激着人们那根脆弱而恐惧的神经。十三年后的昨晚，曾在叶利钦时代出任第一副总理、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大街上被坐车经过的枪手刺杀，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印证民主团体领导人的断言。涅姆佐夫生前的政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凶案表示谴责，指责是“买凶杀人”。 因为普京与凶案有着某种嫌疑，又加上政治刺杀本身具备的冲击性，远比病故、车祸、坠机之类死亡更能刺激人的感官，容易令人产生恐惧和各种猜测，所以凶案发生后，立刻吸引住全球媒体的目光。
俄罗斯前副总理遇刺身亡
在凶案真相还未揭开的情况下，不妨先来分析刺杀本身。翻开人类历史画卷，刺杀是一种有着漫长历史的古老的斗争手段。两千年前的中国，有著名的“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传诵至今。罗马共和国的传奇人物，横扫地中海的凯撒大帝，同样是遇刺身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的历史进程。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刺杀事件同样络绎不绝，甚至有可能天天上演，只不过未能得逞而已。建国不过两百多年的美国，已经有四位总统遇刺身亡，至少九位总统遭遇暗杀。近代中国，则有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载沣、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之类不胜枚举的刺杀事件。圣雄甘地、甘地家族的英迪拉和拉吉夫（均担任过印度总理）、韩国的朴正熙、瑞典的帕尔梅，他们曾经都是一国之最高领袖，但都死于刺杀。刺杀，顾名思义，是一种隐蔽的、非正常的置人于死地的斗争手段。刺杀事件运用广泛，既可以是强者用于弱者，又可以是弱者用来对付强者，既可以是个体间的行为，又可以是群体间、党派间、国家间的行为。强者用于弱者的时候，往往是不方便直接公开将对方制服，而对方的存在又是不容忽视的威胁和制肘，因此唯有选择这种极端而隐蔽的方式。弱者对付强者的时候，则是因为通过正常手段根本难以威胁到对方，不得已只能铤而走险。不过强者和弱者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尤其是刺杀的那一刻，最为强大最有权势的人都有可能瞬间成为待宰的羔羊，而之前处于弱势的刺杀者则有可能一下子上升为主宰对方生死甚至影响历史的关键人物。杜甫写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刺杀还有直捣对方核心的作用，使对方失去指挥，自乱阵脚。所以在古往今来的两军对垒或者两种力量胶着状态的时候，刺杀对方主帅或者最为关键的人物，都是非常值得一试的特殊手段。比如，前段时间一度引起热议的电影《刺杀金正恩》，便是一部典型的以擒贼先擒王为案例的电影。
刺客本身是分等级的，刺杀一国之领袖与刺杀一个仇人绝不可同日而语。但凡重要人物，下至一个机构或者一种势力的头头，上至党派领袖和政治家，他们往往都是有势力的人物，有着必要的防护，尤其是一国之最高领袖，更是得到天衣无缝的全方位保护，其刺杀难度系数最高。可以这样说，敢于刺杀一国之领袖或者通过刺杀直接改变历史进程的刺客，不管成功与否，都是刺客中的轰炸机，足以在刺客历史里面扬名立万或者遗臭万年。正因这样，刺杀伊藤博文的朝鲜爱国者安重根，行刺李鸿章的日本人小山丰太郎，行刺蒋介石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都在刺客历史里面留下一笔，而刺杀林肯、刺杀斐迪南大公、刺杀肯尼迪，都像荆轲刺秦一样，成为非常有名的案例。
在法治逐渐成为全世界共识的今天，刺杀行为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不过，在法治不张的漫长人类历史上，刺杀却是一种世代存在、代价最小、最简单、最直接的斗争方式。刺杀的目的相同，都是从肉体上消灭对方，代价也相同，都是用生命来冒险，不同的只是刺杀对象，要么是功臣，要么是罪人，杀了功臣，天下人人欲除之而后快，杀了罪人，天下人人额手称庆。因为刺杀本身的简单直接，具有隐蔽性，又加上任何防范都有百密一疏的可能，哪怕是国家元首的安保都有可能存在漏洞，所以刺杀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屡试不爽的选择。比如，美国中情局曾经暗杀卡斯特罗638次，斯大林策划暗杀同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的铁托和成功杀死托洛茨基，蒋介石同样暗中策划过刺杀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刺杀是政治永恒的梦魇，被无数国家的无数人用过，也让无数的政治人物小心翼翼乃至胆战心惊。尽管在可预见的历史里面，刺客的传奇或者罪恶还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所以才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有俄罗斯反对派领袖被暗杀的丑闻，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刺杀行为本身虽无关正义或者邪恶，但毕竟不容于法治社会的时代要求，无论是对于刺杀者本人带有的危险性，还是对于被刺杀者的合法权益的侵犯，刺杀本身都是不值得提倡的行为，也希望将来刺杀没有存在下去的土壤。假若真有那样的一天，人类或许真的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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